1999年我寫下了中篇小說《重瞳——霸王自敘》，翌年便在《花城》以頭條位置發表，隨即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以及海外的報刊相繼轉載，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直到今天還在被不斷談論著。幾年后我又根據小說改編成話劇——劇名已經改作《霸王歌行》，由中國國家話劇院首演，王曉鷹導演，在國內外演了很多地方，還獲得了第31屆世界戲劇節優秀劇目獎。這個戲是國家話劇院的保留劇目，幾乎每年都要演上幾場。那會兒就想了，什么時候寫一個“春秋戰國秦漢三部曲”，從這三個歷史時期中選取三個家喻戶曉的故事，同樣來一次顛覆性的解讀。我已經寫了“楚漢相爭”，剩下來的就是“趙氏孤兒”和“荊軻刺秦”了。但這一想，就是二十年。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一個專心致志的寫作者，我的寫作總是顯得三心二意，往往是想寫就寫，想停就停；或者寫寫停停、停停寫寫。這幾十年來我除了寫小說和劇本，還作導演執導過不少電視劇，近些年又把精力放到了繪畫上。但我喜歡這種自得其樂的生活方式。我也從不參加任何專業協會，沒有理由，只是覺得所做的這些純粹是私人的事情，從心所欲就好。我更喜歡一意孤行——這個成語，仿佛是為我這種人量身訂制，我有本隨筆集就叫《一意孤行》。我寫小說，從來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尋找自以為合適的表達。莊子有言，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這話很對我的胃口。

“趙氏孤兒”這個題材最初進入到我的寫作計劃中，是在2008年。當時陳凱歌打算拍這個電影，約我去他的工作室聊，問我可有興趣？我說興趣是有的，但我的理解恐怕跟你不一樣，跟這個故事就更不一樣。于是就很隨意的說了一嘴，我不會去表現一個父親拿親生骨肉去換取所謂忠臣之后，這是反人類，很殘忍，如果世上真有這樣的父親，那就是最壞的父親。我怎么能歌頌這樣的父親呢？這話一出，好像就沒有什么可以往下談的了。但我認為，如果這個立足點不解決，還是炒剩飯，意思不大，自然這次合作還沒有開始就無疾而終。

丁酉年是我的本命年，我作出了一個決定，離開居住二十年的京城，回到了故鄉安慶。民國時期的安慶曾是安徽省的省會，如今落寞了，算是一個四線的城市，但正合我意，這種不被打擾的安逸我已向往很久。以前說過，六十歲對于我是一條分界線，之前舞文，之后弄墨。舞文弄墨是我的人生設計，簡單明了。原計劃今后心思都放到了作畫上。我已經十年不寫小說。再次展開寫作是從隨筆開始的。也是因為作畫，過程中有點隨想便順手記下來。以前是寫作間隙作畫，如今是作畫空閑寫作，重心完全變了。這中間又零散的寫了幾個中短篇以及一部話劇，還做了一個一部四十集的電視劇，劇名就叫《分界線》，我是編劇和總導演。《天涯》新年第一期簡介中，說我在文壇“近乎絕跡”，實在是恰如其分的表達。過六十六歲生日那天，我填了一首七律自況，其中頷聯是“六十六年路中路，三十三載壇外壇”——此生游于各種壇之外，豈不快哉樂哉？

我和《天涯》主編林森至今未曾謀面，但這份刊物在我心目中有著很高的位置。當初韓少功主持改版，其時我剛剛離開海口。但這些年過去，卻沒有想起來為她寫稿。多年以后和主編林森的聯系源自《山花》的李晁。2018年在李晁的追逼下，我為《山花》寫了一個叫做《斷橋》的短篇。后來據此改編成話劇，但發表于《中國作家》。林森大概還喜歡我的文字，就向李晁要了我的微信。林森平時也喜歡畫畫，時常在“朋友圈”看見他隨手畫下仿照葉淺予筆下的“王先生”，所以他后來發起舉辦“天涯·2022年中國作家書畫云展“我一點也不意外，好像第一期就發了我的畫，三十多幅，頗受讀者歡迎。去年《天涯》的封二都是我的人物畫，從魯迅到張愛玲，盡管牛皮紙印刷畫作的效果不夠理想，但影響卻還不錯。有一天，林森突然向我約小說，說得很懇切，我這才發現他這是在用“潤物細無聲”的方式約稿。我回答說，我記著這件事。

于是又一次想到了“趙氏孤兒”。以前曾有過動筆的念頭，但是一想到年代那么久遠，要查閱很多資料，就知難而退了。這說明我的銳氣在消減。當然，這還在其次，主要的問題還在于“形式的發現”——我有一個習慣，但凡寫小說，會自覺地先去考慮“怎么寫”。我比較在意這個，總覺得不同的題材，應該有不同的寫法，得先找到一個最合適也最舒服的敘事方式。對我而言，這算是技術活，我也一向認為小說就是通過文字造型的藝術。當然，最強烈的意愿，還是想寫出那個未了的“三部曲”，我需要重新解讀，如當初的《重瞳——霸王自敘》，但肯定又是不同的敘事。《重瞳——霸王自敘》采用了第一人稱，開篇就是“我叫項羽”，這是項羽亡靈的視角。那么，這部小說是否可以用第二人稱來作為主打？你怎么樣？于是你說，那時你想……程嬰先生，別來無恙乎？這個瞬間就跳出了小說的名字——《與程嬰書》。

于是就試著寫了一段，讀起來覺得文字還有點味道，好像也就找到了小說的支點，這個支點一旦形成，后來的事慢慢就理順了。回頭再翻《史記》和《左傳》，斷斷續續的想著這個故事的構成，很快也就找到了另一種解讀的方式，我要做的，就是對這個故事做一次徹底的顛覆，但不能憑空捏造，譬如趙莊姬和趙朔的叔叔趙嬰齊的私情，《左傳》中是有所提及的。借用文本里的一段話——

在筆者看來，所謂捕風捉影，即是在撲朔迷離的歷史縫隙中去尋求另一種解讀的可能，或者依靠想象來重構這個支離破碎的故事。我只希望推理層面能夠達到邏輯自洽，敘事層面也可以自圓其說。至于真實，那只能存在于我的內心。

查看日記，我用了十天的時間寫出了小說的初稿，竟有四萬多字！這讓我意外。我沒有料到像我這樣三心二意的寫作，在這樣的年紀還能擁有一份文字的激情和愉悅，真是得之不易。

我曾經說過，某種意義上，現代小說的寫作就是對形式的發現和確定。如果說小說家的任務是講一個故事，那么，好的小說家的使命就是講好一個故事。這個立場至今沒有改變。以前我有過多次的嘗試，譬如《風》，是把現實、回憶、想象用三種字體交織在一起；《獨白與手勢》讓大量的圖畫成為敘事的另一個層面，與文字的敘事并行互補；《關系》以對話為主體，看起來像是一部話劇；《死刑報告》里又并列寫了一個“辛普森案件”，讓人產生中西方刑罰觀念的比較。于是這回我有意把所謂的電影劇本融進了這個小說文本，又仿佛我是導演，在與劇中人程嬰先生討論劇情并不時對他進行著“導演闡述”。這份執著，源頭還是當年先鋒小說時期對所謂“元敘事”的迷戀。我甚至認為，敘事是判斷一部小說真偽優劣的唯一尺度，一個小說家的敘事能力和敘事方式，決定著一部作品的品質。

《與程嬰書》初稿傳給林森，他很快就看完了，說很喜歡，并問我是不是寫得有點嗨？我說還真是這么回事。這種寫作中誕生的激動對我而言實在是久違了，仿佛對自己有了一個鄭重的交代。之后的幾天里，我幾乎是每天都會改上一稿，以至于最后都不好意思再改了。我充分享受了一個寫作者在寫作中的那種快樂。當我看到《天涯》新年第一期的封面時，我突然覺得，它和《與程嬰書》在氣質上有著驚人的一致。

有一點讓我始料不及。在《與程嬰書》寫完之后，另一塊骨牌竟然也隨即倒下了，這就是發表于《作家》今年第一期的《刺秦考》，顯然是由《與程嬰書》帶來的不可思議的內驅力所推動。至此，盤桓在我頭腦里前后達二十年之久的“春秋戰國秦漢三部曲”宣告竣工，回頭看看，還是難以相信。一部作品問世，就是一個客觀存在，我希望讀者的閱讀也一樣酣暢淋漓，至于其他，絲毫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