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時間是一條長河，那么故宮就是這條長河上的一顆璀璨明珠。雖然它只有六百多年的歷史，但卻珍藏了各個朝代的文物、典籍等歷史遺產，匯集和凝聚了中國數千年的悠遠歲月。

在著名作家、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看來，透過故宮，歷史是可以看見，也是可以走近的。

這些年來，祝勇撰寫了《故宮六百年》《紙上繁花》《在故宮尋找蘇東坡》《故宮的古物之美》等作品，構建起了一座“紙上的故宮”。其中，《在故宮看見中國史》202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經推出即備受讀者好評，頻頻登上各種“好書榜”。百忙之中，祝勇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專訪。

以物證史、以史說物在物與史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記者：您的“故宮系列”中原本就有《在故宮看見中國史》這本書的計劃嗎？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祝勇：寫這本書的初衷緣于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文物都牽動著歷史，是歷史的證物，所以，每次面對它們的時候，我都會想到它們背后的歷史，它們在是什么情境下產生的？它們經過了怎樣的歷史煙云走到我們眼前的？

過去我們講歷史，更多是與文獻結合，很少與文物結合。觀眾到博物院看文物展覽，通常也止步于文物本身，而不能與歷史結合起來。因此我覺得以物證史、以史說物，在物與史之間架起一座橋梁，這種寫作非常必要。比如《在故宮看見中國史》有一篇寫到商鞅變法，在故宮博物院就收藏著一件大良造鞅鐓，是衛鞅（即商鞅）于秦孝公十年被封“大良造”（“大良造”是爵名）之后鑄造的鐓，上面有十字銘文，就見證了這段歷史。因此寫作這本書的念頭早已有之，也是我“故宮系列”的一個組成部分。

記者：《在故宮看見中國史》寫作過程有多久？這本書可看出您史料閱讀量巨大，這些都是您在撰寫過程中看的，還是平時的閱讀積累？

祝勇：《在故宮看見中國史》可能是我寫作時間最長的一本書。大概從2010年開始動筆，前后寫了十幾年。全書共12章，講述自先秦至晚清的中國史，也是以點代面的寫法。每一章聚焦于某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段，比如第四章《大唐王朝的至暗時刻》專講安史之亂，但在橫向上和縱向上都有一些輻射，講歷史事件之間的關聯。

在史料的運用上，當然依賴平素的積累，只有當某件文物、某段歷史對我有所觸發，我才會動筆去寫，而這種觸發，是建立在自己對歷史的認知上，這種認知是通過平素的閱讀與思考形成的，臨時抱佛腳肯定是不現實的。當然出于寫作目的，會在這個基礎上再去尋找史料，所以寫作本身也是一個探索的過程，通過寫作可以完善、提高自己對歷史的認知。

記者：關于中國通史的書籍很多，您在寫作《在故宮看見中國史》時給自己的目標是什么？相比于之前關于故宮的書，這本書的難點和挑戰在哪里？

祝勇：我每次寫作都希望給讀者提供觀察歷史的新角度，而不是照搬史書，否則寫作就毫無意義。比如講到明亡清興這一段，除了大的歷史框架之外，我對崇禎的性格缺陷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有一點精神分析的意味。他從無條件信任袁崇煥，到將袁崇煥凌遲處死，這個跨度太大了，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對此，我是這樣說的：

“崇禎就像一個怨婦，把自己的‘愛’毫無保留地交給一個人，卻空勞期盼，所有的甜言蜜語，原來都是空頭支票。站在他的角度上想，由愛生恨，這是必然的結果。愛和恨，像一對連體嬰兒，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難解難分。”“當崇禎把自己、乃至整個帝國的命運都押在袁崇煥一個人的身上，怎能不輸？而對于袁崇煥來說，無上的榮耀里，就已經埋伏了巨大的兇險?！薄俺绲潓υ鐭ǖ膽B度只有兩極，沒有中間地帶，用張岱的說法，叫‘黑白屢變’。然而，崇禎畢竟不是一個普通的怨婦，他是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可以送人上天堂，也可以送人下地獄，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把大兵壓境的恐懼感和江山危急的挫敗感全部發泄到袁崇煥身上，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八月，崇禎再度駕臨紫禁城平臺，正式宣布處死袁崇煥的決定，對這位衛國功臣處以最殘酷的刑罰——凌遲?！?/p>

寫作中盡量在兩個維度上做到極致

記者：寫《在故宮看見中國史》時，有沒有讓您寫得感慨唏噓甚至落淚的內容？

祝勇：每一章都很令我唏噓，因為我選擇的歷史節點不僅是關鍵的，充滿了各種變數，也是復雜的，充滿了糾結、痛苦、掙扎。每一個當事人都試圖把握歷史的走向，同時又被歷史的洪流裹挾向前。在這種主動與被動之間，形成了敘述的張力。我聽說有讀者讀到袁崇煥被凌遲那一段有掉淚的。

記者：就您個人而言，您最喜歡哪個朝代，為什么？

祝勇：每一個朝代都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不堪的一面。如果一定要選一個，像許多人一樣，我也喜歡宋代，尤其是北宋。

喜歡宋代的理由，我在第五章《澶淵：戰爭與和平》中已經說了。簡單說，宋代為士人開啟了一個廣闊的政治舞臺，政治環境相對寬松（當然只是“相對”），使士人可以去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理想，文化上也比較開放，儒釋道文化都得到發展，因這種開放而締造了輝煌的文化，物質生活也達到了一個高峰，從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宋畫、書法、瓷器等文物上都可以得到證明。

記者：這本書中并沒有提及元朝，為什么？

祝勇：《在故宮看見中國史》里面12章，并沒有覆蓋全部的朝代，所以我用了這樣一個書名，表明它并不是一個學術體，寫法上比較靈活，難免掛一漏萬。沒有提及元朝，是因為沒有找到合適的切入角度。

記者：您在書中，還橫向地比照了西方同時代的歷史，為什么？

祝勇：我在寫作中盡量在兩個維度上做到極致，這是我多年寫作的習慣，或者說是風格。一個維度是歷史大坐標、大脈絡，另一個是歷史細節。前者要大，后者要小。在《在故宮看見中國史》中自然是貫徹了這樣的寫法。最典型的是第二章《漢匈之戰》，上下數百年，從西漢寫到東漢，縱橫上萬里，從大漢帝國、匈奴帝國，一直寫到東羅馬帝國（正是因為大漢擊潰匈奴，導致匈奴人西遷，才最終滅亡了東羅馬帝國）。歷史有一種“多米諾骨牌效應”，或者叫“蝴蝶效應”，我把某一段具體的歷史放到一個更宏偉的框架內，可以避免孤立地看待某段歷史，看到不同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系。

能在故宮工作和寫作，感到非常幸運

記者：在故宮呆這么久，是不是每個角落您都去過？您最喜歡故宮的哪里，為什么？

祝勇：不敢說每個角落都去過，至少大部分角落都去過吧。故宮是一個古建筑群，每個角落都有其獨特的美，很難說“最”，如果一定要說，我想說還是現在的故宮研究院的辦公地點“南三所”。它在東華門內，曾是清代皇子們居住的地方，東西排列的三個三進四合院，一律清色琉璃瓦，非常幽靜，我在最西的院落。我在那里讀書、治學、工作，度過了好幾個春秋，見證了故宮的風霜雨雪，感受故宮的生命律動，我把故宮的歷史，與我個人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

記者：作為故宮博物院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您在故宮日常的工作是怎樣的？

祝勇：主要有兩方面的工作，一是“研究”，二是“傳播”。“研究”方面，我寫了一些關于“故宮學”的文章，發表在《故宮學刊》和一些學術期刊上，也出版了《故宮藝術史》《故宮文物南遷》這些書籍。

“傳播”方面，主要是利用當代傳媒手段，將學術成果活化，讓歷史、讓文物活起來，為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服務。比如在紫禁城肇建六百周年之際，我們策劃了文化探訪節目《上新了，故宮》等。為迎接20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為迎接故宮博物院北院區的建成，還有一系列傳播工程在推進中，包括紀錄片等影視作品，在不久的將來呈現給大家。

記者：您對于歷史的愛好，是從在故宮工作開始嗎？

祝勇：小時候就開始了。我父親的書架上有許多歷史方面的書籍，如《史記》這些正史，還有蔡東藩歷代史通俗演義?！妒酚洝贰斗贂贰独m焚書》《鹽鐵論》這些古籍我看不懂，只是瞎翻。蔡東藩的歷代史通俗演義我看得入迷，后來在廣播里聽劉蘭芳講評書《岳飛傳》，非常著迷，又看清乾隆年間成書的《說岳全傳》等書。

我那時候（70年代中后期）談不上喜歡歷史，實在是沒書可看，就翻父親書架上的書看，可能潛移默化中培養了我對歷史的興趣。故宮是觀察中國歷史的一個非常好的窗口，可以說獨一無二。故宮博物院的收藏不只是明清兩代，而是涵蓋了新石器時代以來近8000年的歷史歲月。尤其當我們面對新石器時代的彩陶、玉器，不只是“一眼千年”，甚至是一眼越過近萬年時光。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先生說：“故宮是一部濃縮的中華8000年文明史?！边@些文物曾經所親歷的時間尺度，不是我們能夠想象的；我們眼前的每一件文物，背后都隱藏著弘麗豐富的傳奇。能在故宮工作和寫作，我感到非常幸運。也正是因為有幸在故宮工作，我才能寫出《在故宮看見中國史》。

反對碎片化閱讀它正使人流于膚淺、急功近利

記者：現在流行短視頻和碎片化閱讀，您卻一直堅守文字，這種堅守困難嗎？寫作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知道您癡愛紙質書，那您現在接受電子書了嗎？會看電子書嗎？

祝勇：我從不認為我在堅守，因為我熱愛閱讀，每天都讀書，而且每天都讀不同的書，不只讀一種書。閱讀已成為我的生活方式，沒有閱讀，我不知道該怎樣過日子，所以就不存在堅守不堅守的問題。

我反對碎片化閱讀，它正使人流于膚淺、急功近利。比如“一分鐘讀懂《紅樓夢》”，這可能嗎？只能說無知者無畏了。像《紅樓夢》這樣的大書，不僅需要通讀，而且要一遍一遍地品味，甚至有可能伴隨我們一生，唯其如此，才能體味到它的精妙。還有人喜歡聽別人講書，這也是很荒唐的，閱讀是一個自己感悟的過程，怎么可能讓別人告訴你？這跟吃別人嚼過的饃有什么區別？比如《復活》，我讀大學時就讀過，去年拿出來重讀，感覺大不一樣，因為此次重讀，我把自己的人生閱歷加進去了。

閱讀是一種享受，更可以建構我們知識體系、深化我們對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的認識。沒有系統的、深入的閱讀，我們不可能成為一個有精神力量的人。我只讀紙質書，不讀電子書，也不在手機上的閱讀。我們讀書不只是讀內容，也是一種審美、一種綜合性的審美，是一種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精神享受。讀紙質書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紙質書紙墨的味道、手觸的質感、設計的精美等，都是這種幸福的來源。每當一本好的書握在手里，我都覺得自己的幸福指數提升了不少。我覺得只有紙質書才能稱其為“書”，是形式和內容的高度統一。

記者：您的工作很忙，是如何做到那么大的閱讀量的？您每天要看多長時間的書？

祝勇：有人不喜歡讀書，找了一個理由，就是沒有時間。找什么理由不好，非得找這個理由——沒有時間讀書，為什么還有時間刷手機呢？時間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每個人的一天都是二十四小時，誰也不多，誰也不少，顯然不是時間的問題，而是你覺得閱讀重要不重要，假如你覺得閱讀重要，一定擠出時間讀書。

有人說是因為時間太零散，沒有完整時間，刷手機比較適合這種零散時間，但他們手機一刷就是一個小時兩個小時。既然能夠利用零散時間刷手機，就能利用零散時間讀書。時間少，哪怕讀十分鐘、二十分鐘也可以。魯迅先生說過，他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讀書上。這是說他也是用零散時間讀書的，化零為整，集腋成裘。不然你期待的“完整時間”，也許永遠不會到來。

我閱讀量還算不小，一是因為閱讀已成為習慣，晚上睡前至少閱讀一小時——這睡前讀書的時光，是我一天中最令我珍惜、最幸福的時光，當然白天也盡量抓緊時間讀書。除了在書房里閱讀，我出門會在包里放一本書，無論坐地鐵，還是在某個地方等人，都會把書拿出來讀。只要身上帶著書，我就不怕等候的人遲到。還有坐高鐵坐飛機，更會帶上書。幾個小時的旅程，讀書是最好的選擇，因為在飛機、高鐵上，基本上什么事都做不了，可以全神貫注讀書。許多書我都是在飛機上讀的，三四個小時的航程，我基本可以讀完一本十萬字左右的書（尤其是文學作品）。比如2022年應江蘇衛視之邀，去珠海東澳島參加《我在島嶼讀書》第二季的拍攝，我在機場買了一本馬伯庸的《長安的荔枝》，飛機降落剛好讀完。我到東澳島不久，馬伯庸也到了，我剛好和他交流了這本書。如果是二十萬字左右的書，飛一個來回差不多可以讀完。旅途中帶書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不怕飛機延誤，越延誤我越高興，因為我包里有書，利用等飛機的時間，正可以好好閱讀。

記者：您的寫作有儀式感嗎？還是像一些人那樣，隨時可以寫，在飛機上、在車上，有了靈感都會寫？

祝勇：我寫作與閱讀不同，閱讀可以不拘地點，寫作我一般是在家里。因為我的寫作大部分涉及歷史，需要大量文獻，我不能脫離文獻寫作，我書房里的書，基本都是根據我寫作的需要配置的，像《清史稿》《蘇軾全集校注》等等，卷冊比較多，沒法帶到外地。但我坐飛機，電腦一般都隨身帶，如遇延誤，可以隨時打開電腦寫作或者修改，住在酒店里有時間空隙也可以寫。當然那種比較依賴文獻的書稿不能寫，可以寫一些散文或者隨筆。

記者：您差不多每天寫多少字？

祝勇：沒有一定之規，狀態好時多寫，狀態不好就少寫。

記者：您寫作時會焦慮或有壓迫感嗎？如何處理這些情緒呢？

祝勇：沒有，一切順其自然。

年輕人學歷史不必貪大求深

記者：您覺得自己是悲觀的人還是樂觀的人，對歷史知道得越多，是越悲觀還是越樂觀？

祝勇：在這里引用法國年鑒派史學大師呂西安·費弗爾說過一句話：在動蕩不定的當今世界，唯有歷史，能使我們面對生活而不感到膽戰心驚。

記者：對于當下喜歡歷史的年輕人，您有什么建議？他們怎么從浩瀚的歷史中起步，慢慢深入？

祝勇：不必貪大求深，也沒有所謂的一步到位。可以從你喜歡的書開始，一點點深入。

記者：您的“故宮系列”目前還有什么計劃？還有其他作品計劃嗎？例如寫懸疑小說。

祝勇：我2019年寫完歷史非虛構著作《故宮文物南遷》，2020年開始寫作一部以抗戰時期故宮文物南遷為主題的長篇歷史小說《國寶》，是一部三卷本的長篇，一百萬字規模，是截至目前我規模最大的一本書，已有幸被中國作家協會列入“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到現在已經寫了四年。

雖然我之前只寫過一部長篇歷史小說《血朝廷》，但我不是以小說見長的作家，這次純屬學習和摸索。目前寫完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一部已經發表，第二部剛剛在《收獲》雜志長篇小說冬卷上全文發表。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將出版《國寶》第一部和第二部。2024年新年之后，我將開啟第三部的寫作，爭取2025年以前完成，為故宮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獻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