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最后一個月，作家魏思孝兩次來青島，一次是好友鄭在歡小說集《雪春秋》簽售會，一次是自己的第5部長篇小說《沈穎與陳子凱》分享會。

對于魏思孝來說，來青島是故地重游。2009年，他在青島與鄭在歡第一次相遇，他的小說里也會出現嫩江路等青島街道。2023年，魏思孝在小說界迅速升起，他所在的淄博也在2023年爆紅，意外讓他代言這座城市——12月20日，魏思孝代表淄博領取了《新周刊》“2023中國年度新銳榜·年度城市”獎。

“85后”罕有鄉(xiāng)村題材作家，魏思孝為文壇所珍視的是他一直身處農村生活現場，同時諳熟現代小說的技法，面對個中荒誕和誤解又能保持動態(tài)的清醒。近年來，魏思孝的創(chuàng)作進入高產期，自2019年起相繼推出《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眾》《王能好》三部鄉(xiāng)村題材小說，為文學貢獻了魯中地區(qū)“辛留村”角色群像。他的長篇小說《王能好》入圍寶珀文學獎決選名單，為漢語文學貢獻了一個多話、狡黠、孤獨、精神勝利的村民形象。新作《沈穎與陳子凱》把視線轉向城市生活，在一個“雇兇殺人”的故事里，兩個人面對愛情無處安放只好拿起來當兇器。

魏思孝的生活細節(jié)正在被高頻次的訪談詳細展開：他名字的由來、母親“老許”的鄉(xiāng)村生活、小說發(fā)表后向故事原型支付“版權費”……編輯說，獲得文學獎之后，也有朋友向魏思孝借錢了。魏思孝對話題不設防——奇特的是，越是敞開，越是加深了他的神秘感和寫作的自由維度。乍一看，他的創(chuàng)作之路沒有秘訣：在鄉(xiāng)村里堅持十幾年，離要寫的人很近，在清貧里跟他們一起熬下去，保持一種在上升通道里的下墜潛意識。寫作者知道魏思孝是對的，寫作者繞開了之后，還是覺得魏思孝是對的。

法學教授羅翔這么評價《王能好》：“在這本書上，我看到了一個放大的閏土，一個放大的阿Q，進而我也看到了我自己。”文學讓人嚴肅地看見自己，在城市生活中我們習慣的“不及物”，會傳導至一個個“王能好”身上，變得“及物”、形而下，暴露出帶有體溫的真實。正如魏思孝屢次引用的丹尼爾·約翰遜所言：“在寫作中，我希望自己是個一無所蔽的人。”

身邊人

記者：您為什么對鄉(xiāng)村故事、鄉(xiāng)村題材感興趣？鄉(xiāng)村打動您的地方在哪里？

魏思孝：就小說人物來說，我覺得農村生活當中有非常不體面的一面。不體面之外，農村人的生存有非常多的艱辛和心酸，每張臉都飽受生活的煎熬，皺褶、黝黑，這是幾十年勞作的結果，是生活中各種不如意的碾壓。城市生活中體面人臉上看不到這些內容，鄉(xiāng)村生活中一張張臉非常有文學性，你特別想知道這張臉背后的家族里發(fā)生了什么事情。恰好我在村莊里，通過個人方式，多多少少知道這張臉是怎樣一步步走過來。

不是說城市生活中的每張臉不值得被記錄——他們有他們的困境和不如意。只是說以我現在的狀態(tài)，更適合鄉(xiāng)村這種書寫。鄉(xiāng)村作為熟人社會有固定的運行規(guī)則，生活交集更加密切，描寫一個人的話會延伸出整個家族。我還沒找到適合的方式去書寫城市，城市生活關系比較松散，大家靠工作維系或者靠朋友關系維系，這種維系有很多的不確定性。同事之間還可能有競爭關系，朋友過幾年換一撥。我拿不準如何書寫當下城市，不是城市不值得，而是我的生活經驗對鄉(xiāng)村有更多的表達和挖掘空間。

記者：在鄉(xiāng)村生活中，您是一位作家，同時又是兒子、發(fā)小、同學等多重身份，維持這些身份是不是特別有戲劇性？

魏思孝：我和母親之間就是非常簡單的農村母子相處方式。我寫作這個身份在母親看來沒有什么特殊，只不過其他人是打工進工廠賺錢生活，我是靠寫字賺錢養(yǎng)家。我們從不討論文學，她也不看書，不看朋友圈。我說：“我書里寫了你，你不看看？”她說：“我才不看，你愛寫什么寫什么。”我們之間最大的問題是：她在農村習慣了，不愿意去城市生活。我每周都回到村里看看她，也沒有什么正常的溝通。你認為重要的事情她不認為重要，有時候你狀態(tài)不好，她覺得你有吃有喝就行了，什么狀態(tài)好不好、有什么情緒不重要。她身上有中國農民既樸素又堅韌的生命力，她沒有考慮那么多，過好自己的生活最重要。

我的小說發(fā)小看了，沒有太多的表示。親朋好友不讀小說，也不會談論這些問題。他們確實是疏于閱讀，沒有那么多的表達欲。我的小說和原型人物沒有直接的接觸，即使他們讀了之后也不會有太多的反饋。

記者：您好像從生活中儲存了特別多的細節(jié)，從抓取細節(jié)到把細節(jié)寫入小說里，這其中是個什么過程？

魏思孝：作家這個職業(yè)很特殊，你看他每天寫或者不寫，每天的生活就是積累素材，不能說他不工作。至于人生經歷什么時候能轉化成小說，這個時間不好把控。可能昨天發(fā)生的事情特別有文學性，你今天就寫出來了；也可能10年前的事情10年后突然想起來，會放入小說中，很難有個確定的標準。

記者：作家體驗與讀者體驗不一樣，可能作為作者您更喜歡《余事勿取》，而讀者更喜歡《王能好》。您怎么看待“專業(yè)讀者”與“普通讀者”對同一本書的不同評價？

魏思孝：我的5部長篇小說里，最早的《不明物》和《我們?yōu)槭裁礋o聊》都是青春期的小說，在文學上是不合格的。真正進入長篇寫作是通過《余事勿取》和《王能好》。從作品上，我的寫作能力在提高。但是，具體到寫作中，我完全沒有越寫越順手的情況，還是能感受到困難。畢竟你對自己的要求更高了，沒有輕松可言，每天的寫作還是自我懷疑的狀態(tài)，想把腦海中最好的東西寫出來很困難。

作家不可能重復自己，肯定希望下一部小說有創(chuàng)新。不管寫了多少年，我總是覺得進入下一次寫作時照樣很困難，不存在熟能生巧。書法家形成書寫風格后，可以同一個筆法寫很多個條幅。可是，小說不可能批量生產，就可復制性來說，小說有困境在里面。

記者：“魏思孝”可以復制嗎？

魏思孝：我以前覺得可以復制，無非就是寫作，況且我也沒什么成就可言，不算難事。身邊年輕的寫作者找我，我就說“你堅持寫就行，熬幾年就熬出來了”。但過了幾年，我發(fā)現我的建議也害人。有的人堅持不下去，或者堅持了幾年受不了清貧狀態(tài)，從事其他行業(yè)去了。我現在覺得我不算是有普遍意義的例子，這當然不是說，自己有多“成功”，而是有機緣巧合的地方。不是所有人能像我這樣這么多年沒工作，在一年只靠稿費維持生活的情況下搬回到農村去，讓妻子孩子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我不知道其他人能否堅持到寫作曙光的到來，我也差點沒堅持下去，總是在快要放棄的時候有一些獲獎、出書等外界的鼓勵。某一項事業(yè)的幸存者都是少數，都是建立在半途而廢的人身上。

筆下人

記者：《王能好》讓人掩卷不能忘懷，他跟父母兄弟不親，跟異性和鄉(xiāng)鄰不親，跟城市和家鄉(xiāng)不親，反倒和火車上偶遇的人一見如故。有評論家說“王能好”是另一個阿Q，您怎么看“王能好”這樣一個又普通又特殊的角色？

魏思孝：我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王能好”能成為一個符號式的文學人物。而對他的描述，也是基于這一點去刻畫的。

記者：您的鄉(xiāng)村書寫集中于“辛留村”里的諸多人物，這和福克納“約克納帕塔法世系”的書寫有對應嗎？

魏思孝：其實這幾年對我影響特別大的是《斷背山》原著小說作者安妮·普魯。我這幾年反復看的一本書是她寫的《手風琴罪案》（一臺綠色手風琴的前后8位主人先后死于非命的故事），她寫的是美國移民史，其中有法裔、德裔、墨西哥裔和非洲裔的移民故事，幾個族群祖輩如何移民美國，如何扎根、繁衍，她筆下的城市化進程跟中國當下有相似之處。普魯這位女作家在寫作技巧方面、語言方面有特別可取的地方，如何描述細節(jié)、如何取舍人物，最打動我的就是她文學性的手法，特別受用。

記者：作家在某段時間進行有針對性的閱讀，您怎么完成取舍？

魏思孝：其實我是有閱讀障礙的，不是什么小說都能看下去，要看自己的口味。像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看不進去就不看了。我能看進去的喜歡的作家會反復讀，偶爾翻到一頁，讀下去，尋找文字的狀態(tài)。一個作家是寫作者而不是搞批評研究的，不是所有作家都需要讀，讀你喜歡的就可以。

記者：您和作家鄭在歡是好朋友，他的筆法特別簡潔，而您的小說細節(jié)豐富，差異性其實很大。

魏思孝：我和他青年時期就認識，有共通的審美和品位。我們都喜歡韓東、曹寇、劉震云等作家。一個作家有了固定審美之后，在后續(xù)寫作中會結合生活和審美體驗進行表達。作者都是從模仿開始，漸漸找到表達方式，我們都找到了自己的表達方式。

我和鄭在歡第一次是在青島相遇。2009年，我們參加了空中網的網絡寫作比賽，我們倆都是獲獎者，獲獎后就成為網友。鄭在歡當時用手機寫小說，他不會調整文字格式，我去網吧幫他調整，他覺得我比較靠譜，就從北京來青島找我玩。我們當時是第一次網友見面，記得一起爬了信號山，不會拍照，照片拍出來都是虛的。

記者：評論家趙坤評價您特別“自律”，同時又習慣于“自我矮化”。這兩個評價您認可嗎？我們應該怎么理解呢？

魏思孝：作為朋友，她熟悉我平時在做些什么，沒有人要求，但自己每天有固定的寫作份額要完成，且一直筆耕不輟。大概晚上八九點鐘，我對著電腦醞釀一個多小時，差不多11點開始寫作，寫到一兩點鐘，一天能寫一兩千字就算不錯了。這是我對她描述的自己的生活，當然，她不知道我每天還有大量的時間在無所事事。

至于“自我矮化”，我只是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且不避諱自嘲。或許作為評論家，她看到的自我感覺良好的國內作家太多了，而她又并不覺得他們有多好吧。嗯，趙老師是一個頭腦清醒的評論家。

自己人

記者：2022年，《王能好》入圍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這個獎項對于年輕作家非常重要，您怎么看待這段經歷？

魏思孝：這是我第一次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談這個獎。我很看重寶珀理想國文學獎，它是一個專業(yè)獎，我和評委完全不認識，也完全沒有交集。入圍之后，《王能好》被更多人讀到，有利于這本書的傳播。寶珀理想國文學獎對挖掘當下年輕人的創(chuàng)作很有價值，行內人都渴望得到它的認可，但是獎項有一定的隨機性。可能這一屆評委更喜歡現實題材小說，換一屆評委對另外的題材感興趣。《王能好》的確是依托這個獎項獲得了更為廣泛的讀者，這足以說明這個獎項的影響力，以及我這個小說還算不錯。

讀者和寫作者面對文學作品的感受有不一致的地方。從寫作者的身份來說，你覺得這個作家特別好、特別有啟發(fā)，但是，恰恰他沒有獲得特別大的成功，沒有獲得普通讀者的認可。作為寫作者，我們追求對文學的探索和理解，雖然渴望擁有讀者群體，但不能強求。

記者：2023年文學界比較轟動的一件事，就是班宇、陳春成等年輕作家在武漢考取事業(yè)編制。您怎么看這件事？

魏思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這幾年，無論是作家進入體制還是大學生畢業(yè)考編，實際上是時代的氣息和氛圍。我覺得不能用“追求生活的穩(wěn)定”來嚴格要求作家，衡量作家只有一個標準：不管在體制內或者體制外，重要的是你能否寫出更好的東西。如果你覺得在體制內有利于自己的創(chuàng)作，那你就進去。如果你覺得在體制外會寫出好的作品，那你就出去。作家以作品為重，尋求匹配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好。反觀“50后”“60后”的資深作家，他們大部分有穩(wěn)定的體制內收入，像余華、莫言等作家，外界不會給予苛刻非議，同樣也沒必要對年輕作家尋找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有那么多的要求。

記者：記得您先后談過王小波等作家對您的影響。在您的訪談里可以看到大量小說家的名字，可以談一下寫作上的師承嗎？

魏思孝：可以分享一下對我來說重要的閱讀節(jié)點。2005年，在學校的盜版書攤上，我看到王小波的《黃金時代》。2006年，在學校圖書館借閱到由楊黎編著的《燦爛》——有關第三代詩人的生活。2008年，我接觸到烏青創(chuàng)辦的果皮論壇，里面有關于橡皮文學網、他們文學網以及烏青做的《海島》等電子書。2010年，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2011年，烏青的《有一天》和曹寇的詩集。2016年，丹尼斯·約翰遜的《火車夢》。2018年，在理查德·福特編輯的《藍領、白領、無領》這本書里讀到了安妮·普魯的《工作史》，由此認識到她，開始讀她其余的書。

記者：看到您代表淄博領取了《新周刊》的“2023中國年度新銳榜·年度城市”獎。您對淄博這個城市、對山東作家這個屬性怎么看？

魏思孝：我身上最重的山東屬性就是安土重遷，沒有在外面闖蕩的欲望，還是想在淄博離著家鄉(xiāng)和親人近一點，比較戀家。說實在的，我對淄博的自豪感也是今年才有的。面對外來游客，當地人表現出來的熱情和善意，令我常有動容。至于其他方面，因親友在這里，我當然是無法割舍的，而且沒有因“好”“壞”而特殊對待，他們是鮮活的，即便是有缺陷和不足，也令我深感親切。至于山東作家這個群體，我從來沒有如此局限地看待一個作家群體，而且也很難僅從地域上對作家粗略劃分。文學是關乎整個人類的。不論是橫向，同時代的比較，還是縱向的，從歷史的脈絡上去梳理，都欠妥。

記者：批評家的凝視讓您不安嗎？

魏思孝：每次接受采訪都是表達想法的機會。有些問題讓我深入思考、梳理想法，每次采訪都是發(fā)聲的機會。一個作品出來后就不屬于作者，批評家和讀者有著自己的解讀，可謂由作品衍生出來的作品。寫作者被越多的人討論，就越有在場感和存在感，畢竟我還沒有達到塞林格這種隱士的境界。

記者：您的新作《土廣寸木》即將出版，先睹為快的評論家一片叫好。您能介紹一下這本新書嗎？新年出新書，您有沒有新的愿景？

魏思孝：這部新長篇分成兩部分，上半部分寫一些場景，比如鄉(xiāng)村酒局、老年人的生活、一個固定地點的變遷、春節(jié)村里發(fā)放福利等等，寫鄉(xiāng)村生活的眾生相；下半部分偏向非虛構內容，從我和我母親的生活入手，寫了她一年四季的鄉(xiāng)村生活是怎么度過的。

《土廣寸木》計劃2024年春天出版，要說我的新年愿景就是早日寫完手頭的新長篇。生活有些部分不在掌控之內，也不知道未來發(fā)生什么事情。當下社會靠寫作維生的壓力很大，不知道我的小說會有什么反響，也不知道自己未來寫出什么樣的作品。作為自由寫作者，生存的焦慮還是一直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