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太和殿。 　　

故宮博物院供圖

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上海預展會入口。 　　

故宮博物院供圖

2023年12月28日，故宮文物南遷紀念展在上海市歷史博物館開幕。一張張老照片，一份份文獻檔案，帶觀眾走進90年前的歷史現場。

1933年3月5日，由國營招商局派遣的江靖輪抵達上海金利源碼頭，船上滿載著故宮的珍貴文物。漫漫南遷征程，拉開第一篇章。

20世紀30年代，為避日軍侵略戰火，故宮博物院牽頭組織本院所藏和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等處的1.9萬余箱文物，開啟了一場歷時20余載、橫跨10余省市、行程數萬里的文物南遷行動。整個文物南遷過程雖歷經艱難曲折，但在故宮博物院與諸多地方政府、各界人士和廣大民眾的共同努力下，守護了國寶的安全，文物基本完整保存。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規模最大、范圍最廣、歷時最長、影響最深遠的保護人類文化遺產的奇跡。”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說。

為紀念這段值得永遠珍視的民族歷史，故宮博物院與人民日報《國家人文歷史》雜志社在故宮文物南遷首站城市上海舉辦故宮文物南遷紀念展。展覽通過“國之瑰寶 烽煙南渡”“滬上四載 古物重光”“文脈賡續 生生不息”3個單元，以多元化的展示手段再現故宮文物南遷的歷史記憶，帶領觀眾重溫先輩們為典守國寶而不懈奮斗、不惜犧牲的故事。

輾轉萬里護國寶

“我是1938年出生在故宮文物南遷途中，一路跟隨雙親和南遷文物不斷播遷長大的……”在展覽開幕前夕的座談會上，85歲的莊靈老先生講述了他的南遷記憶，令在場所有人為之動容。

莊靈的父親莊嚴，又名莊尚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1924年參加“清室善后委員會”點查故宮文物的工作，1925年正式入職故宮博物院。

1933年2月至5月，故宮博物院文物分五批南遷上海，總計13427箱又64包。此外，還有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的6065箱又8包8件文物一同遷運。

莊尚嚴接到押運文物的指令，其中包括10件先秦石鼓。每件石鼓重約1噸，上面鐫刻文字，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石質表面多凸裂有縫隙，受壓或摩擦容易脫落。如何將這些石鼓打包裝箱，成為擺在莊尚嚴面前的一大難題。

經過苦思冥想、請教專家，莊尚嚴找到了包裝石鼓的方法：先把極薄極軟的綿紙蘸水浸濕，再用鑷子把濕軟的綿紙塞進石鼓的裂縫里；然后用薄棉花層層覆裹，包上四五層之多；再用糨糊黏好，用細麻繩捆扎停當；外面再用厚綿紙裱糊，用粗麻繩捆牢；再包上三四層棉被，并用粗麻繩扎緊。把包好的石鼓分別裝進大木箱，塞緊釘牢之后，外面再用稻草覆蓋，然后用鋼條綁扎封死。經過這樣嚴密包裝的石鼓，雖歷萬里輾轉顛簸，途中還遇到過翻車事故，卻依然毫發無損。

展廳里的投影清晰展示了文物播遷經過路線圖。1936年12月，存放在上海的文物運至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朝天宮保存庫。1937年，盧溝橋事變和淞滬會戰相繼爆發，文物分三路向西南地區疏散。南路文物溯江而上，初藏長沙，后取道湘桂公路，輾轉于貴陽、安順、巴縣等地。北路文物沿隴海鐵路西行，先存寶雞，后穿越秦蜀古道，遷于漢中、成都、峨眉各處。中路文物沿江西上，初存漢口，中經宜昌轉運重慶，又經宜賓轉運樂山，秘藏于安谷。

1938年1月，莊尚嚴帶著南路文物抵達貴州貴陽。同年11月，他的第四個兒子莊靈在貴陽出生。

1939年初，戰火逼近貴陽，莊尚嚴護運文物遷至貴州安順南郊的華嚴洞。1944年冬，日軍攻陷貴州獨山，莊尚嚴奉命押送文物遷往四川巴縣（今重慶市巴南區）飛仙巖。

“這張照片是我家搬家時發現的。”莊靈指著一幅文物箱件裝車的照片告訴記者，照片中的箱子不是木箱，而是此前為出國展覽專門定制的鐵箱。莊尚嚴負責護運的80箱文物都裝在鐵箱里，堪稱故宮珍品，其中有散氏盤、嘉量、頌鼎等青銅重器，王羲之《快雪時晴帖》、顏真卿《祭侄文稿》、巨然《寒林晚岫圖》、崔白《蘆汀宿雁圖》、趙孟頫《鵲華秋色圖》等書畫名作。

西南地區氣候潮濕，每逢晴和之日，莊尚嚴和同事們便將怕潮的書畫、善本取出來晾曬。“每次晾曬的時候，父親都會把我們四個兒子叫去，給我們講解歷代名畫。”莊靈說，晚上睡覺前，父親還會和四兄弟玩“名畫接龍”游戲，考查他們對故宮名畫知識是否熟記于心。

遠渡重洋展華光

故宮南遷文物存放上海期間，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在故宮博物院第二任院長馬衡主持下，開展了嚴謹細致的文物開箱點查、編號造冊工作；二是精選故宮文物遠赴英國倫敦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

這是故宮文物首次出國展覽，社會各界十分關注。經過專家審慎考量，挑選出735件（套）參展文物，包括瓷器、書畫、青銅器、玉器、織繡、古籍、折扇、景泰藍、漆器等。

為了取信于民，在國寶出洋之前，先舉辦一次預展，將所有參展文物向公眾“亮底”。1935年4月至5月，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上海預展會在上海外灘中國銀行大樓（原德國總會大樓）舉辦。展覽設6個陳列室，分類展示青銅器、書畫、瓷器和善本圖書等，各類展品分別按年代順序陳列。預展會掀起了觀展熱潮，上海市民爭相購票，一睹故宮所藏歷代精品的風采。

1935年6月7日黎明，薩福克號軍艦載運參展文物離開上海碼頭，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莊尚嚴隨艦照料。7月25日，薩福克號抵達英國樸次茅斯港口。

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在倫敦伯靈頓大廈舉辦，吸引了42萬余人觀展。

“這是中國文物第一次大規模出國展覽，在歐洲產生了重要影響。”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故宮文物南遷史料整理與史跡保護研究”首席專家鄭欣淼說，大多數西方人一直認為中國藝術品主要是陶瓷器，這次展覽拓寬了西方人對中國藝術的認識，他們觀展后發現被其視為裝飾品的玉器、琺瑯器等亦有精美的藝術，尤其是認識到一直為西方所忽視的書畫是中國藝術的主流。

展廳里展示了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海報。海報主體畫面為雙騎吏，并點綴有飛鳥和奔鹿，這與中國古代畫像磚上的圖案極為相似。故宮文物南遷研究所所長徐婉玲告訴記者，經過研究考證，可以確定這張海報的設計者是林徽因。“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畫像磚研究是西方漢學界的一個重要研究主題。林徽因巧妙地把握住了這個學術熱點，以畫像磚為主題元素設計了這張海報，吸引大家來看中國文物展覽。”

文物回國后，于1936年6月在南京考試院明志樓舉辦復展，讓公眾看到所有展品均完璧歸趙。同年，商務印書館印行《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著錄展品735件（套），分門別類，中英文對照，供中外學者研究參考。

原藏于故宮文淵閣的《四庫全書》，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系統集成之作。1933年至1935年間，商務印書館以文淵閣《四庫全書》為底本，影印出版《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共計231種，分裝1960冊。“這張‘影印四庫全書開始工作紀念’照片，是商務印書館提供的珍貴影像。照片中，有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蔣復璁，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云五，還有故宮博物院的歐陽道達、莊尚嚴、梁廷煒、宋繼隆。”徐婉玲說。影印珍本問世后，引起熱烈反響。1936年3月，《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贈送蘇聯列寧圖書館，成為中蘇文化交流的寶貴證物。

1940年1月至1941年6月，故宮博物院精選100余件文物在蘇聯展覽。此外，還在重慶、貴陽、成都等地舉辦多場展覽。這些展覽既鼓舞了全民抗戰的士氣，又向海外傳播了中華文化。

中華文脈永流傳

1945年抗戰勝利后，存于西南各處的故宮文物集中到重慶。展墻上兩張老照片，記錄了故宮博物院職員與家屬在重慶南溫泉郊游的溫馨場景。“這位戴帽子的是我父親，他懷中摟著的是我。”凝視著這張70多年前的老照片，莊靈的思緒仿佛回到了童年。

1947年12月，南遷文物全部運抵南京，存入朝天宮保存庫。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部分故宮文物被運往臺灣。

194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告華東局、第三野戰軍政治部，命令聯絡故宮博物院科長歐陽道達，保護好存放在南京朝天宮的1萬余箱文物。展柜里展示的檔案，還原了這一歷史細節。

新中國成立后，大部分南遷文物分三批運回北京。1950年1月，首批文物及器材1500箱北返。同年2月，故宮博物院從中挑選180件文物在乾清宮舉辦還京文物特展。1953年6月、1958年9月，第二批、第三批文物返京。歷時多年的文物南遷，終于畫上了句號。

“故宮文物南遷史不僅是故宮博物院的一段歷史，也是國家、民族的一段歷史。”王旭東說，“故宮文物南遷不僅詮釋了中華文化的影響力與號召力，而且體現了中華民族在危難之時的團結力量；不僅守護了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燦爛文明，而且對其進行了有力的傳播。”

“今天舉辦這樣一個展覽，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歷史，非常有意義。”臺北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馮明珠說，故宮文物南遷是聯系兩岸文化的紐帶，遷臺文物讓中華文脈在臺灣得以賡續傳承。

《國家人文歷史》雜志社總編輯盛若蔚說，希望通過展覽，讓人們更加深入地了解這段不可磨滅的民族歷史，讓更多人感受老一輩故宮人“視國寶如生命”的典守精神，推動全社會共同守護好先輩留下的寶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