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各種文體的不斷發展和各種文學思潮的不斷涌新，文學越來越走向了一種“精致”的境地，這種“精致”就好像時下流行的行業“內卷”，既不忽略文學自身發展的成績，也不回避文學自我孤立的趨勢。誠然，文學，尤其是個別文體在行業內熱熱鬧鬧，在讀者中冷冷清清的現象，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了。如何在堅持發展的同時，保持文學基本的生命力，既堅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初心，又兼顧“雅俗共賞的人民性”和“與時俱進的時代性”，已連續舉辦了二十屆的百花文學獎，以一種可貴的擔當情懷和勇敢的探索精神，仿佛迷霧中一束照亮前路的耀眼光芒，讓我們倍感欣慰和鼓舞。

就散文而言，因其簡潔、輕松、活潑的特點，多年來一直備受讀者喜愛。然而，在文學普遍走向“精致”的路上，散文也一度在迷失中掙扎。從抒情散文、文化散文、新概念作文（散文）、在場主義散文、非虛構散文等等嘗試到當下盛行的大散文、新散文等概念，顯然，散文一直在追求自我的發展和革新，尤其是在語言方式、文章結構、思想容量和篇幅體量上，均表現出了區別于傳統散文的諸多特征。正如剛剛落幕的第二十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10篇獲獎作品以其豐富的題材、廣闊的視野、細膩的情感以及既有傳統繼承又有個性創新的全新探索，為我們再一次證實了百花文學獎“跟隨中國當代文學潮流脈動，發掘推出優秀文學作品”的辦獎宗旨。自2015年第十六屆百花文學獎增設散文獎以來，連續幾屆的散文獎獲獎作品，無形中引領著當下散文的創作和閱讀風向，已經成為了業界不爭的事實。毫不夸張地說，百花文學獎散文獎，讓我們看見了當代散文的掙扎和奮進，也讓我們看見了散文的重塑與回歸。當然，這不僅是散文家和評論家們想看見的，而最是廣大散文讀者想看見的。

就篇幅體量而言，第二十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獲獎作品大部分都屬于新散文的范疇。無論是《自呂梁而下》《張騫的道路：從西安到敦煌》的歷史文化書寫，還是《東岸的黃昏》《上河之畔》由景入情的發揮，或是《十字街與釘婆婆》《我的夏德爾，我的澤庫》的現實觀照，以及《野棉花山》《火塘書簡》的溫情述說，作者都以其廣闊的視野，無形中賦予了它們超越傳統散文的敘述方式和表達極限，賦予了作品更加復雜的情感體悟和更為豐富的思想內涵。《少年的挽歌與永遠的鄉愁》和《小偷（外一篇）》，雖是形式上的傳統散文，但其別具一格的書寫方式，也體現出一種對傳統的掙脫和創新。

與傳統散文相比，新散文不再“安分守己”，不再滿足于一兩件簡單事件的敘述及抒情，而被賦予了更多的表達可能，并不斷加持思想和精神的容量及厚度，讓散文呈現出一種全新的格局和氣象。李敬澤的散文《自呂梁而下》由地理和人物進入，并把自我獨特的情感深入到歷史時空現場，其冷峻的敘述，回避了語言文字的表面溫度，體現出了一種更加深邃的歷史觀和文化心理。多重定語附加的飽滿語言，是充沛思想欲求精準表達的體現，這是雷平陽散文《東岸的黃昏》的語言特點，而它更大的價值，是善于對“蘆葦蕩”這類并不突出的自然景致的細微描寫和對生活場景的個性設想，在看似細枝末節的敘述中，完成了深刻的心理剖析和哲學思辨，并引發出一種隱匿而又濃烈的憂思。楊獻平的散文《張騫的道路：從西安到敦煌》，有對歷史的觀察，有對文化的求證，有對山河的敬畏，有對當下的參悟。作者置身歷史，如數家珍，在龐大的歷史文化氣場中，穿梭游走，嗟嘆古今，既表現出了一個作家的文學敏銳，也體現出了一個學者的文化視野。周榮池的散文《上河之畔》一樣是掘地三尺，在古今、虛實、來往中徐徐展開，并對眼見的一切或好或壞的事物發出善意的包容、生活的思考以及現實的批判，其細膩之情感和廣闊之視野，令人折服。

一說到散文的視野，往往第一時間就會想到置身于深邃歷史文化之中文化散文。然而，關注當下的生活與世相，作家也能夠以其獨特的觀察，發掘出一個宏大的世界，而且，還更有溫度和現實意義。王曉莉的散文《十字街與釘婆婆》，其嫻熟的擬人手法，仿佛成為了一種文學表達和生活認知的習慣，透過拆遷事件，尤其是在作者經歷過一場病痛之后，生活的本質被一點一點地剝離出來。同樣，質樸的講述，一樣震感心靈。辛茜的散文《我的夏德爾，我的澤庫》以非虛構手法，走進庫澤的風俗和庫澤人的情感深處，走進生活的細節，再現了一幅真實動人、又充滿虔誠和力量的藏地生活畫卷。生活、信仰、生存、發展，最終都匯聚成了一種東西，叫作感動。

新散文的新，還表現在一種“跨文體意識”的書寫形式上。細節，并不是小說特有的招數，也可以是散文的法寶；抒情，并不是詩歌的專權，也可以是散文的利器。詩歌是情到極致的產物，詩歌卻又忌諱情感無休止的泛濫。散文以敘事為主，深情涌流的詩歌抒情語言，恰能讓散文收到意想不到的感染效果。杜陽林的散文《野棉花山》，在敘述與抒情之間，塑造出豐滿的人物形象，表現出直擊人心的感動和力量。在鄭老師、細妹子、母親和我以及鄭家大哥構建的世界里，我們既看見了童年的天真和爛漫，也看見了生活的美好和遺憾。南澤仁的散文《火塘書簡》，從略帶小說的敘事風格引入，以充滿韻律的詩歌語言講述，以豐富而生動的后綴補充比喻，在跨文體意識的自然書寫中，讓幾個獨特的散文片段，構建起了彝族兒童獨特的生活與心靈世界，這個看似有些無助、卻又明亮和善良的兒童世界，就如畢摩念叨的《指路經》一樣，總能給人以為希望的力量。

關于文體，世界上有多種不同的分法。西方文學體裁的“三分法”把文學分為抒情類、敘事類和戲劇類，一樣具有其獨特的概括性和科學性。文體意識的強化，逐漸形成了各文體其語言體系、結構模式、表現方法等多方面的形式規范和審美標準。從文學創作的角度看，這種固化認知或許有意無意地就對作家的創作進行了左右；而在文學批評領域，批評家們也往往習慣用文學體裁的形式規范和審美標準去衡量文學作品。文學批評，當然應該有自己的法則遵循，可文學批評，也絕不是理學角度的測量。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過于強化文體意識，也多少束縛了文學創作研及文學批評的自由。百花文學獎或許早已注意到了這一點，所以，第二十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已經開始了對這類作品的深切關注。

作為大眾最親近的“國民性”文體，散文的門檻相對較低，但要真正寫好散文，卻非易事，優秀的散文都具有其自身的風格和特點。徐魯的散文《少年的挽歌與永遠的鄉愁》是典型的傳統散文，作者竭力剖析六零后人生的集體感悟和“精神底色”，在書寫“時代與我”的相互前行中，以追隨懷舊音樂之路，打開了這一代人獨特的少年記憶和濃郁鄉愁。田鑫的散文《小偷（外一篇）》，可謂把擬人手法用到了極致，讓筆下的一切都具有了鮮活的生命，加上獨特的散文進入方式和縝密的文學邏輯思維，讓傳統散文煥發出了全新的生氣，既體現出一種對傳統的形式傳承，又表現出了一種對傳統的個性創新。

從散文形式、風格、題材、體量、傳統、個性、探索等多方面來看，第二十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都力求達到較為全面的關注和覆蓋，這完全契合了百花文學獎的辦獎精神。另一點值得一提的是，百花文學獎始終把讀者態度放在第一位，因此，該獎也被譽為當代中國文學“大范圍民意測驗”。當然，在網絡時代，真正參與到網絡投票的人，是不是真正的讀者？又屬于什么類型和梯隊的讀者？這還值得商榷。不過，百花文學獎這種力求全面關注和貼近讀者的精神，足以值得我們肯定和學習，畢竟，人民需要的文學，才是真正的人民文學。

傳統散文當然不會過時，只不過失去了創新也就自然失去了生命力。新散文固然厚重，卻在閱讀時間及知識儲備上，又對讀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論是什么形式的散文，在快節奏、淺閱讀的網絡時代，散文如何秉承“人民性”和“時代性”？如何回歸讀者？這是當下散文必須努力的方向。試問，散文的出路在哪里？我想，備受關注的第二十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已經給我們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