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強文學批評的有效性？什么樣的文學批評才有穿透力？我認為，清代葉燮提出的“才膽識力”說，有助于我們思考這些問題。他在《原詩》中提出：“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具體說來，“才”指才思、藝術才華；“膽”指敢于獨立思考、進行自由創造的膽識；“識”指對是非美丑的審美判斷能力；“力”指筆力、表達能力。葉燮的“才膽識力”說，主要是就文學創作而言，但將之挪用到文學批評領域，卻也十分貼切。實際上，“批評”也是一種“創作”，批評主體要具備真正的才、膽、識、力。

一

首先，批評家要有自己的見識和見解。才、膽、識、力四者，葉燮最重“識”，認為無“識”則“人云亦云，人否亦否”。葉燮認為，批評家有見識才會有判斷，才能分清是非黑白，也才不會人云亦云。有“識”則“是非明”，“不但不隨世人腳跟，并亦不隨古人腳跟”。（《原詩》）中國文論史上，有許多有自己洞見的文論家，他們秉持自己的文論觀點，敢于批評前人或同時代的觀點，體現出特有的藝術鑒賞眼光和審美判斷力，在中國文論史上閃爍著耀眼的光芒。

劉勰說：“見異唯知音耳。”（《文心雕龍·知音篇》）這個“異”可作“特異”之“異”解，也可作“異同”之“異”解。作為批評者，不僅要用自己專業的眼光看到作家作品的特異之處，還要看到與同行評論不一樣的觀點，挖掘出作品的獨特價值。這一點尤其重要，這是一篇評論文字能否自立的重要質素。

嚴羽是宋代特立獨行的詩評家，其《滄浪詩話》劍鋒所指，正是當時最盛行的江西派詩風。嚴羽一針見血地指出，江西詩派“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滄浪詩話》）這直指江西詩派的要害。嚴羽也毫不掩飾自己的立場，自稱是江西詩派的“劊子手”（《答吳景仙書》）。南宋前中期，江西詩派風氣主導詩壇，當時許多詩人都或多或少受其浸染，隨波逐流者大有人在，所謂“一波才動萬波隨”。（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嚴羽卻尖銳地指出江西詩派的不足，他有自己的“識”：詩有“別材”“別趣”，“非關書也”“非關理也”。他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評論，都體現出一種獨到的眼光。比如評論孟浩然和韓愈：“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學問方面，韓愈比孟浩然高深多了，但詩歌卻不如孟浩然，可見，詩歌“非關書”“非關理”，關鍵要看“妙悟”。對于江西詩派的弊病，嚴羽以其卓識直搗黃龍，提出自己鮮明的詩歌主張。

清代吳騫說：“昔人論詩話一家，非胸具良史才不易為。何則？其間商榷源流，揚扢風雅，如披沙簡金，正須明眼者抉擇之。”（《拜經樓詩話》）清代黃子云也說：“無所得于心而妄以告人者謂之欺己；有所得于心而不以告人者謂之私己。”（《野鴻詩的》）我們結合兩人的話，即評論家只有“有所得于心”，才能具有“明眼”之識斷，論者要有自己的見識，這樣才能作出分辨和識斷。

二

有了自己的識斷，還要敢于放膽表達出來，所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莊子·逍遙游》）這是有文膽的表現。沒有文膽，筆墨畏縮，一肚子見識卻怕見世人，這樣的評論說不到點子上，也說不進讀者的心里，不能出彩，也成不了氣候。清代薛雪《一瓢詩話》有段妙論：

“詩文無定價。一則眼力不齊，嗜好各別；一則阿私所好，愛而忘丑。或心知，或親串，必將其聲價逢人說項，極口揄揚。美則牽合歸之；疵則宛轉掩之。談詩論文，開口便以其人為標準，他人縱有杰作，必索一瘢以詆之。后生立腳不定，無不被其所惑。吾輩定須豎起脊梁，撐開慧眼；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則魔群妖黨，無所施其伎倆矣。”

人在文壇江湖，評論者明知作家作品的缺點瑕疵，礙于各種世俗情面，不說為妙。要說也只說優點，至于不足則不說或輕描淡寫，鮮見直入心源、有真知灼見的評論。評論者要有“初生牛犢不怕虎”“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學術膽識和學術勇氣。這樣的評論才是真刀真槍的文壇匕首，才能刮去文壇毒瘤。

葉燮形象地描繪那些“筆墨不能自由”者的窘態：“中且餒而膽愈怯，欲言而不能言，或能言而不敢言，矜持于銖兩尺矱之中，既思恐不合于古人，又恐貽譏于今人。如三日新婦，動恐失體；又如跛者登臨，舉恐失足。”又云：“易曰：獨立不懼。此言其人；而其人之文當亦如是也。”（《原詩》）葉燮認為，我們為人為文都要“獨立不懼”，這是道出了中國文論的真精神。

對于文學批評而言，要盡量做到好處說好，壞處說壞。初唐時期，“王楊盧駱”嶄露頭角，持守六朝舊習的“時流”們譏笑這些年輕人“輕薄為文”。到了盛唐，杜甫在《戲為六絕句》中寫道：“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這是對初唐四杰創作成就的充分肯定。

劉勰說：“順美匡惡，其來久矣。”（《文心雕龍·明詩篇》）“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文心雕龍·史傳篇》）懲惡揚善、褒美貶丑從來就是中國文論的優良傳統。總之，文學批評要大膽直言，不能違心說話，這樣的文學批評才真正傳承了中國文論的優良傳統，也才能建構起當代生機勃勃的文論生態。

三

光有膽有識還不夠，容易變成為了批評而批評，為了見異而見異。文學批評的最終目的是要有話語創新和學術創新，要建構起當代文學理論評論話語體系。

春秋戰國時期被馮友蘭稱為“一大解放之時代”（《中國哲學史》），其標志即百家爭鳴，諸子互“非”。如《墨子》批評儒家，有《非樂》《非命》《非儒》。《荀子》有《非十二子篇》，認為其他各家都是“邪說”“奸言”。《韓非子》主法家，認為其他學術皆為社會蠹蟲。各家各派“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漢書·藝文志》）諸子互“非”，也相互啟發。百家爭鳴塑造了中國文化的理性品格，奠定了中國學術的思辨精神。這種理性品格和思辨精神值得當代文論家、批評家發揚光大。

劉勰為什么能建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首先他有學術膽識：“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茍異也，理自不可同也。”（《文心雕龍·序志篇》）他大膽指摘前人的不足，認為此前的文學評論有的“密而不周”，有的“辯而無當”，有的“華而疏略”，有的“巧而碎亂”，有的“精而少巧”，有的“淺而寡要”，總之，都是“未足立家”的。（《文心雕龍·序志篇》）劉勰當然不是為批評而批評，他指出別人的不足，是為了避免自己走老路，要進行學術“立家”。《文心雕龍》50篇，有本體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體大思精”“籠罩群言”，是中國文論史上當之無愧的自成一體的文論巨著。

葉燮說：“立言者，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原詩》）有穿透力的文學批評，要有自己的識斷，能推心置腹說真話，理論建構自成一家。

［作者系贛南師范大學教授；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文論關鍵詞研究的歷史流變及其理論范式構建”（項目批準號：22&ZD258）子課題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