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人民文學》初次相戀，是在黃公望《富春山居圖》描繪的一帶——一個名叫苦竹坪的護林點上開始的。緣分開始于一位姓柴的護林同事，他是一個上海的知青，當年在嚴子陵釣臺旁那邊護林訂有一本《人民文學》。

護林時，他那本形影不離的《人民文學》，便也成了我一見鐘情的一個戀人了。為此，我經常來回要多走20多里山路，還拎上一瓶紅星二鍋頭，去他的護林房里，就著一碟花生米，陪他喝上一陣子小酒，臨別，再將他已看完的《人民文學》借來細細拜讀。

一把磨得锃亮的柴刀插在腰背上，身后跟著只我取名為“又又貝”的黑狗。日復一日圍著山轉、圍著樹轉的我，自看完一期期《人民文學》上的詩文后，在小木屋的油燈下，我有時竟也偷偷地寫起詩文來。還意亂情迷地生發出一些“想入非非”的沖動與向往。

后來我到江南林區，也訂了本《人民文學》。

與“子陵釣臺”距離約15里路的苦竹坪，海拔近千米。從護林點下到富春江邊，再走到江南林區取《人民文學》，上下不僅要爬3小時的一座山，下到山腳后，還得再走20多里崎嶇的臨江山道，然后再站在“子胥野渡”的江邊，雙手攏成話筒，千喊萬呼——央求江對岸一位姓錢的老梢公擺渡、幫我取書。

因而，當年我所訂閱的這本《人民文學》，在人跡罕至的高山上，在形影相吊的小木屋里，在老舊古樸的一盞油燈下，她似乎成了我朝夕相處的一位戀人。

《人民文學》在那年代，在那個高山上，她也宛若我們今天的智能手機。我護林護到哪里，便也將她帶到那里，一有空就坐在樹林里、山溪旁、懸崖下、山崗上，時翻，時看。

記得有一次，我去一個名叫月彎的山岙里，看看會否有人來偷柴。那期的《人民文學》正好有一首我們浙江詩人柯平《詩人毛澤東》的詩。情來趣起，忘天忘地，邊走邊面對大山樹木，我竟然朗誦起這一詩作來。一不小心，我被路上的松樹根絆了個嘴啃泥。一把滾到路下草叢中的我，居然壓住了一條盤著的蘄蛇。

一直鐘情閱讀《人民文學》的我，有時也很想在上面“露露面”“亮亮相”。

雖知道自己只是個看山人，也僅僅讀了5年的小學，可在苦竹坪護林時，我這不知天高地厚，于木屋里、油燈下、山道上長出來的勃勃雄心——力爭在《人民文學》雜志上寫出詩文，心心念念，一直都沒有枯萎、凋零、熄過火。

通過經年不甘失敗、旁敲側擊的修煉與努力，后來《中國林業報》《人民日報》《中國文化報》《錢江晚報》和《北京晚報》《羊城晚報》《南方周末》的副刊，也多次相繼刊登過我的散文和詩歌。其中《錢江晚報》的副刊，還刊登過整版的作品。

自從詩文上了這些報紙后，《人民文學》更是讓我生發“不到長城非好漢”的決心。我多想某一天，要讓我柴姓的護林同事，在他所訂閱的《人民文學》上也讀到我的文章，看到我的大名，要讓他對我這個小弟也刮目相看，并也主動邀請我去他的護林屋里“今兒晚上喲，咱們杯對杯”。

在苦竹坪，每當一篇篇散文或一首首詩作，在木屋里的油燈下完稿，趁外出護林的天馬行空之機，我便繞去山后的山腳，繞去一個名叫陵上村的郵電所，把裝有文稿并剪掉一個信角（那時，是投稿免郵資的標記）的信封，默默塞進一只圓形的綠色郵筒。一回回含情帶愛地，默送它飛去——夢里夢外，我老是撲騰、向往，但從沒去過的京城——北京農展館南里10號樓，郵編為100125的陌生之地。

每寄一回稿子，汗流浹背的我，來回要攀爬40多里的羊腸山道。

在那沒有電腦的年代，為了投寄一篇稿子，不知多少個烈日下、雨雪中、星光里，懷揣文稿的我，從苦竹坪護林點，從那云霧縹緲的山崗上，不顧疲憊和艱辛地上上下下、來來去去……

因詩文一次也沒上過《人民文學》，我最終還真有點兒沮喪和失落。

但如今細細回望，卻也依然感恩萬分——是《人民文學》啟迪我，在苦竹坪上默默耕耘、奮勇尋找一支巴洛克木笛曲；是《人民文學》激勵起我孜孜不倦的創作欲望；也是《人民文學》最終讓我在《人民日報》“大地”副刊上發了散文，讓我在《光明日報》舉辦的征文中榮獲過一等獎……也是《人民文學》讓我這個只有小學學歷的護林員，因堅持寫作，后來還調到市林業局辦公室工作；也因會寫作，一個小我10歲，在林場子弟學校教書的老師，既年輕又漂亮的她，居然不顧父母反對一定要嫁給我，后來還真的做了我的老婆。

40多年一晃就這樣過去，如今雖早離開苦竹坪的我，對《人民文學》里的文章，依舊鐘情、鐘愛有加。如今雖年入古稀，且還沉疴近身，也很少動筆。可留了一份遺憾，也留下一份美好回憶的我，仍然時時會關注、關愛《人民文學》上的文章。

《人民文學》在我的心目中，她永遠是亭亭玉立在“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的群山中，并時時搖曳在我心中眼里的一朵百合花；她永遠是我今生今世鐘愛、鐘情的一個美女，一位“才下眉頭又上心頭”的初戀情人。

作者系浙江省建德市林業局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