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稼能誰憐及汝，回蘇即我未殊伊。最欣入夜息群籟，點滴空林颯沓時。”

這是乾隆皇帝在《喜雨十首》中寫下的句子，他的父親雍正祈雨有效后，輒寫《喜雨詩》以致謝，乾隆亦然。清代重祈雨，將雩祭列為國家大祀（元代無雩祭，明代為中祀），同時保留了祈雨（中祀）。在這四句之前，有“幸逢嘉霔（音如樹，通澍，意為時雨灌注）敷優澤，一洗紛塵轉潤姿”，即黑龍潭龍王廟對聯，只是略改兩字，成“幸逢嘉霖敷優澤，一洗粉塵轉潤姿”。

清帝祈雨不成功，必來黑龍潭龍王廟致祭，據說很靈驗。該廟建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乾隆寫過《黑龍潭》《詣黑龍潭祈雨》等詩，封潭中黑龍為“照靈沛澤龍王之神”。

在老北京，龍王廟是最常見廟宇之一，圓明園中即有多座龍王廟。據《北京寺廟歷史資料》，1949年前，北京的龍王廟（或龍王堂）多達80余座。永定河沿線著名的龍王廟就有四座：三家店龍王廟、石景山惠濟廟、豐臺區南惠濟廟、永定河河神祠。

龍王廟有兩怪：一是制服不統一，有的著龍袍、戴梁冠，有的穿僧服；二是龍頭人身，與龍的造型不同。

這是因為，龍王來自印度，因誤譯與中國龍混為一談，致定位艱難。在古代，梁冠的梁數標明官職高低，可龍王廟中塑像，品級高低各異，有的還戴著自漢朝滅亡后皇帝專用的太平冠……

龍王不是龍，但搞錯的人多了，也就成了龍，只好承擔起旱澇之責。

甲骨文中有大量求雨記錄

古代中國是典型的人與谷物相結合的生態聯合體。

采集游獵時代，人類食物更豐富（不低于150種），身高較農耕時期高10厘米，骨密度多20%，少疾病，平均壽命長8至10歲。從考古看，先民選擇農耕后，很快便放棄。

然而，谷物將先民又帶回農耕。

谷物成熟有鮮明的季節性（現代品種已不明顯），便于稅收。芋頭等也能當主糧，但它成熟后可留在地里1至2年，種植者隨時收獲，無法監控。從結果看，以芋頭等為主糧的民族很難發展成帝國。

谷物為早期國家創造了契機，稅收有保障，酋長們遂按節氣，組織生產，美國學者詹·C·斯科特稱此過程為“作繭自縛”。

在人類幫助下，谷物的DNA廣泛傳播，成優勢物種；在谷物幫助下，人類開始定居，生育率提高，隨著人口增加，對傳染病的適應力大大超過采集游獵人群，漸征服后者。

生態聯合體也給雙方帶來約束：谷物擴張破壞了生物多樣性，引發周期性災害；為應對風險，80%以上的人不得不從事農業生產，即使如此，每代人仍會遭遇一次大饑荒；為免于饑荒，只能訴諸神秘力量，以維持“可以控制自然”的幻覺。

在甲骨文中，有大量求雨記錄，且已出現“雩”（音如于，求雨的祭祀）字，據《說文解字》：“雩，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學者宋紅玉在《中國古代雩祭禮制研究》中認為，雩即呼，甲骨文中有“唯戌呼舞，有大雨；唯萬呼舞，有大雨。”巫師們邊喊邊跳舞，是當時求雨的主要方式；求雨不得，巫師們會被燒死，理由是派他到上天去跟神說情。

董仲舒創造了許多“奇招”

據學者宋紅玉鉤沉，《呂氏春秋》稱：“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以身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由此看來，商王朝建立者商湯就是巫師，“桑林”應是祈雨的祭壇。

周代，巫的地位下降，雩祭由官員主持，“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周人“尚臭”，喜燎祀，求雨未成，也會燒死巫師，以其臭氣通神，后改成較“斯文”的暴曬。“舞雩”時，女巫揮五彩帗（音如服，舞具，可能是五彩絲綢長條，挑在竿上），帗代表云。

西漢只在夏季雩祭，由太常（九卿之首）向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等祈禱。董仲舒據五行說，稱旱災、水災源于陰陽錯行，他創造了許多“奇招”。如：夏季挖一條溝，從土地廟通村外，抓5只蛤蟆，放土地廟的池中（必須方七尺，深一尺），穿紅衣服，跪拜祈求。

此外，雩祭時“不得舉火，抑陽助陰也”、不砍伐山林、不興土木、不冶煉、不改水道、禁男人5日內入市場、暴曬巫師和面有疾者、在祭壇上曬鍋和臼杵（農具）等。

東漢國力下降，防災減災無能，只好加強雩祭力度，皇帝親自參與，大旱時“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系”，“人和谷物聯盟”有所松動。此前，節日是官方發布的節氣，東漢時節日與節氣開始分離，節氣漸退出，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等新節出現。

一方面，東漢推行陰陽合歷，用數字代干支，不便記憶；另一方面，災害多，靠“一三五七九”等陽數避災。

蠑螈代替龍受罪

魏晉南北朝時，受佛教影響，巫祝漸少，且“今之女巫，并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據學者宋紅玉鉤沉，時人更相信人，如晉朝著作郎束皙“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眾人感激，作歌：“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

隋文帝恢復先秦雩制，遇旱“行七事”，即“理冤獄失職，存鰥寡孤獨，振困乏，掩骼埋胔（音如紫，意為腐爛的肉，全句意為收葬暴露于野的尸體），省徭役，進賢良，舉直言，退佞諂，黜貪殘，命有司會男女，恤怨曠”。

到了唐代，龍與祈雨的關系變得更密切，增加了投龍祈雨、畫龍祈雨等。

投龍祈雨即“投龍簡”，皇帝齋戒后，將文簡和玉璧、金龍、金鈕用青絲捆扎，分稱山簡、土簡和水簡，在正月十五日（天官）、七月十五日（地官）、十月十五日（水官）時，投入水中。本是祈福，唐高宗始用來求雨。

畫龍祈雨則是請名家畫龍，唐玄宗曾讓吳道子“圖寫鏡龍，以賜法善（即道士葉法善，擅求雨）”。

唐代還會鞭打蠑螈，因它長得像龍，疑似龍的親戚，方法是：“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又寫作虵醫，蠑螈的別名）四頭，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置于鬧處，甕前后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以下十余，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

唐代佛教祈雨開始盛行，唐太宗曾令天下僧尼每年正月和七月轉經行道，唐廷常招高僧進宮中祈雨。五代時，雩祭已不在郊廟，而是轉到寺院。

龍王跟著節日走

宋代多干旱，雩祭列為大祀。據學者宋紅玉鉤沉，宋太祖至宋英宗時，皇帝皆親祭；宋神宗后，才由官員替代。在印度，干旱時眾生依法唱神咒祈雨，據說很靈驗。宋代引入諸多佛教方法，總稱“法華法”，據學者李思穎在《宋代官方佛教祈雨儀式及相關問題研究》中鉤沉，包括：

水天法：包括水天呼召印咒法（手指做出特殊姿勢，誦咒一千八遍），造水天像法（用白檀木刻水天像，像高五寸或二寸半。造像須三只眼，身形頭面似天女，頭戴天冠，身著天衣，衣上有瓔珞）和水天身印法（起立，并雙腳，在眉間合掌，兩個食指押在兩個大拇指上）。

千手供養法：結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碎三千大千界滅罪印，把烏麻子和稗麻子油混合、搓成丸，念誦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后，將丸投入河中。

除雨障真言法：念咒。

白芥子護摩法：護摩即“燒”，燒白芥子并念咒。

黃色凈衣感雨法：祈雨時穿黃色凈衣，使雨被感召。

唐宋時，祈雨中佛教元素增加，因東漢滅亡后400多年，大多數時間戰亂，人民苦痛，創造大量的節日，多針對厲鬼，比如：十二月八日驅瘧鬼、魍魎鬼和小鬼，他們是顓頊（上古五帝之一）的三個早死的兒子；七月七日吞紅小豆，驅共工的“不才子”；正月初六送“窮鬼”，也是顓頊的兒子；九月九日悼丁姑，她活活累死，所以此日女性不勞動……

這些節日大多來自佛教，也有少數來自祆教（又稱拜火教），比如人日（正月初七）奉火德星君。

隨著這些節日普及，印度龍王被中國民眾接受。

那迦只是一條蛇

印度龍王的記載出自佛經，本名那迦，長身無足，原型是蟒蛇，譯成漢語時，為便理解，直譯成“龍”。

據學者沈梅麗在《古代小說與龍王信仰》中鉤沉，那迦屬畜生趣，人間行惡之人所化，歸西方守護神水天領導后，成崇護佛法、降雨救濟的好龍，在“天龍八部”中排名第二。

那迦與水關系密切，與中國龍近似。唐代時，出現了“四海龍王”的說法，并被道教吸納，直到明代《西游記》，才有姓名，即“東海龍王敖廣，南海龍王敖欽，西海龍王敖閏，北海龍王敖順”。龍王姓敖，可能源于水天“戴五龍冠，乘龜”，龜即鰲（敖）。

印度龍王“龍頭人身”，與中國龍不同，學者苑利認為：“龍王的擬人化始于唐代,是印度文化影響的結果。在此之前，龍在中國人心目中只是一種虛擬動物。”

太多外來文化因素，讓民間搞不明白，龍王算幾級干部。

學者苑利研究了山西河曲岱岳殿龍王廟中的五龍王塑像，發現它們戴的梁冠僅2至7道梁，而皇帝是24道梁，可見“龍王品級大致相當于五六品官員”。宋后歷朝均將龍王列入國家正祀，民間有“龍王節”，“每逢賽社，必定有劇目演出”，但各地日期不同。學者沈梅麗認為，這導致“在民間信仰中，又存在著龍王神像的亦帝亦臣、亦佛亦王的糅合現象”。

皇家神話龍王，民間卻未必當回事。據唐代小說《盧氏雜說》：“（黎干）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舞于龍所，干與巫覡更舞。觀者駭笑……彌月不雨……上聞之曰：‘丘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罷祈雨。”

清代雩祭越來越草率

元代廢雩祭，因取包稅人制，國家較少干預農業生產，破壞了“人與谷物聯盟”，帶來惡果。據鄧拓《中國救荒史》，“元代一百余年間，受災總共達五百十三次”，遠超歷代。元順帝時，平均每兩年即遭一次極寒天氣，引發大饑荒。朱元璋一家在大饑荒中，9口死了4口，他后來寫道：“兄為我哭，我為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

明代恢復雩祭，但無常儀。據學者宋紅玉鉤沉，明神宗時，皇帝不再將干旱歸于自身，他說：“天旱，雖由聯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后，宜慎選有司。”

清帝重祈雨，據學者堯藍在《清代雩祭禮制研究》中鉤沉，順治十四年（1657年）首在天壇雩祭，皇帝“前期齋三日，冠服淺色，禁屠宰，罷刑名”。康熙時，幾乎每年都親自祈雨。一次官員預測將雨，請致祭，以示靈驗，康熙予以拒絕，認為不虔誠。

清朝初期天壇管理松散，“樂舞生等居住天壇之內，造賣藥酒醬菜等物，或將房屋賃與來京赴試舉子、候補候選官員，或于院內種植花草招引游人，其中均頗得利益”，雍正時嚴禁，才有改觀。

清廷聽說邯鄲有井，井中鐵牌靈驗，京師干旱，常請鐵牌到京致祭，雨后送回。清中期后，皇帝較少親自參與，隨著財務緊張，祭祀開支一減再減，雩祭越來越草率。

與元朝不同，清朝努力維持“人與谷物聯盟”，卻一葉障目，屢屢錯過近代化機會。祈雨目的是促進農業生產，變成為祭祀而祭祀，便離題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