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贛中南山區度過的，十四歲進城讀書以前沒有離開過鄉村；中專畢業分配在離出生地不遠的鄉鎮機關，基層工作、生活十五年——我依然和自然山水保持著緊密聯系。

離開辦公室進廚房，身為小縣城環境下的中年女性，是否還有可能開辟出新的人生場域？我從鄉鎮調回縣委機關工作，擁有一間令人艷羨的書房，開始閱讀古典文學、先秦諸子哲學經典。面對日漸凸顯、逼迫的職業生涯“天花板”，以及小縣城生存單調重復的日常，我重新審視自我，企求從閱讀中找回生命愉悅與心靈歸宿。

我與自然寫作的緣分，就是從中年困倦與焦慮開啟的。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我最初的人生理想。”四十歲的我，背起行囊，拿起相機，走向曠野：桃源山月，湯湖茶林，珊田水塘，右溪河畔……“一平方公里半徑范圍，有你想要的所有好鏡頭”，一位農民攝影家說。我將我的行走半徑擴展至一小時車程區域，將我的焦慮、困倦、不安、恐懼遺落在野，鏡頭里定格的是山間明月、林中鳥鳴、溪澗流泉、朝云暮雨——我重新做回了大自然的孩子。

親近山水林泉，激發深度閱讀興趣。閱讀，行走，尋找新的互證或確證。

北大狂人劉文典曾預言：21世紀必將是中國古典哲學在全世界大放異彩的時代——在馮友蘭先生一部《中國哲學簡史》指引下，十年間，我濡染先秦以降古典哲學，對此有了信仰。

讀過亨利·戴維·梭羅的《瓦爾登湖》，我找到一些確證：梭羅文中多處引用中國古籍原文。瓦爾登湖上，莊子、老子、孔子、孟子的身影也交替出現，他們的思想源流匯入了幽深湖水。湖中依次映照古印度宗教、哲學思想家，古希臘及古羅馬哲學家、奧林匹斯山眾神的面容，有心的人能看得見。

我以為，梭羅好比美洲新大陸的“精神的、文化的國父”，新英格蘭人的“孔子”，啟蒙師——他的《瓦爾登湖》，接續世界三大文明古國文化根脈源頭活水，完成了美洲新生代對世界之古老文明的滴血認親，確立了對腳下這片土地的堅實信仰。說《瓦爾登湖》是美國人民的“新圣經”，并不為過。

我走進日本偉大畫家、著名散文隨筆家東山魁夷的世界，神游北歐的森林、雪山、湖泊，親近日本的藍綠大海及四季風景。緊隨散文家的文字脈動，我感受到自然是有生命的、有律動的，在發現自然的美和安寧中感動，使自己的心靈與自然的心靈相通。

東山魁夷的散文隨筆，無疑代表了20世紀60年代日本早期自然文學的高峰。我反復吟讀《聽泉》《和風景的對話》《京洛四季——美之旅》三本散文隨筆集，風景畫和文字交相輝映，沉浸其中，感知、撫觸，漸臻虛空、無我、寂靜之境。

“把自己化為空無是非常困難的，幾乎不可能的。我想。但美只能存在于那里。清泉用低低但也是非常清晰的聲音對我說。”（《聽泉》）——我想這里的“泉”也是心泉，清澈、澄明，汩汩涌流。在東山魁夷創造的美的王國，我感觸到中國宋代禪宗思悟境界、宋畫神韻遺響，以及王陽明心學的感興、激發。

“像山一樣思考”，美國作家奧爾多·利奧波德的自然散文和哲學隨筆集《沙鄉年鑒》，是堪與自然文學經典《瓦爾登湖》比肩的作品。他的“土地倫理”，通過把土地、水、植物和動物，包括人類，想象成一個由相互依賴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共同體，而我們每個成員只是其中一個“普通成員和公民”。他創立了土地倫理哲學的思想體系——我們歸屬于土地，但土地并不歸屬于我們。

“東北歐山地，是保護得最好、極少有的例外。”“西歐有一個具有抵抗力的生物體。”“日本是幾乎在沒有混亂的情況下發生著激烈轉化的另一個例子。”《沙鄉年鑒》中，奧爾多發現的事實，其中隱含重要信息：東北歐的山林湖泊，純凈無染，像一面鏡子，照見人性、人心之陰暗混渾；這里，正是日本畫家東山魁夷青年游歷、寫生的創作基地，也是他將東方美學氣質的獨特傳統與西方現代藝術的世界性融會貫通的精神生發地。

東山魁夷成名后，曾一度喪失創作欲望。惶惑憂煩中猛然驚醒，他擺脫日常瑣事、名利糾纏，攜妻重游北歐山林。三十年前的故地，湖水依舊湛藍，空明澄靜，他的心靈復歸寧靜，返歸本真，復又煥發創作激情。和他一樣的諸同道，秉持日本東方傳統文化中尊重自然規律、敬畏土地、愛惜一草一木的自然主義者，創造自然美的藝術，踐行極簡、素樸的生活方式，浸潤化育人心，改善國民品性，進而影響政府高層決策。因此，日本在推進現代工業文明的洪流中，協同環境保護、凈化心靈，實現了傳統美學與科技進步的相融相促，走出一條獨特新路。

“要松弛。要學會與美同構。要體會生命之秘境。優雅，平靜，美好，就不會焦慮。”這些書寫自然的作家行吟曠野，給我以靈魂指引。在他們構建的自然天地中，我閱讀、思索，聽從內心召喚，行于贛中南山區。一草一木與我心息相通，血脈相連。

——將書房與大地山川相連，從“天花板”上撕開一道縫，讓光透進來。除卻辦公室、廚房，我的中年擁有了新的場域，并且無限延伸。

“在休閑中完成工作”，奧爾多宣言。他在《沙鄉年鑒》中記錄了在美國威斯康星州一個農場進行生態修復的經歷，從1月的臭鼬到12月的山雀，他的筆下展現在大自然中，動植物肆意活動的蓬勃生機。這樣的生機在我生活的贛中山區毫不陌生，我一次次行走山林，全身心投入、體驗，細細品味，回想，寫下一行行文字。所有的過程即目的本身，即美和愉悅本身——我真正愛上自然寫作，視它為中年的心靈療愈。

大自然是孕育生命的母親，她的心底潛藏藝術的大道。“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莊子說。無心者得。

我想學會像植物一樣吐納、呼吸。

同時，在自然寫作成為熱潮的當下，我告誡自己：保持足夠冷靜和距離——假如你遠未修得金剛不壞之身，就別太靠近潮流。古希臘的神伊卡洛斯就是因為高飛入云、距太陽太近，導致蠟制的雙翅瞬間溶化，墜海而死的。

科學、求真、探秘、推斷，是認識和閱讀自然的方法。自然寫作不僅僅是相機的鏡頭。客觀的物只有經由你的獨特感知與發現，“忽如故人心上過”，才化為你的寫作與成熟的一部分，方可避免復制與雷同。

千江有水千江月，天上的月，亙古如常。你心湖里的月，和別個不同。

自然寫作者需要廣博的科學知識儲備，但事實表明，只有極少的博物學家能成為好作家。如果不在創作中融入你的美學、詩性、哲學思考，便極有可能將科學知識加工成了一份產品說明書或一篇導游解說詞。

作家阿來的短篇小說《蘑菇圈》（“山珍三部曲”之一）講述著山地少女斯炯人生的跌宕起伏：阿媽斯炯得到大地母親護佑，山林饋贈的三個蘑菇圈，助她度過三年大饑荒，滋養饑渴的肉身與心靈，給從小不知其父、成年后又成為單身母親的她勇氣和力量。自然力生生不息，神奇的蘑菇圈醫治過斯炯——一位與命運抗爭的頑強的母親，也醫治了我。

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講述一頭待宰的老牛與老人馬子善相依相憐的故事：老牛臨終前三天俯身喝水，看見清水里的刀子；老人馬子善也看見了那把刀子，明晃晃，閃寒光——你我辛苦半生，即將由中年邁入老境，對時光這把鋒利的刀子，怎能視而不見？一雙無形的手磨刀霍霍，我們將與它賽跑，一邊洗凈肉身與靈魂，平靜地等待某個時辰，向它獻出潔凈、完整的自己。

2022年春節，我行走西藏拉薩半月余，恰逢藏歷新年來臨前一月，布達拉宮，八廓街，大昭寺，小昭寺，哲蚌寺……擠滿從各地趕來朝圣的藏族同胞。八廓街，磕長頭的信眾連成長龍。我雙手合十，默默跟隨，眼睛潮熱。哲蚌寺，目見背陰的北門檻外，母親領孩子伏地低頭，過往的信眾給布施。當晚，深夜不眠，涕淚橫流，不能自已……

此刻，春深，獨坐書房，周遭寂靜無聲。讀著次仁羅布的短篇小說集《放生羊》，一點點靠近、觸摸這片古老、圣潔的土地。這片土地上淳樸、良善、頑強生長的同胞，其中有苦難、有歡欣，相信每一個走在奉獻與回報路上的生靈，都留存救贖自己和他者的希望——放生了“一只羊”，也就放生了自己。

三位作家身居川、寧、藏邊疆地區，他們根植和成長的這方土地，有著獨特的宗教情懷和民族、民俗文化傳統，對生存的艱難有著非同一般的感悟。他們的自然寫作，承接中國自先秦以來天人合一、萬物感通、相依相偎的哲學理念，水乳交融，實踐著自然、鄉土、命運三位一體的創作觀，以虔敬、莊嚴、詩性語言，呈現傳統與現代的裂變主題。

殃及世界的疫情，迫使我們不得不深刻反思。

近代以來，倨傲地以百獸之靈強勢統治、剝奪大自然的霸道“人類”，如今卻成“過街老鼠”，被種種疫病報復、追趕得無處可逃。人類現代社會自我標榜的所謂“文明生活方式”，正在接受自然法則的殘酷淘汰。中國人古老的山水田園、簡樸節欲的生活模式——曾飽受詬病的所謂“傳統落后生活方式”，興許才是人類走出困境、回歸自然生命的最終選擇。古人的昭示，或能帶領狂妄自大的現代人走出迷途，回歸本真，做回大自然謙卑的孩子。

我的自然寫作，逐漸有了更多回音，作品發表于《人民日報》《中國藝術報》《生態文化》等報刊。有作品獲第九屆“觀音山杯?美麗中國”人民文學獎、全國首屆“羨林杯”生態散文獎等。驀然發現，幾年來寫下的二十幾篇回憶故鄉與童年的短文，無不流溢自然山水氣息——我本生于斯，長于斯。

我會繼續讀自然，寫自然。這既是我個人選擇的、與我相宜的生活方式，也是時代賦予的責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