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專欄開了一年，成績如何，讀者自有判斷。誰也不能一言以蔽之，輕松決定應該如何進行“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建構”。但是，這絕非一蹴而就，一眼就能望到頭的短途，而是需要恒心和耐力，更需要想象力的長路。這也不是獨自遠行的狹路，而是需要許多人一起相伴前行的大道。“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建構”不是按一個觀點、一套話語、一條路徑來建造的封閉性獨棟建筑，當代小說宏闊的歷史發展與批評實踐都要求小說理論應該是眾聲喧嘩的多元共同體。抱著這個想法，我們才有理由也有信心將這個專欄繼續開下去。

新年第1期的3篇文章，就充分體現了理論探索的多元性。《本巴》本身就是一部足以讓某些凝固的小說理論感到困惑的奇異小說。劉亮程在烏鎮針對《本巴》當眾口述的這篇短文也是一則與眾不同的創作談。他談到小說與口傳史詩的關系，談到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和民族共同體精神，談到永遠不會舍棄兒童視角及其萬物共居的宇宙觀，談到作家需要關注并書寫相對恒常的事物，還談到要將自己“活成”周遭萬物，最終“將一個地方的古老歷史活成自己鮮活的心靈往事，把一個地方書寫成世界”。如此繚亂、如此紛雜、如此“詩意”的一篇文章，理論家們該怎樣從中找出理論建構的靈感、材料與方式呢？

另外兩篇都再次談到汪曾祺。關于小說，汪曾祺實在說了不少，有些甚至是拋開他自己的創作而面對整個文學發言。獨特的汪氏文論源源不斷地滋養著許多理論批評者。袁俊偉拈出的文氣論再次點亮汪氏文論。這或許有些出人意料，但仔細看，又確是如假包換的汪老遺言：“我以為‘文氣’是比‘結構’更為內在，更精微的概念，和內容、思想更有有機聯系。這是一個很好的、很先進的概念，比許多西方現代美學的概念還要現代的概念。文氣是思想的直接的形式。我希望評論家能把‘文氣論’引進小說批評中來，并且用它來評論外國小說。”袁文由汪氏文氣論出發，引申出“創作發生學”“文本審美論”“主體素養論”，并提醒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建構者們須返身開掘中國傳統美學與文論富礦，萬不可將敘事學之類西方理論，錯認為當代中國小說理論的思想淵源。但袁文的關鍵詞（創作、發生學、文本、審美論、主體）無一不來自西方。袁君也引用了汪曾祺原話，“什么是‘文氣’？我以為是內在的節奏”，其中“內在的”“節奏”都并非中國特產。

重提中國傳統文氣論的重要性，接下來是給它罩上“中國傳統”的法衣，使之與西方理論老死不相往來？還是實事求是，探討文氣論與西方理論的異同，進而架起對話溝通的橋梁？倘若文氣論果真為我們的傳統所特有而為西方所絕無，那我們的傳統文章是否因此就篇篇“氣韻生動”，西方數千年文章（包括小說）則一直死氣沉沉，甚至根本就沒氣、短氣、斷氣了呢？我們究竟應該如何透過小說理論來談論中國傳統與西方？

翟業軍研究汪曾祺，卓有成效。他這篇文章也引用了許多汪曾祺小說理論，但主要還是由畢飛宇和契訶夫的“三姐妹”對照出發，說到“一個有關寫作的重要的兩難”，即作家和人物的關系究竟是“拉遠，還是迫近？做自己，還是做別人？”翟君文章一如既往搖曳多姿、引人入勝，因為他將小說創作的隱曲琢磨得很深，對作家只言片語也絕不輕易放過。他的理論文章總是與細致周詳的作家作品論水乳交融。

翟君這篇文章也涉及一個需要澄清的問題：小說家和小說人物距離之遠近（這似乎是《小說修辭學》作者韋恩·布斯所喜愛的話題，卻并非西方敘事學所能壟斷的話題），可以等同于“做自己，還是做別人”嗎？遠近/人我似乎是兩個層面的問題。小說家抵近描寫某個人物，可以表明他認同此人，也可以表明他憎惡此人。反之亦然，作者可能只是表面上靠近某人，實際上卻更加認同另一個或一群刻意保持一段距離的人。一部大書的關鍵（主題）很可能就由某個不起眼的人物來承載。在這個意義上，我贊同翟君的總結：“拉遠還是迫近，做自己還是做別人，兩種距離、視角并沒有高下之分，它們就是想象人物、書寫世界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可能。”

拉拉雜雜寫了這些讀后感，一則還是拋磚引玉，供讀者諸君參考；二則也是想說，小說理論往往跟小說一樣復雜，并不能一覽無余。或許，這既是“小說學”的難處，也是“小說學”至今還值得人們反復探索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