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小說里的人物生活在廣州市荔灣區永慶坊。2018年到廣州后，我住在離它二十多公里的天河區火爐山附近，2019年末又搬去離它四十公里左右的地方。每年我會在地下穿過這段距離，去永慶坊幾次，看它升級改造，從一條街巷，逐漸蔓延成一大片區域。后來開始掃健康碼和測量體溫，我依舊會爬上一個少有人去的天臺，和幾臺工作中的巨大空調外機站在一起，四下遙望。屋頂起伏，天臺植物，遠處高樓，晴朗日子里，夕陽沉入江心大坦沙島。等夜色填滿天地，人行其中，酒吧與餐廳的光也透過玻璃落在路燈的光上，周圍走動著時髦的年輕人和外地游客，人們面戴口罩，彼此經過，只是平行，并不相交。我停在依舊沒有搬走的人家屋外，對一扇窗，嘗試感受巨大變動中，生于斯長于斯的人們，如何感受這一切。

所以2020年末，我夢到在非洲的荒原上，有一個叫塞里史龍洞的村子后，很快看到一個廣州男人正在跋涉往塞里史龍洞時，下意識認為他在永慶坊生活。但我是靠對當時尚未去過的另一座城市的某片區域的理解，才更加透徹地體會到小說里人物和所生活的空間的關系。

那是一個晚上，一位來自重慶的好朋友聊她的祖父，這位老人還不老的時候，出于對電影的熱愛，在諸多看上去更有前途的選擇中，堅定選擇做一名電影放映員。退休后，城市逼近他的院子、他的果樹、他的魚塘，有關部門曾經給他的許諾都作廢了，只能領每月56元的退休金。有一段時間，他寫請愿書，到處走訪舊同事收集簽名，與此同時，腫瘤在他身體里一日日膨脹，家里只有他一人不知道。

朋友見過那張請愿書，一張不大的紙，下面零零落落有一些紅色指紋（許多同事已經去世）。死亡前，他躺在自己的床上，吩咐兒子在床邊掛起他過去使用的電影幕布。他盯緊這張白色布，幾個小時后咽了氣。

朋友講祖父母的家、外婆的家、形形色色的鄰居、孤寡的老太太、進城的年輕人、在水泥地上重新生活的老人們。在她的話語中，我看到城市漫過周圍的土地時，時間向前時，社會變動中，眾多平凡人的失落與驕傲、執拗與痛苦、愛與承受，而這一切在無聲湮沒。坐在回住處的出租車上，我望著車窗外，黃埔區的街道、樹木與建筑，遺憾尚無人寫出《重慶人》和重慶版的《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但在那一刻，我更加理解了《都柏林人》與約翰·麥加恩、威廉·特雷弗，理解了愛麗絲·門羅，同時和腳下這片依舊可以稱為異鄉的土地建立了某種連接，真正進入了小說中人物跟土地與空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