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文學創作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時代變局。一方面，技術革命與媒介革命為文學生態帶來了顛覆性的改變；另一方面，價值沖突、思想分化又對文學創作構成了觀念上的挑戰。在此背景下，對“當代文學敘事倫理”的深入探討愈發顯現出其重要意義：既能回歸文學本體，又能夠走出“象牙塔”內部的自我循環，觸及社會現實的復雜狀態以及作家心靈的各異趨向。

事實上，劉小楓早在上世紀末出版的哲學隨筆集《沉重的肉身——現代性倫理的敘事緯語》中，就已初步闡釋了“敘事倫理學”的基本內涵，并大致劃分出了“人民倫理的大敘事”與“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兩種現代敘事倫理，其論述對學界產生重要影響。此后，從謝有順對中國當代小說“敘事倫理”的類型學界定，到張文紅、祝亞峰對1990年代及其后小說“敘事倫理”的持續關注，再到曹金合對“十七年”農村合作化小說“敘事倫理”的系統闡釋，以及黃擎、李云雷等人對新世紀以來新興的“網絡文學”“非虛構文學”之“敘事倫理”的現象解讀，“敘事倫理”探討已然凝聚為一股有力量的反思潛流。

即便如此，創作界以及批評界對于“當代文學敘事倫理”問題的審視與反思仍然是不夠的。《長城》雜志從2023年第1期起開辟的“當代文學與敘事倫理”專欄，集中刊發了張光芒、史鳴威共同撰寫的系列文章，針對當代文學倫理敘事中的“平庸之惡”問題、人性隱秘的倫理敘事、“崇高”的敘事建構、“受難”敘事倫理、“道德綁架”問題、“生命·愛情·自由”的價值序列問題等，展開了持續、深入的討論。

綜觀這一系列文章，可以發現，論者帶著鮮明的危機意識介入到“當代文學敘事倫理”的研究過程中。其研究并非由外部現實入手，宏觀勾勒出“當代文學敘事倫理”的時代轉型與嬗變軌跡，而是從具體的文學文本出發，發掘文學敘事之中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道德內涵、倫理傾向與價值立場，它們與當代人的社會現實生活、文化心理結構以及深層精神構造相互關涉，表現出鮮明的內在性、主體性與深刻性。這一“文本本位”的研究態度使論者深入文學書寫的隱秘地帶，重探了中國當代文學敘事的豐富性與可能性。

論者在文章中跳出既往研究的思維慣性，直指流行敘事的癥結，以“后見者”的目光探求某種敘事成規的歷史生成過程，反思一些文學敘事潮流的弊病所在。同時，秉持著“持續追問”的學術姿態，從文學敘事的表層征象進入到對文學敘事傳統的深層探源，最終回到對人心人性的透視中。如《當代文學之于人性隱秘的倫理敘事》一文中，論者從魯迅的小說《弟兄》切入，著意探討敘事者如何在文本中展開對人性之善/惡本源的深度挖掘。這種窺探人性之“一念善惡”的敘事傳統從“五四”時期延伸至當下，所關切的正是個體之人的精神困惑與心靈疑難。

對于“當代文學敘事倫理”的追溯考察及正本清源，從根本上而言，乃生發于論者對于啟蒙精神的繼承與闡揚，因而其所追求的不僅是探索“何為文學”的話語定位，更指向“文學何為”的價值重估。論者力求將啟蒙的“公共性”追求貫穿于學術思考的整個過程中，使文學探討成為一種從個人出發走向外部世界的“公共實踐”。基于此，論者格外關注到中國當代文學敘事的“倫理”之維，重視發掘潛藏于文學文本之中的倫理內涵與倫理效力，重建文學研究的“內”“外”關聯。

在《長城》的專欄文章中，論者聚焦隱匿于文學敘事與日常生活角落中的倫理之問。事實上，無論是中國古代“詩言志”“文載道”“思無邪”之文學傳統，還是韋恩·布斯的“文學共導”原則、努斯鮑姆的“詩性正義”說、阿倫特的“積極生活”論等西方現代學說，都體現出強烈的歷史能動性與現實關切感，這意味著文學探討不能局限于技術主義的形式探討和封閉性的審美解讀，而必須走出書齋、走出理論的高塔，回到常識、回到公共生活之中。同時，論者展開倫理闡釋的研究路徑在于深入辨析自我與他者、個體與人群之間的內在“關系”問題，“主體張力”是其提出的一個關鍵概念。此外，論者展開倫理闡釋的研究目的也十分明確，發掘出眾多極具現實針對性的學術論題。典型代表就是《生命·愛情·自由》一文，該文以裴多菲的著名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為引，提出了此三種人生維度的價值序列在當代文學、文化中的變化，強調要重建“現代價值的金字塔體系”，進一步維護社會道德倫理秩序。

的確，“當代文學敘事倫理”的探討價值不僅關乎文學，也關乎社會；不僅指向思想，更指向行動；不僅在于言明現實，更在于想象未來，正如謝有順所言：“生活的可能性”才是“敘事倫理的終極旨歸”。（《中國小說敘事倫理的現代轉向》）截至目前，這一研究領域雖成果頻出，卻依舊具有極大的探索空間，有待學者們進一步開拓。

（作者系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