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錦第文錄》，王錦第著，郜元寶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年12月

1984年初夏，王蒙在武漢開始醞釀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1985年夏完稿，發表于《收獲》1985年第5期（《當代》1986年第3期轉載）。

《活動變人形》不僅是王蒙個人文學創作生涯的一座高峰，也是當代中國文學不可多得的經典之作。這部自傳性長篇小說的問世，令王蒙生身之父王錦第首次得以借虛構人物“倪吾誠”的軀殼，重新浮出歷史地表。然而當時絕大多數讀者只知道小說人物倪吾誠關聯著王蒙的父親王錦第，對王錦第其人卻知之甚少。迄今為止，人們談論更多的還是以王錦第為原型而塑造的小說人物倪吾誠的形象。

時隔二十年，王蒙在長篇回憶錄《王蒙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二部《大塊文章》（同社2007年4月第1版）中再次提到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畸形而不幸的家庭生活，也再次說到他的父親王錦第。

自傳不再采用小說家言，完全出以紀實筆法，然而除了將小說虛構的一些人物、事件和歷史情境加以還原、指實、補足，真實生活中的王錦第形象仍然未能脫離小說虛構的倪吾誠而宣告獨立，只是進一步證實了小說敘事“所言不虛”。就連自傳作者王蒙對其父親的態度，跟小說家王蒙對其筆下人物倪吾誠的態度，也幾乎如出一轍。

生活和歷史中的王錦第繼虛構小說《活動變人形》之后，再次為高度接近小說的紀實之作《王蒙自傳》中的父親形象所收納、所覆蓋。倘若將《活動變人形》與《王蒙自傳》相關章節放在一起看，讀者很容易產生一種幻覺，仿佛果真是生活模仿了文學，而非文學模仿了生活。藝術形象“倪吾誠”誕生之日似乎就是王錦第真實面貌被遮蔽之時。

之所以有這種閱讀效果，很大程度上乃是因為，跟小說人物倪吾誠一樣，王錦第也是被作家王蒙所塑造所講述的對象，他本人并未取得發言權。

《活動變人形》與《王蒙自傳》究竟多大程度上呈現了歷史人物王錦第的生活真實？對于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莫過于讓王錦第本人站出來說話。但這位歷史人物早已經于1983年3月15日去世，再讓他開口，豈非癡人說夢？

值得慶幸的是王錦第并非簡單的歷史人物，而是在中國現代學術史（某種程度上也是文學史）留下不少著述的學者與作家。倘若將他的文字收集起來，不就相當于給他開口說話的機會了嗎？

這是我編《王錦第文錄》最初的想法。

王錦第的文章，方面甚廣，本書大致將它們分為四輯。

第一輯是哲學、教育學論文以及隨筆，包含王錦第對中國古代哲學家顏習齋、朱熹、王陽明和西方近現代哲學家黑格爾、赫爾巴特、雅斯貝爾斯、胡塞爾、海德格爾的介紹與評說。其中關于胡塞爾、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的論述，在中國現代哲學界屬于開風氣之先者。僅此一點，就應該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給王錦第保留一個相當的位置。

第二輯是西方現代科學、教育學、哲學、“文化形態學”論著的翻譯，與第一輯相呼應。王錦第不僅是現代西方哲學、教育學和科學思想的研究者，也是在這三個領域勤奮耕耘的翻譯者。他的研究工作直接以他本人的譯介為基礎，并非耳食稗販之談。

第三輯，是關于日本文學、歷史、制度及戰時形勢之研究，論述范圍涉及日本的西化過程、明治時代日本思想界若干大關節以及戰時日本政治、經濟與外交，也包括日本文學（比如對《源氏物語》的介紹與翻譯）。

第四輯雜撰，包括王錦第本人的少量詩歌、散文等。

王錦第（1911.3.27—1983.3.15），河北滄州人，字少峰（又字曰生），關于其先祖和家世生平，可參看《王蒙自傳》第一、二部，此處不贅。1929年7月，王錦第考入北京大學，起初學理科（這大概就是文錄中涉及不少自然科學的原因），1931年轉入哲學系（與李長之、何其芳為同學）。1935年從北大哲學系畢業后，入東京東亞高等預備學校。1936年至1938年在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文學部哲學科學習。1938年夏回國，一度擔任北京市立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校長，此后又擔任過北師大和北大講師。為逃避家庭糾紛（夫妻不和），出走山東、江蘇，在兗州、徐州短期任職，一度擔任青島李村師范學校校長。抗戰勝利后回北平，不久便通過中共地下組織的安排，赴他的老師范文瀾任校長的北方大學（邢臺）任教。

在北京期間是王錦第短暫而高產的治學階段，主要是與德國漢學家傅吾康等人合作編纂《中德學志》，譯、著以德國近現代哲學、教育學、“文化形態學”為主，是中國現代最早系統介紹現代德國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的先驅者之一。

王錦第的詩歌、散文、演說錄、雜文也頗具特色。詩歌曾得到同學李長之的品評。散文不拘一格，有留學生活和旅行活動的紀實，也有寄情山水的小品。雜文涉及魯迅、郭沫若、聞一多、梁實秋等文壇健將。還有一些文章寫于解放前夕的北方大學。1949年以后的文章目前發現的不多。

《王錦第文錄》如何有助于復原學者和歷史人物王錦第的真實形象？關于這個問題，長期研究中德文化交流的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現為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葉雋君的長篇文章可供參考。作為編者，我最感興趣的還是真實的王錦第如何轉換為虛構的倪吾誠。在王蒙的小說與自傳作品中，“五四”第二、三代知識分子與新中國第一代“少共”和青年作家（包括后來“重放的鮮花派”與“反思文學”主將）之間，為何存在那樣巨大的張力與反差？這一對典型的“父與子的沖突”和“審父情結”，為認識百年中國啟蒙/革命的兩代（類）知識分子群體斷裂與連續的辯證關系，從宏觀的思想學術史與家庭內部微觀生活史兩方面，提供了極其珍貴的素材與話題。

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來說，借鑒史學材料和方法，嘗試打開以王錦第為個案的一代學人的論述空間，考察這位長期被忽略的現代中國學者/譯者/作家在思想文化史上留下的足跡，也是文學作品深入解讀與文學史縱深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

王錦第的史料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發掘與甄別，我學力有限，只能先編輯出這一部《王錦第文錄》。但從今往后，不僅談論文學虛構人物倪吾誠將離不開真實的歷史人物王錦第，而且研究真實的歷史人物王錦第，恐怕也離不開文學虛構的人物倪吾誠了。

歷史和文學在此發生了奇妙的交會。

《王錦第文錄》是一部獨具特色的文史類資料匯編，我僅僅承擔了初步的收集整理工作，后期精細校勘的任務更多落在人文社資深編輯楊柳女士肩上。王蒙先生以作者后人的身份授權出版該書，還欣然命筆作序，繼《活動變人形》和《王蒙自傳》之后再次談到他個人生命史上晦暗沉重的這一頁。葉雋君長文《作為德系知識推手的王錦第及其在〈中德學志〉的著譯》作為本書附錄，有助于讀者從歷史（尤其中德學術交往史）角度感知王錦第作為學者的基本面相。疫情期間在東京大學訪學的鄭依梅博士找到了王錦第留學日本時期的原始檔案，并圍繞王錦第何時畢業于北大哲學系以及在日本的學籍問題，對舊說有所辯證。鄭博士也允許我將她的考據文章編入本書附錄。

對于上述四位師友所提供的幫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