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

中華讀書報：今年3月5日是汪曾祺先生誕辰104年紀念日。河南文藝出版社近期推出的 《汪曾祺1000事》選取汪曾祺一生中較能體現個人性格、創作經歷的事件，以簡潔、準確的語言加以描述，選擇的標準是什么？

楊早：一開始并沒有一個成文的、統一的標準，就是三位作者按各人的理解來選取去描述。現在回想起來，確實也有一個共同的思路，就是想寫“共同問題，獨特選擇”。黑格爾說，一個人走不出自己的時代，猶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膚。但面對共同的問題與焦慮時，每個人還是會做出符合自己思維、性格、氣質的選擇。這也是值得為每一個人寫“行狀”的理由。當然汪曾祺是大作家，而且是很自覺的大作家，他的生平經歷就更有嚼頭一些。

中華讀書報：《汪曾祺1000事》的體例固然簡潔，但是否也同時有可能損失一些生動性和趣味性。當時在編選時是怎么考慮的？是否有預設的讀者對象？

楊早：《汪曾祺1000事》的寫法特別受汪曾祺“氣氛即人物”概念的影響，汪曾祺自己也是人物，這條規則也適用于他。我們盡量將他到過的地方，遇到的人，接受的滋養，生活的氣氛描述出來，是不是也就能見出他這樣一個“人物”呢？更重要的是，還能得出某種時代的“氣氛”，也就是前面說的“共同問題”。因為如果只有獨特選擇，那也就見不出“獨特”了，理解人與時代的關系，人事容易，氣氛為難。所以就想在這方面多下點工夫。

寫汪曾祺并不容易，如果從生動、趣味的角度來考慮，我編過的《寧作我：汪曾祺文學自傳》就已經很好了，誰還能比汪曾祺自己講得更生動有趣呢？所以《汪曾祺1000事》的重點在于這么多事共同構成的“氣氛”。因此我在腰封上寫：“這些事，不知道不妨礙欣賞汪曾祺作品；但知道這些事，能更好地理解其人其文其時代。”它的擬想讀者，不會涵蓋所有汪曾祺的受眾，但對20世紀中國有興趣的人，都可以看看這本書。

中華讀書報：此前你著有《拾讀汪曾祺》等，也主編過《汪曾祺文學自傳》《汪曾祺別集》等。以汪曾祺先生作為書寫對象和研究對象，是怎樣的機緣？

楊早：第一次讀汪曾祺，是小學五年級在《人民教育》上讀到《受戒》，當時就認定，這個人寫的，跟我讀到的別的當代作品“不一樣”。再往后，中學讀《晚飯花集》，大學讀《汪曾祺自選集》，都是熟到翻爛的那種。人在精神上，總是需要一個可以隨時休憩的公園，汪曾祺可算是我的公園。

當時學界對于汪曾祺是有不同看法的。比如這個人是否值得挖掘等等。我有十多年不敢進行汪曾祺研究，一是怕人家說因為有親戚關系（汪先生是我祖父的表哥），二是怕自己“徇私”，因為喜歡就喪失標準。等到我有一天，可以抓住“汪曾祺與他的時代”這個大題目，才有了研究的勇氣，越往下走，越覺得有意思。

中華讀書報：在不斷的研究書寫中，你對汪曾祺的認識會有變化嗎？

楊早：汪曾祺本身就經歷過一個被發掘、被整理的過程。我一開始跟大部分一樣，特別喜歡“黃金四年”（1980-1983）的小說，以及80年代后期的散文，簡單地說，就是以《汪曾祺自選集》為范圍。隨著新材料的不斷問世，這個作家的長度突然大大延伸了，比如西南聯大時期、上海時期的小說散文，儼然證明了汪曾祺身上的“現代文學味兒”從何而來，而80年代后期開始（尤其是1987年去美國后）的“衰年變法”，將他之前不太敢寫、不太愿寫的那些面相呈現出來。這樣，汪曾祺作為一個作家就很豐富了。還有一點很關鍵，就是80年代后期，汪曾祺從一名小說家向“文人”的轉變，他的飲饌，他的書畫，他的交游，他的憶舊，他對古典的再發掘與重新整合，還要加上他本色當行的戲劇創作，這就造成汪曾祺的四通八達，我總結為六個“通”：南與北通，現（代）與當（代）通，古與今通，文與藝通，雅與俗通，食與思通。可以說每一點都能拉出中國文化的各種傳統與各類議題。我們很難找到這樣豐富的一位作家了。所以我特別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從各種不同的層面來研究汪曾祺與他的時代。

中華讀書報：你如何看待當下汪曾祺研究？

楊早：當下汪曾祺研究越來越豐富與多樣化，跟我一樣關注歷史、時代與地域的研究者不少，我們也一直希望有一個什么載體，來搜羅、發布近年來汪曾祺研究的優秀之作。有一些汪曾祺研究的空白，也正在得到加強，比如汪曾祺五六十年代的創作，90年代的古典再創作，也有一些很可惜的領域，比如汪曾祺小說與文人畫的關系，很難有兩者皆通的研究者來關注，很希望這些層面能夠有填補空白的研究。

中華讀書報：去年你還出版了“楊早講史”系列(《城史記》《野史記》《說史記》)通過個人隨筆、小說化歷史、歷史掌故等方面，以文學賦予了歷史更多的細節。你認為自己的“講史”系列有何特點？

楊早：我讀史講史的個人興趣，就是關注氛圍、小人物與細節。或許受“微觀史學”的影響比較大，但因為文學出身，我更在意的是能不能夠通過各種各樣的史料，在腦海里建構一個鮮活的現場，并用文字將它們傳達出來。如果用以賽亞柏林“狐貍/刺猬”的比方，我無疑是偏狐貍一路，打個比方，我不做全新的大件瓷器，也不太喜歡將舊的碎瓷殘瓷修補完整，我喜歡的是撿拾一些美麗的瓷片，清洗打磨后呈現出來，下一步是靠讀者一起完成的：不僅可以根據這些瓷片想象原來瓷器的華美，還能靠這些碎瓷復原那個客廳，那些桌椅、楹聯、果盤與人物的交談來往。我自己常常沉浸從細節發散出的想象場景中，也很愿意將之與讀者分享。

中華讀書報：能否談談你讀書做學問的特點？比如研究汪曾祺，是否窮盡了汪曾祺的所有著作和研究資料？

楊早：窮盡是必須的，如果是正經的研究。但是選擇題目會有自己的路徑。或許在很多人看來，我的研究比較偏向外部性研究。但我自己覺得，僅從作品本身去挖掘微言大義，往往會陷入一些誤區，比如過度解讀，比如“以作者之是非為是非”。我自己辦讀書會十余年，一直提供“譜系化閱讀”，就是希望從譜系中理解盡可能全面的作家與作品。我們學科分界有歷史、文學、社會學、法學、經濟學等等，文學內部還有古代文學、文藝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等等，但一個作家寫作時，不會把自己的書寫限制在某個學科范圍內，那么研究者也沒有理由將自己的研究課題與方法限制在某個學科內部。我舉個例子，汪曾祺終其一生，都非常關注高郵的水災，他筆下的水災敘事也相當多。當年他第一次回鄉，還專門繞道南京去找當水利工程師的老同學，了解治水的專門知識。那么，對“汪曾祺的水災敘事”進行研究，就不能只限于作品表現出的那些場景與細節，對于1931年中國大水災的方方面面，自然的、水利的、歷史的、政治的、社會的……都應該有所了解。去年有一本書很熱，英國杜倫大學陳學仁教授寫的《龍王之怒：1931年長江水災》，對于我的汪曾祺研究就有很大的幫助。

中華讀書報：你有自己的枕邊書嗎？會常常重溫讀過的書嗎？

楊早：自從有了電子閱讀的習慣，又入了網絡文學的坑，枕邊書就幾乎全是各種類型的網絡小說了。我很佩服能將正經書作為枕邊書的學者，我自己則是什么適合讀什么。有些夜晚想讀幾章足球的，有時想讀經商的，有時會想讀種田或廢土的，隨心所欲。

最近幾年常常重溫兒時讀過、自以為很熟的書。比如六大名著（四大名著+《儒林外史》《金瓶梅》），比如現代小說，比如1980年代的各類雜志。用時下的話說，一讀才發現記憶中的“顆粒度”完全不夠。對這些舊瓶，一旦采用譜系化的閱讀方式，立刻又會讀出不同的況味來。比如1980年代敘事，當年小說里是什么樣的，電影里是什么樣的，《人民日報》和《文匯月刊》里是什么樣的，鋪天蓋地的網絡重生小說里是什么樣的，今年春節的短劇（比如《我在八零年代當后媽》）又是什么樣的，這些材料對照起來，就特別有意思。

中華讀書報：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你想見到誰？

楊早：想見沈從文先生吧。我很崇敬他，但有些地方還是會覺得“隔”，這種感覺跟汪曾祺還不一樣。汪先生的信都很短，沈先生則喜歡寫長信，他后半生巨量的信件完全改變了我對他的認知。所以我希望能見到沈先生，還能跟他通信。

中華讀書報：如果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你會選哪三本？

楊早：每次回答這種問題，都會想“全集”算不算這種作弊的問題。還是不算吧，就以單行本算，我要帶《儒林外史》《汪曾祺小說全編》和卡爾維諾的《我們的祖先》。

中華讀書報：假設策劃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你會邀請誰？

楊早：我跟別人一起編過一本《小說現代中國》，想用小說表現后面的時代情緒。這種時代情緒又是帶有地域性的，尤其是抗戰時期。如果有可能，我想邀請一批西南作家，如沈從文、李劼人、巴金、陳銓、沙汀、艾蕪，聽他們用鄉音談談各自理解的西南文化與大后方社會。

中華讀書報：我以為一定會有汪曾祺。

楊早：黃永玉曾跟病中沈從文說，等你好了我陪你回一趟湘西。沈從文很高興，說好是好，沒有人搞飯。黃永玉說沒事，叫上曾祺。所以汪曾祺我想請他當總廚，幫著掂配什么菜。這桌菜不會太麻辣，要兼顧各地川菜的特色，可能非汪先生莫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