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想象——梵高的畫和德彪西的音樂在劇場里產生一場鮮活的、流動的“對談”，而現場觀眾波動的情感也參與到這場特殊的“對談”中。新的媒體技術正在革新觀眾體驗，3月6日和7日晚，指揮彼得·迪克斯特拉率領荷蘭室內合唱團在上海大劇院開啟新媒體合唱音樂會《梵高與我》，以前所未有的演出形式為觀眾呈現科技和藝術交融的新場景。

荷蘭室內合唱團昨晚在上海大劇院為滬上觀眾帶來新媒體合唱音樂會《梵高與我》。（葉辰亮攝）

《梵高與我》最初由阿姆斯特丹梵高美術館在2020年提議，意在“用音樂表達梵高的作品在人們心中喚起的情感”。于是，荷蘭室內合唱團與意大利視聽工作室fuse*共同策劃了這場特別的新媒體合唱音樂會，它不是簡單的“以名畫PPT為布景的音樂會”，而是結合梵高和克里姆特的畫作，選取同時代作曲家圣-桑、德彪西、馬勒等人的作品，應用繪畫算法及生物識別數據，將演出現場的視覺和聲音、藝術家和觀眾的情感聯系起來。不僅利用多媒體讓名畫活起來、動起來，并且，現場的演奏和演唱的聲浪、以及觀眾因為畫面和音樂而產生波動的情緒，都會被“算法”轉換成新媒體畫面的一部分，所以，每一場演出都是開放式的驚奇之旅。

作為“后印象派”代表人物，梵高對于傳統的反叛與突破，對于色彩的獨特見解，震撼了奧地利象征主義畫家克里姆特，他取莫奈與梵高之所長，進行“樂感式”的線條和色彩的探索。這兩位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杰出藝術家前赴后繼為藝術史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梵高曾說：“我希望我的畫作能慰藉心靈，就像音樂一樣。”與梵高同時代的歐洲知名作曲家德彪西、馬勒等人同樣受時代精神感召，為浪漫主義音樂開拓新篇。《梵高與我》選取了13首與梵高、克里姆特同時代的作曲家作品，在舞臺上，借力于當代科技，圣-桑、德彪西、薩蒂、馬勒、施特勞斯、勛伯格等人與兩位畫家相遇，誕生一場精神世界的對話。該音樂會不僅追溯了藝術家的私人生活和藝術歷程，也是在時間的坐標系里與歷史對話，通過梵高和克里姆特兩種不同視角，呼應浪漫主義、印象主義、新古典主義、表現主義等作曲家的作品，構建過去和現在之間的橋梁。

演出時，舞臺后方放置兩個呈V字形的巨大屏幕，梵高《向日葵》《盛開的杏花》、克里姆特《吻》《貝多芬飾帶》等觀眾熟悉的畫作以及歷史資料在此交替出現。為《梵高與我》制作視聽設計的fuse*視聽工作室，在阿姆斯特丹梵高美術館和奧地利美景宮美術館的支持下，在高分辨率的梵高及克里姆特畫作圖像上開展工作，利用數據分析解碼畫作的技法特征，嘗試將人類創作這個復雜的行為與AI分析相融合。在《梵高與我》的現場，藝術家、觀眾、音樂和畫面被全新的媒體技術黏合在一起。舞臺上，32名荷蘭室內合唱團成員的表現會被麥克風及皮膚電反應微光傳感器捕捉；舞臺下，一臺紅外攝像機通過人臉檢測技術檢測并收集觀眾的情緒，陸續從觀眾的臉上提取情緒分析數據，臺上臺下的情緒共同影響著視覺畫面的最終呈現。迪克斯特拉風趣地說，他覺得自己在指揮合唱團的同時，也在揮舞著一支巨大的畫筆。演出的主創和在場觀眾共同創作了一場音樂會，使得每一場音樂會都是獨一無二的。

這場演出所涉及的畫家和作曲家，在他們的時代都曾是藝術的先行者，這場演出在這個時代也是先行者。演出前夜，迪克斯特拉帶領合唱團成員與復旦大學師生交流時，復旦大學計算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錢振興談到，用算法尋找情感和表述相互作用的痕跡，并且標記不同表述形式的共性，這正是時下AI研究中最前沿的“多模態研究”，《梵高與我》是上一個時代最前沿文藝和這個時代最前沿科技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