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月，我回老家完成畢業論文。那時候疫情剛剛放開，為了降低感染的概率，我很少出門，把自己隔絕在一個很小的空間，每天的主要任務就是寫論文，餓了就去廚房里蒸點餃子吃。活動范圍縮小、表達機會減少、生活內容單調，說實話，日子過得有些乏味。為了排遣心中的苦悶，我把手機里卸載許久的“狼人殺”軟件重新下載回來，試圖從中獲取樂趣和慰藉。

這個決定做得非常正確，玩狼人殺滿足了我喋喋不休的表達欲望，又可以帶領我短暫地逃離逼仄的現實。我和我筆下的人物一樣，很快就投入其中，游戲入夜前的那句“長夜將至”一響起，我便感覺到一陣生理和心理上的雙重激動。某天，一場游戲結束后，我突然產生了一種沖動，為何不就此寫一篇小說呢？順著深想了一下，我腦海中很快就浮現出一座被迷霧籠罩的城堡，外部看起來古老而又神秘，內部卻極盡奢華。我以幽靈的身份潛入城堡，看到一群身著華服、佩戴假面的人，游戲內，他們相互廝殺，通過發言辨析謊言與真相，拼盡全力讓自己所在的陣營獲取勝利；游戲外，他們之間的關系應該如何？他們該走向何方？這種欲說還休的朦朧感令我著迷，我決定抓住這一絲寫作的可能，于是城堡有了現代性的實體，幽靈幻化成了游戲的外來者于穎。

我在小說中構筑了三重世界——游戲世界、現實世界和導演伯格曼的世界。前兩個世界是“與生俱來”的，這篇小說在我腦海里生發之際，這兩個世界就自然而然誕生了。游戲世界內，需要編排大量貼合狼人殺游戲的臺詞，但這對我而言沒有什么技術性難度。我從高中開始癡迷狼人殺，有數千把網殺對局經驗，寫作時，我把一些常見的發言套路記錄下來，盡可能地講清楚其中的邏輯關系。除了常規的狼人殺，我在小說中還提到了兩個游戲——其中一個是“故事殺（每個人講述一個故事由其他人舉手判決是真是假）”，我不知道這種游戲是否已經存在，但我現實生活中從來沒有遇到過。之所以想到設置這個游戲，是因為我喜歡聽故事，有時候聽到一些語焉不詳的部分，會忍不住懷疑故事的真實性。另一個游戲是“關牌版狼人殺”，靈感源自我小時候玩的撲克牌，只有兩個人玩的時候，我們就會保留一部分牌不發，增加互相猜牌的難度，從而提高游戲的不確定性。在真實的狼人殺游戲卡牌中，隱狼的牌面和我描述得并不一致，僅只是一個具有狼人身影的村民形象，二者的主要差別在于鏡子這一元素的有無。博爾赫斯在《鏡子與面具》中提到了鏡子、面具和匕首這三種意象。鏡子的存在是為了剝離技巧與矯飾，面具像是一種更為高級的偽裝，好像只有勘破一切之后，才需要匕首來戰勝人生永恒的虛無。

小說中的現實世界，我懷抱著一種混沌感來寫作。在撰寫小說的開頭時，我只確定了女主角名為于穎，身份是一個在杭工作、畢業于北京高校的女研究生。胡嘉陽、黃雁南和文野的形象都很模糊，許青、許白和卡朋連名字都沒有定下來。我通過于穎的目光，一步步地熟悉這些人物，了解他們各自的故事，看著他們自由生長成他們本應長成的模樣。寫到卡朋殺害了父親，于穎和文野雙雙出軌等情節，我自己也被震驚了一下——原來這些人背后還隱藏著這些事！但仔細想想，這和玩狼人殺有點像。游戲中沒有絕對的高配和低配，相互欺騙、被對方所騙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生活本身如此，太陽底下并無新事。

導演伯格曼的世界，是我最后完成的部分。在此之前，我搜索了很多關于狼人殺歷史的資料，可惜的是，尋找到的內容有限，很難形成一個故事主體。那時候，我已經將第一聲部的內容梳理完畢，獨立來看，那幾乎稱得上一個完整的故事，但我總覺得離我最初的構想還有差距，所以一直沒有放棄第二聲部的寫作。大概是在去年四月份，我偶然間讀到了瑞典導演伯格曼的《魔燈：英格瑪·伯格曼自傳》，立刻就被他提到的諸多童年回憶吸引。我決定刪除已經寫好的內容，圍繞伯格曼的人生經歷寫作第二聲部。在文學領域，多聲部寫法并不罕見，但我是第一次嘗試，剛開始寫還有些拘謹，擔心被現成的材料束縛了手腳，寫到后面自如了許多。

編輯老師問我，最喜歡玩的狼人殺角色是什么？我當時的答復是都可以。事實上，從來沒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我也從來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通話結束后，我想了很久，我玩狼人角色的勝率是最高的，我也很享受狼人之間團結作戰的感覺，但我心里最希望拿到的角色牌其實是守衛。不同于開局就打明牌的預言家，不同于可以自證身份的騎士和愚者，也不同于女巫、獵人之類的強神，守衛是弱神，但承擔的責任重大。在白天，守衛既不能暴露出過多的夜間信息引起狼隊關注，又要通過巧妙的發言躲過抗推；在夜晚，守衛則需要準確判斷場上局勢，守護狼人最有可能刀死的玩家。一局游戲當中，如果守衛守護出兩個及以上的平安夜，就會獲得系統授予的稱號“奇跡之盾”。在我第一次獲得這個稱號后，我的游戲角色就一直佩戴著它，從未更換過。我很喜歡守衛和狼人夜間的心理博弈，在生活中，我們都會有猜測別人想法的時刻，寫小說時，作者也需要盡可能地揣摩人物的心理。

寫作過程中，我總是相信自己的直覺，碰到有趣的靈感、有意思的詞句，就會努力將它們延展開來，形成一篇完整的小說，但在投稿的時候，我往往無所適從。我極少將稿子交給朋友點評，也沒有參與過改稿會，除了我以外，編輯就是第一讀者，所以每一次投稿都是驚心動魄的“被檢閱”過程。如果投出去的是我熟悉的題材，我會有更多的把握；如果我在作品中糅合了一些我沒有嘗試過的元素，或是敘述內容大大超出我的生活經驗，我會變得異常焦慮，就像帶一個從沒出過門的孩子參加集會，我盡可能地將她裝扮得好看，如若受到批評，我會感受到做母親的無力和失敗。因為這個原因，我有好幾篇小說都處于封存狀態，里頭的人物只能同我一個人交流。有時候我看這些小說，會感到抱歉，它們都代表了不同階段的我，但因為我的怯懦，它們必須忍受孤獨。

寫完《最后的夜晚》，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知道該把它投到何處。打心底里，我喜歡這篇小說，但我又擔心它會因結構、題材等問題不被刊物所接納，猶猶豫豫到八月底，我才懷揣忐忑之心將它投給《西湖》。我當時想的是，如果這次投稿失敗的話，我就把這篇小說“藏”起來，再也不投稿了，幸運的是，我很快就收到了送審和過審的消息，特別感謝《西湖》雜志。

最難挨的漫漫長夜過去了，內心的斗爭和堅守都已結束，小說終于在溫暖的黎明曙光中安穩著陸。作為作者，我長吁一口氣，感覺自己變得更加自信，更加勇敢。下一個夜晚到來之前，我會有一段積蓄能量的時間，待我準備充足，我會閉上眼睛，翻開那張神秘而古老的卡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