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流芳，字茂宰，一字長蘅，晚號慎娛居士，晚明嘉定人，詩文書畫印刻兼善，為“嘉定四先生”之翹楚，又與程嘉燧、王時敏等合稱“畫中九友”，有《檀園集》等傳世，其課徒山水畫稿收入清代李漁所編《芥子園畫傳》。

蹭蹬舉業

李流芳“風流儒雅”“澹蕩于榮利”，是較為典型的晚明江南性情文人。他自稱“余性不喜舉業之文，而時時代以書畫”，又謂“人生天地間，所貴適志耳”。然而，如此追求個體自適與個性自由的人，卻也曾羈牽于科舉達三十一載之久。

一開始，李流芳的科舉之路還算順暢。17歲那年，他被嘉定縣學錄為生員。但接下來，這條“由南而北”的應舉之途著實不好走。直到32歲時，才舉于南京。

此后，他又在舉子業上蹭蹬了16年。連續四次北上京師參加會試，卻一無所獲。萬歷四十七年，他再次赴試北行，行至濠梁因病棄考而返，在“歷落嵚崎三十年，寧教人笑不教憐”的行吟中喟嘆身心交瘁與無奈。

究竟是什么讓這位“才氣宏放，不可紲羈”之士長年不第，卻又長年堅持呢？這恐怕要從晚明嘉定的地域社會和李流芳的家世說起。

明代中期以來，時屬南直隸蘇州府的嘉定縣雖偏安海隅、受倭寇侵擾，卻伴隨徽商不斷進入，棉花和棉布業逐漸發達。特別是李流芳所在的南翔鎮，“多徽商僑寓，百貨填集，甲于諸鎮”。

隨著工商百業發展，嘉定文教日興，科甲亦盛。宋代，該地出進士12人；元時無進士；從明永樂二年到崇禎十六年，出進士103人、舉人204人、貢生205人。史書記載，嘉靖年間，歸有光至嘉定安亭講學，“四方來學者常數百人”。

正是在這樣一種商賈流動、文風蔚起的地域社會背景下，李流芳的祖父李文邦從歙縣徙居南翔，繼而開創了一門兩代三進士的盛況——

李文邦之子、李流芳伯父李汝節師從歸有光，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以登州同知致仕；李汝節長子、李流芳堂兄李先芳為萬歷十七年進士，歷任刑科給事中、四川參議等；李流芳同父異母兄李名芳為萬歷二十年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史書記載，“李氏由新安來甫百年，而門第子孫之盛幾甲于吳中”。李流芳自小就生活于這一科第方盛、仕宦相承的詩書簪纓之家，浸浴著恭謙厚重的家風，感沐著前輩父兄的榮光。

可是，猝不及防的家族變故似乎顛覆了所有的一切。李名芳、李先芳的過早離世，讓李氏家族迅速陷入了困頓：“先賣幾頭子石研，不愛墨花繡澀春云流。次賣商尊父丁篆，不愛寶色剝落夔龍虬。次賣西山梅花二十畝，不愛春湖草閣臨青浮。最后賣卻山雨之飛樓，不愛松風梧月芙蓉秋。”

為了擺脫窘境，李流芳只好靠潤筆改善生計，甚至于打算變賣家當。然而，這些舉措并非長遠之計。為盡快重振家業，光復門第的責任便落在了才氣俊發的李流芳身上。

天啟二年，48歲的李流芳抵達京郊之時聽到遼東戰事節節敗退的消息，一時間對功名愈加心灰意冷，終于棄絕了仕進之心。返歸途中，他一氣呵成寫下《南歸詩》十九首，道盡了多年的辛酸悲苦與自我救贖。

會友從藝

在科舉之外，李流芳更多是棲居園林、交游吳越，以詩文書畫自遣。絕意仕進之后，他揮毫吟詠不輟，成就了在文壇、藝苑的矚目成就。

萬歷三十三年，李流芳在南翔北市規劃卜筑檀園。園內“水木清華，市囂不至，一樹一石”，不單為讀書休憩之地，也是晤友會朋、宴飲雅會的重要場所，“琴書蕭閑，香茗郁烈，客過之者，恍如身在圖畫中”。

李流芳的不少雅集酬酢詩作就出乎此間。如《元夕雨邀里中諸君小飲檀園燈下次伯氏韻》云：“花邊樓閣月邊廊，更愛繁燈照夜光。雨氣無端先客到，檐聲應為和歌長。城頭結綺人俱散，村里迎神鼓不忙。且盡一杯酬令節，泥深門外亦何妨。”盡管天色已晚、雨長泥深，卻沒有影響到諸君暢飲于檀園花間、元日燈下的高漲心緒。

李流芳詩歌的最大特色在于以性情為旨歸。誠如陳寅恪所評，其“詩文雍容典雅，至性溢楮墨間”。當時，詩壇最為流行的是公安派、竟陵派的詩風。李流芳卻能容與其間，絕去公安之滑易、竟陵之幽僻。

對此，施蟄存論述：明代最后一個詩派是由被稱為“嘉定四先生”的唐時升、程嘉燧、婁堅及李流芳所建立的，“其所以異于王李者，在排斥摹古；其所以別于鐘譚者，在反對求字句之新異；而大旨則以‘自然地表現真性情’為歸”，即所謂“貴在識真”也。

李流芳一生善交好游，不僅居檀園以宴賓客，還時常與友人放曠、流連于山水之間。他尤其傾心于杭州西湖的美景，“中歲于西湖尤數”，并感言：“天下佳山水，可居可游可以飲食寢興其中而朝夕不厭者，無過西湖矣。余二十年來，無歲不至湖上，或一歲再至，朝花夕月，煙林雨嶂，徘徊吟賞，饜足而后歸。”

在六橋兩山間，李流芳結交了不少朋輩，有官宦文人、名士高隱、緇流黃冠，也不乏船工、女郎一類的尋常人。他還經常依托于當時活躍在西子湖畔的文人社團“小筑社”開展交游活動，以詩文書畫為媒介，會友談藝，酬唱往還。

他的大量藝文作品借各色友人的推賞、收藏、傳播而流披百世，他那堪稱晚明小品文奇葩的《西湖臥游冊跋語》也是在這樣一種契機下應然問世的。正如張岱所言，“（流芳）一年強半寄跡西湖，凡見湖中朝暾夕照、云氣變幻，盡收入筆端；題跋數語，澹遠靈雋，字字皆香”。

世人多謂李流芳詩名、文名為畫名所掩，但就其在晚明江南畫壇上的成就及后世影響而言，確乎鮮有能匹者。他的畫作以山水擅長，寫生亦有別趣，竹石花卉之類無所不備，風格可謂逸氣飛動、筆墨淋漓。早年間，或許是因為場屋之困，李流芳之作稍嫌拘謹；絕意進取后，晚歲于繪事尤勤，則筆益放曠，漸臻妙境。

李流芳既深解繪事，又深諳畫理。他的論畫同樣以性情為根底，認為“凡山水皆不可畫，然皆不可不畫也，存其恍惚者而已矣”。在他看來，山水畫之于真山水的存在意義在于提煉揚棄，化為心象，存其恍惚，“放出山林本色”，而非攝錄似的成為山水本身。他主張，取鑒前人并非最終目的。通過學古、師古陶鑄自我風格，才是旨歸所在。

不同于宋元明間許多文人在理解“詩畫一律”時多關切詩歌與繪畫俱追求超越形似的共通性，他更強調作為空間藝術的繪畫與作為時間藝術的詩歌在表現功能上各有其長短、各有其獨立性，故“詩中意有可畫者，有必不可畫者”。

作為晚明文士，李流芳仰承嘉定古學傳統，非但“文章書畫，絢爛海內”，論其人品修為亦幾無貶責、存疑者，堪稱“其人千古，其技千古”“其交道亦是千古可傳也”！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非遺傳承與應用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