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

中華讀書報：2020年，香港三聯書店曾出版過您的《那些年，那些人和書——一個出版人的人文景觀》，這本隨筆和《一生一事》（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3月）有關聯嗎？

李昕：不能說沒有關聯，因為兩本書寫的都是我為作者服務，給他們編書的故事。但是各有側重，《那些年，那些人和書》主要是寫人，寫那些和我有過合作和交流的學者和作家，包括周有光、韋君宜、胡風、傅高義、李敖、王鼎鈞等等，每人一篇，意在寫出我對這些人物的觀察和思考，我通過出版合作對他們有了印象和認識，試圖寫出他們的性格和人格。可以算是人物特寫。但是《一生一事》不同，這是以我自身經歷為線索，講我自己的故事，特別是我怎樣為作者編書。當然，其中不免會涉及那些著名學者作家，但是角度完全不同，寫法也便不同。兩本書從內容上有一定的交叉，重復性的文字其實非常少。

中華讀書報：您在1982年就發表過文學作品，也寫過文學評論，良好的文學修養和理論批評功底，對您從事出版有何裨益？

李昕：我最初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理論編輯，那時社長韋君宜提倡“一手編，一手寫”，所以我業余時間寫文學評論，希望成為文學評論家，為此讀了不少哲學、美學著作，這當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的理論修養，也培養了我對書稿的判斷能力。后來我被借調到香港三聯工作，香港三聯當時的總經理趙斌來北京面試我，問我讀過什么書，編過什么書，我如實以告。他聽了以后表示我可以去三聯書店這樣的社科類型出版社工作。他說，“因為你算是理論編輯出身，如果你是編小說或詩歌的編輯，恐怕就不適合到我們這里來”。

中華讀書報：您先后在四家著名的出版機構（人民文學出版社、香港三聯、北京三聯和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享受到這些出版平臺帶來的特殊資源和便利條件，做成了很多別人難以企及的事情，同時您也毫不諱言自己的失誤、遺憾和懊悔。很想了解您是以怎樣的心態梳理既往？

李昕：我認為自己很幸運，因為我工作的出版平臺給我帶來很多別人不具備的資源和機會。但越是這樣，客觀條件越好，我就越發感覺到，其實有些事情，自己還可以做得更好。我記得有一次我在講課結束時，臺下有一位學員向我提問，說你一輩子好像很順利，很成功，你有過什么遺憾的事情嗎？我當時回答說，大大小小的遺憾和懊悔，其實一直都有。如果沒有這些，人就不能進步。做編輯出版，一定要善于從看似成功的地方找出不足，要有內省力，善于總結自己，特別是善于吸取教訓。其實我一輩子做的書，有很多出版后我自己都能挑出毛病。后悔當初假如想到哪些哪些，就可以把書做得更好。但是為時已晚，只能下次注意了。

中華讀書報：您有記日記的習慣嗎？過去的事情，都記得如此清晰？

李昕：我有記日記的習慣。但不是從一開始就有。人民文學出版社時期和香港三聯時期，我只是留有幾本工作筆記而已，那時并沒有每天寫日記，工作筆記只簡要記錄一些大事。進入北京三聯以后，我開始記日記，寫得很詳細，每年都有十幾萬字，最多的一年（2014年）竟然有30多萬字。一直記到今天，總共大概有300萬字了吧。這些日記都是我寫回憶錄的依據，所以我的回憶錄是嚴格按照非虛構的原則處理的，連書中偶爾會出現的人物對話都是原話。

中華讀書報：細讀《一生一事》，里面有為人之道、做書之道、處世之道，總之方方面面都很受益。您也提到，香港三聯書店的8年對自己至關重要，編輯理念和市場意識都是這一時期逐步形成并強化起來的。能否請您概括一下自己的編輯理念和做書之道？

李昕：我曾經總結說，我的編輯理念，就是王鼎鈞先生送給我的兩句話，“改變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變的”。這意思是說，編輯在具體的出版環境下，既要尊重現實，又要懷抱理想，盡自己最大努力出好書。

我一直強調，做出版出好書，是不能怕麻煩的。要有一點完美主義追求。要想出版后不留遺憾，一定要預先策劃得很周到，一定要用心，肯下功夫。有時需要反復和作者協商修改，花費大量精力；有時對某些題材的圖書，還要按照上級規定送呈專家審稿，一遍遍地在專家和作者之間溝通，又用去很多時間；也有時需要自己對書稿中可能存在的這樣那樣的問題承擔審稿責任。這些都需要有耐心，也需要一定的膽識和智慧。如果編輯怕麻煩，只想省事，“短平快”出書，可能就會錯過很多好書。

劉夢溪先生在我這本《一生一事》序言里面，提到湯一介先生的祖父頤園老人留下的家訓是“事不避難，義不逃責”，我認為這實際可以成為對一個好編輯的要求。我不敢說這四十年中我做到了，但我確實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的。

中華讀書報：《一生一事》記錄了您四十年出版歷程，既是您的個人史，也可以看作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出版史。如果要概括四十年出版人生成功的秘訣，您會如何總結？

李昕：我覺得自己趕上了一個出版高速發展的時代，這又分成三個時期，從改革開放到上世紀90年代初，是出版價值回歸時代，那個時期，出版遍地是黃金，只要稍微動一動腦筋，就可以出好書。從90年代中期到2010年前后，是出版的新技術革命時代，這個時期，電腦設計、排版、制作和印刷極大地豐富了圖書的呈現形式，圖文并茂成了一部分好書的顯著特征，圖書精美程度成為讀者評價圖書質量的標準之一。2010年以后，隨著出版企業化、市場化的節奏加快，傳統出版向多媒體出版轉型也成為潮流。市場競爭越加激烈，而利用多媒體、自媒體手段營銷也成了必不可少的手段。

如果問我在這幾個階段中為什么都能堅持出版一些有影響的好書，其實無非就是與時俱進，緊跟時代特點進行出版和營銷策劃。

中華讀書報：您曾經手（即以各種方式參與編輯出版過程）有三千本圖書，大概每一本都隱藏著各式各樣的故事。能否列舉一二？

李昕：僅舉一例吧。前幾年我們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醫學的溫度》（韓啟德著），這本書能從茫茫書海中脫穎而出成為暢銷書，是用心策劃的結果。

《醫學的溫度》原本作者提供的是一本綜合性的學術論文集，如果原樣出版，也應該是正常現象，因為作者是大學者，中科院院士，還曾經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弄到一點資助并不難。但是我和責任編輯蔡長虹都覺得，如果那樣出版，就把一個好選題糟蹋了。很可能只銷售兩三千本。但是，我們認為這本書本來可以編成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就是關于醫學是否應該以人為本的問題，這是當今我們醫療制度改革的一個重大問題。于是我們建議作者，以這個話題為中心，從55篇文章中精選不足20篇，編成這本書，稍一宣傳，一年就銷售超過10萬冊，還得了十數個大獎。

中華讀書報：做了一輩子書，您的閱讀量必然是巨大的。能否談談您在人生不同階段，讀書是否各有側重？

李昕：我的閱讀，也是跟著工作走的。在人文社時期，讀的都是文學類、哲學美學類，到香港以后，因為工作需要，又補課一樣地比較系統地閱讀中國近現代史方面圖書，還有香港史、澳門史等等。回到北京三聯，因為學術出版的門類更廣了，自己讀書更雜，其他學科的書，包括史學、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的也都跟著讀了一些。審稿本身就是讀書，也是學習的過程，我一年審100多部書稿，其中大多是人文社科學術著作。但這樣讀書是不夠的，因為有時候審讀書稿，需要以其他圖書作為參考。所以業余時間我也會選一些其他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社科新書來讀，由此可以了解別人在做什么，從而對自己的出版作出評估。

中華讀書報：您有什么獨特的讀書方法或閱讀習慣嗎？

李昕：說不上獨特。我不藏書，我買書都是為了讀的。買的時候很在意書的品相，但我不為了收藏而保護品相。讀書時為了方便記憶，就在書上做記號，寫批語，夾紙條等等。重讀時光看有記號的地方。

我近年小說讀得很少，紀實類的讀得多些，例如人物傳記或自傳，也常讀一些文學、史學研究的著作、學術隨筆，還有一些史料性的圖書。這些書都不像小說那些需要連續閱讀，所以我常常是跳著讀，挑著讀，一本書拿在手里，感興趣哪部分就讀哪部分。有時候是自己思考一個問題，會把幾本相關的書找來一起讀，從比較中發現每本書的特點。

中華讀書報：如果有機會見到故友，您最希望見到誰？

李昕：最想見到的是對我編輯人生影響最大的人，如屠岸先生、藍真先生。

這兩人是故友，但他們都是前輩，在我的出版生涯中都可以稱之為恩師。當年在人文社試圖安排我做政工干部時，我向屠岸求情，表示想試做編輯，三年為期。作為總編輯的屠岸，用“一言為定”四個字決定了我一生的選擇。后來又對我的成長一路鼓勵和提攜。藍真先生是香港三聯的老前輩，我接受并且認同三聯傳統，特別是鄒韜奮所說的“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做出版要致力于社會思想啟蒙，要用自己的出版物促進社會進步。我的這些出版理念，大都來自于藍真先生。他的“一入三聯門，終生三聯人”的情懷始終感動著我。

中華讀書報：若有機會組織宴會，您會請哪些朋友？

李昕：如果可以包括故去的和健在的兩類朋友，那么我想請那些曾經在我四十年編輯經歷中給予我支持最多的學者和作家吃飯。他們中間有李敖、傅高義、楊義（他們是已經故去的），楊振寧、王鼎鈞、吳敬璉、資中筠、王蒙、劉夢溪等。

中華讀書報：假設要去無人島，可以帶三本書，您會帶哪三本？

李昕：《紅樓夢》《魯迅全集》《蘇軾詞集》或《稼軒詞集》。《紅樓夢》我讀過兩遍，但是因為不熟，所以從不敢在紅學討論中發言。我想如果有機會，我是希望研究一下這部著作的。魯迅著作我只是早期讀過各種單行本，有的也讀了不止一遍，但1980年版買來全集后卻沒有時間通讀。如果有時間，我希望靜下心來讀讀。此外，我喜歡宋詞勝過唐詩，宋詞中尤其喜歡蘇東坡和辛稼軒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