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由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京揭曉。入選的十個項目，從不同角度闡釋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山東沂水跋山遺址群

構建山東10萬年以來的文化序列

跋山遺址群是以山東省沂水縣跋山遺址為中心的80余處舊石器時代遺存的總稱，其發現和研究已基本建立魯中南乃至山東地區10萬年以來的文化序列。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李罡介紹，跋山遺址群目前出土及采集標本5萬余件，再現古人生產、生活的細膩歷史場景，及其應對環境變遷，不斷調整適應策略的生存智慧。在氣溫下降的歷史階段，古人用火遺跡有密集的發現；在約30平方米區域內就清理出古菱齒象下頜8具，再現了10萬年前古人類對巨型動物資源集中利用的畫面。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認為：“跋山遺址群連續的文化堆積、無間斷的舊石器文化發展序列，清楚展示出本地區乃至中國與東亞早期人類與文化持續演化發展的路徑。”

福建平潭殼丘頭遺址群

為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提供線索

殼丘頭遺址群包括福建平潭島的殼丘頭、西營、東花丘、龜山等遺址，距今7500年至3000年。福建沿海地區被認為是南島語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我國臺灣地區擴散的重要出發地。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周振宇介紹，這個遺址群展示了南島語族早期人群的衣食住行：他們的生計模式兼具大陸性和海洋性，在各時期遺存中均發現了豐富的海、陸生動物資源；西營、殼丘頭遺址還發現了7000多年前的植硅體水稻遺存，是中國東南沿海島嶼最早的水稻遺存。他們這種海陸兼具的生計模式貫穿7000年以來的各個時期。

分子生物學的初步研究表明，平潭史前人群與中國南方和東南亞族群有較近的遺傳關系，同樣表明了南島語族早期人群的大陸來源。植物考古研究則發現，水稻和粟在距今4800年至4600年期間傳入臺灣地區。陳星燦指出，殼丘頭遺址群的考古發現深化了對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史前人群利用海洋資源、以及史前農業文化向東南亞島嶼地區擴散歷程的認識，為探索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提供了重要線索。

安徽郎溪磨盤山遺址

長江下游地區文化演進研究的典型范例

磨盤山遺址位于安徽省郎溪縣飛鯉鎮新法村，坐落于皖南最大的湖泊—南漪湖的東岸。遺址可與長江水系、環太湖水系連通，是溝通南北和東西的重要驛站。該遺址延續時間長，譜系完整，是長江下游地區少有的連續時間近4000年的中心性聚落，成為長江下游地區文化演進研究的典型范例。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趙東升介紹，在該遺址發現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錢山漾文化，夏、商和西周至春秋時期的連續文化堆積。遺址處于幾大文化區的中間地帶，又以馬家浜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遺存最為豐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認為：“磨盤山遺址的發掘和研究還可成為探討崧澤文化圈和良渚文化形成的重要參考。”

湖北荊門屈家嶺遺址

5000多年前江漢平原的治水智慧

屈家嶺遺址位于湖北省荊門市屈家嶺管理區，以屈家嶺為核心，是包括殷家嶺、鐘家嶺、冢子壩和楊灣等十余處地點為一體的新石器時代大型遺址。

近年來，考古學者在這里發現多組因勢而建、規模龐大的史前水利系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陶洋介紹，在水壩營建中，許多細節體現出古人的智慧，比如，古人將呈南高北低走勢且自然分布的基巖面用作溢洪道，展示出“因地制宜”的科學理念。從熊家嶺水壩可以看出，先民是在燒荒后擴建水壩，應當發生在秋冬季的枯水期，符合“農閑時節、興修水利”的行為邏輯。

“屈家嶺遺址依勢而建、其規模龐大的史前水利系統是迄今發現最早且明確的水利設施之一，標志著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從最初被動地防水、御水，轉變為主動地控水、用水，實現了從適應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趙輝如是說。

河南永城王莊遺址

獨特葬俗反映史前社會復雜化進程

王莊遺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以東約10公里的苗橋鎮曹樓村，地處豫東平原，地勢平坦，北臨睢水故道。

王莊遺址大汶口文化遺存具有豐富的禮制內涵，折射出顯著的社會分化。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朱光華介紹，遺址出土的“玉覆面”是此類遺存在國內新石器時代發現的首例，具有顯著的禮儀性質；遺址多座墓葬均出土石圭，且數量與墓葬的規模成正比，同時墓葬隨葬品的豐富程度與墓室規模高度相關。“這是該地區史前時期社會復雜化進程的直觀反映。”趙輝指出。

王莊遺址大汶口文化墓葬的葬俗也頗為獨特，多組墓葬間存在“有意打破”的現象，每組墓葬都具有“墓室面積高度重合、墓主軀干軸線相近、上下層墓葬距離貼近且隨葬陶器連續堆放”等特點。朱光華推測：“同組墓葬間墓主或存在一定的親緣關系。”

甘肅禮縣四角坪遺址

疑似始皇西巡祭祀場所

甘肅省隴南市禮縣四角坪遺址是一處秦代大型禮制性建筑遺址，推測可能為秦始皇西巡祭祀場所。

四角坪遺址是人工將四格子山原有山頂削平，形成面積約為28000平方米的山頂平臺，再在平臺外圍夯筑一圈圍墻，平臺上筑高臺、建廊廡。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侯紅偉介紹，遺址整體呈中心對稱，每組建筑之間又呈軸對稱。初步判斷這一建筑有可能就是為始皇帝西巡準備的祭祀場所。

該遺址建筑層級分明、秩序井然，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學術院長霍巍表示，“這是在當地首次發現規模宏大、格局規整的大型建筑群，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具有極強的禮儀性，體現了中國古代統一國家形成初期的風格和氣魄”。

四角坪遺址是繼宗廟建筑、畤祭建筑之外的又一種秦祭祀建筑形式，該建筑格局深刻影響了漢代德陽廟、王莽九廟，甚至后來天壇、地壇的建筑風貌。

山西霍州陳村瓷窯址

北方地區細白瓷生產最后的高峰

霍州窯址位于山西省臨汾市霍州白龍鎮陳村。

考古隊揭露出宋末、金、元、明時期的窯爐、作坊等各類重要制瓷遺跡，出土了大量產品殘片和窯具，第一次從考古學上厘清了各歷史時期的產品面貌和技術特點，建立了霍州窯歷史分期標尺。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劉巖介紹：“霍州窯北宋后期開始燒造，金代達到成熟，以細白瓷產品為主流產品。”元代霍州窯為全國唯一生產細白瓷的窯場，其產品和審美引領了社會風尚，成為中國古代北方地區細白瓷生產最后的高峰。明代霍州窯以燒制化妝白瓷日用器物為主，亦是北方地區瓷業重鎮。霍州窯一直沿用至清代。

“霍州窯址的發現，印證了中國細白瓷生產中心最終在北方地區形成。”霍巍說，它不僅對中國陶瓷發展史具有重要貢獻，而且是中華文化多元一體偉大進程的鮮活物質載體和生動詮釋。

河南鄭州商都書院街墓地

填補商代黃金文化空白

書院街墓地位于鄭州商都內城東南，由兆溝、通道、墓葬、祭祀遺存等組成，是一處中商早期的高等級貴族墓地。

在書院街墓地，發現了國內時代最早的規范化兆域，有近乎完整的兆溝，復雜的通道，高等級的墓葬，類型多樣的祭祀遺存。“這是殷墟西北崗王陵方形隍壕兆域的前身，將中國兆域的歷史提前至中商早期。”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王巍說。

黃金文化何時開始在中國流行？書院街墓地出土的黃金制品，或許為回答這一問題提供了線索。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黃富成介紹，以往考古發現的商以前黃金制品多為小型飾品，如耳墜等。書院街墓地出土的大型化、本土化黃金制品、黃金綠松石牌飾，以及黃金與玉禮器共存組合的發現，是中國黃金文化成型的重要標志，填補了商代黃金文化的空白。

在這里出土了罕見的扇貝形“金覆面”“銅覆面”，是商代貴族階層獨特的喪葬禮器，用以蓋在墓主面部。“扇貝、黃金均為外來物品，與本土喪葬習俗相結合，體現了黃金與本土文化深度融合的文化創新，對深入了解中商早期中國與歐亞大陸黃金傳播交流的關系有重要意義。”黃富成說。

三星堆出土的黃金面具曾受全國矚目，書院街墓地比三星堆大致早100多年。“在商王朝竟然有用黃金做覆面的習俗，這為三星堆的黃金面具來源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信息。”王巍說。

陜西清澗寨溝遺址

與中原商文明并存的陜北方國

寨溝遺址位于陜西省榆林市清澗縣解家溝鎮寨溝村，面積約300萬平方米，種種跡象表明，這里是一處商代方國都邑聚落遺址。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孫戰偉介紹，在這里，首次發現殷商文化圈以外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等級最高的甲字形貴族大墓。“墓葬規模非常巨大，它的土方量可以跟殷墟的王陵相媲美，甚至高于很多殷墟王陵。”王巍說。

各個方國出土的青銅器，到底是當地鑄造還是由商王朝賞賜？王巍指出，在寨溝遺址發現的一批紋飾繁縟、精美，殷墟風格突出的陶范，顯示出當地已具備發達的鑄造技術，為幾十年來黃土丘陵地區不斷出土的銅器群找到了明確的考古背景。

寨溝遺址還為解答中國古代馬車的起源提供了關鍵證據。這里出土了國內年代最早的雙轅車實物，可能是文獻記載中的“大車”或“牛車”，將我國雙轅車的出現上推了約1000年。

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

標志我國深海考古達世界先進水平

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是我國首次在1500米深海發現的明代沉船遺址。

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館員宋建忠介紹，南海西北陸坡一號沉船年代大致為明正德年間，船貨以景德鎮窯瓷器為主，據推測是從福建或廣東出發，前往馬六甲等貿易中轉站的民間商船；南海西北陸坡二號沉船年代大致為明代弘治年間，據推測是從馬六甲等貿易中轉站裝載烏木等貨物返航中國的民間商船。同一航線上一去一回兩艘船，為人們還原千帆競發、梯航萬國的明代海上絲綢之路盛景，有助于深入探索和充分理解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雙向流動。

宋建忠介紹，調查中使用了長基線、慣性導航定位系統和柔性機械手，以及潛載抽沙、吹沙裝置等多種新型技術和裝備。特別是長基線的使用在國內是首次，長基線布置完之后，對遺址的測繪和測量可以精準到米級。霍巍表示，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的考古工作充分展示了我國深海科技與水下考古的跨界融合，標志著我國深海考古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是中國水下考古發展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