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圣杜甫的名字，對于每個中國人都不陌生。我們在孩童時期就被“兩個黃鸝”啟蒙，長大一些后又在課堂上誦讀過“國破山河在”，知曉《石壕吏》和《秋興八首》。時光變遷，代際嬗替，在無數讀者的心中，生出了一個顛沛流離的病叟形象，卻也與真實的杜甫逐漸遠去。人們崇尚他憂國憂民的偉大精神，但又對這個高度臉譜化的歷史人物倍感疏離。推開自宋以降浩繁的卷帙，我們恍忽間發現，對于杜甫的真實人生，我們其實所知有限。“千家注杜”的盛況之下，是對杜甫生命史的忽視。這個生命史，并不僅僅指杜甫本人的生命歷程，還包括他所看到的歷史景象，以及他所關涉的歷史暗流。而其中最為含混的，則是杜甫前四十四年的人生。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與杜甫存世詩作的分布特點不無關系。杜甫流傳下來的詩歌大約有一千五百首，如果以安史之亂為分水嶺，把杜甫五十九年的人生分成前四十四年和后十五年兩個階段，我們會發現他的作品絕大部分創作于安史之亂爆發以后。占去杜甫七成以上生命歷程的“前半生”，直接對應的詩作反倒極為有限。《舊唐書·文苑傳》將杜甫歸入“天寶末詩人”，僅記其安史之亂后的事跡，已然為后世讀者對杜甫生命史的認知定下大致基調。千百年來，人們談論最多的，仍然不外乎草堂、夔州、湖南以及“三吏三別”這些固有的意象與符號。

歷史人物的事跡普遍存在前期簡略而后期詳實的特點，并且史料記載往往堆疊于某些特定的歷史事件上。這是宏大歷史敘事投射到個體之上的必然結果。再造大唐的郭子儀，在《舊唐書》的列傳里被歸為代宗朝人物。代宗是玄宗的孫子，他即位時安史之亂已行將結束，而郭子儀早在玄宗朝末年就是朔方軍高級將領，一手擘畫了唐后期北方重鎮天德軍的創建。將他列于代宗朝大臣，是因為在官方的歷史建構中，郭子儀屬于中興之臣。這位生前便已位極人臣的歷史人物，歸根結底仍然是宏大敘事中的一個要素，他人生前五十九年（安史之亂爆發時郭子儀已五十九歲）的事跡，在正史的模式下并無意義。相較于郭子儀，杜甫在現實中的權勢與地位幾乎無從談起，在唐朝國史的敘述中，他的行狀更是被濃縮為救房琯、佐嚴武幾件事，無非是大歷史的一個注腳。而這些有限的“注腳”式事件，其實也湮沒在了歷史的大潮下，很難顯露出真實的事件脈絡和內在因由。傳統的敘事模式加上存世詩作的分布特點，使得杜甫的個體生命史尤其偏重于人生最后十五年。但對生于712年的杜甫而言，他是不折不扣的玄宗朝同齡人，他的歷史形象與實際人生間存在明顯的偏差。探尋杜甫早年的生命史，需要回到杜甫及其家庭、家族之中，而杜甫在他的詩里，也確實為我們留下了無處不在的各種“暗號”。這些暗號包含了人物的關系、事件的因緣以及時代的指涉。對它們的解讀，足以打開一個完全不同的杜甫生命史，重繪杜甫早年的歷史圖景。

這種重繪，首先是將杜甫放回到中古士族的家庭中去。杜甫的祖父杜審言一生有兩次婚姻，共育有四男五女。他的父親杜閑同樣有兩次婚姻，生了五男一女。兩代家庭從規模來看，都與現代史學研究得出的唐人“五男二女”家庭模型頗為吻合。與我們生活的時代相比，中古家庭在內部張力與外在形式上都有明顯不同，然而，家庭之于人的意義卻未曾改變。杜審言死于中宗復辟后的景龍年間，彼時杜家的命運一如朝中政局般變動不定，兩年后杜閑初婚，但他的原配夫人杜崔氏在生下杜甫后便溘然長逝，隨后的續娶夫人小杜盧氏，其實是杜閑繼母老杜盧氏的娘家人。在繼母老杜盧氏和長子杜閑的共同維持下，杜家渡過了杜審言死后的家庭危機，避免了過早分家，以唐代常見的“同居共活”的大家庭模式存活了下去。這個龐大的家庭在開元十年左右，隨著杜閑最小的孩子杜占的出生而最終穩定下來。這是杜甫出生和幼年成長的現實環境，也是探討他早年內心世界的關鍵。

強調家庭在杜甫生命中的重要意義，需要復原他的生活環境，析出家庭生活中的倫理和經濟兩重要素。中古士族本就重視姻親，身為士家大族的杜甫，他最初的社會關系同樣是由此規訓的。由于生母早卒，出生不久的杜甫被寄養在二姑母小裴杜氏家中，和裴家剛出生的男孩一起接受哺育。在兩個孩子同時生病的情況下，小裴杜氏選擇保全了杜甫，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多年后杜甫為已故的小裴杜氏撰寫墓志，盛贊為比肩古人的“義姑”，實具深意。與杜家類似，裴家的婆媳兩代也是同宗，小裴杜氏嫁給了裴家長子裴榮期，她為保全娘家侄子而失去的這個男孩，本應是裴家長孫。此事在婆婆老裴杜氏心中無法釋懷，老裴杜氏人生的最后歲月選擇了跟隨次子裴昌期生活，甚至卒于次子官舍。但即便如此，裴家仍然與杜家保持了長久的互助關系，杜甫為二姑母服喪并撰寫墓志，從根本上看是對杜、裴兩個家族代際往還的肯定。這種基于家族與家庭的人倫宗親因素，遍布于杜家整個親緣網絡，對杜甫的成長至關重要。相關研究不能僅滿足于梳理姻親關系，而是要觸及親緣背后的社會規訓力量。

與或親或疏的倫理關系始終相伴隨的，其實是家庭生活更為根本的經濟考量。父親杜閑對于杜甫前半生的影響，集中體現出經濟因素重要性。杜甫在初試不第后之所以能擁有“快意八九年”的青春時光，背后正是杜閑的經濟支持。他著名的回憶體長詩《壯游》，其實是一種選擇性的回憶，讓讀者產生了盛世壯游的虛幻圖象，甚至由此認為四處漫游是當時士人的一種風尚。事實上，杜甫自己就說得很清楚了，叫作“黑貂不免敝”，家里的老本花光了，才去了長安。況且，杜甫也不是無目的地浪蕩數年，其間行蹤，其實是他父親的仕宦軌跡，他是作為家屬陪奉的。只有搞清楚這些問題，才能明白杜閑死后杜家發生的分家劇變，以及杜甫陡然擔負起的家庭重擔。凡此諸種，杜甫其實都給了讀者充分的暗示。

如果我們順著杜甫的這些暗號不斷深究，就會看到他的詩中同樣頻繁出現的隱喻符號，由此進入他更為廣闊的精神世界。其間有他的政治態度，也有心靈依托。這些大量存在的符號化隱喻，需要我們不憚絮繁地去比照與解讀。

晚年杜甫在夔州別駕元持的府上對少年時代的回憶，可以看作杜甫式隱喻的集中體現。他在欣賞了精妙的舞蹈后與舞者交談，得知這位李十二娘是當初名動天下的公孫大娘的弟子，一剎那杜甫的思緒回到了開元五年，他隨家人在郾城觀看劍器渾脫舞的場景在記憶中重現。詩中的“開元五年”也有版本作“開元三年”，無論何種，它的功用其實是一種歷史隱喻。彼時，宋璟取代姚崇成為宰相，政治氣候由剛猛尚吏轉向溫和崇文，對唐強硬的突厥可汗默啜死去，繼位的毗伽可汗相對親唐。四海升平，萬象更新，開元盛世自此啟幕。杜甫已經長到六歲，學會了用自己的雙眼來觀察世界。次年，他將賦詩歌詠鳳凰，寫出第一首完整意義上的詩歌。這是杜甫對他幼年生命架構的搭建，當我們將這些散落在他晚年詩歌中的暗號拼接起來時，會發現他對于玄宗朝政治的發展，其實有著自己獨特而完整的認知。杜審言晚年在秘書省和國子監為官，屬于武周以來中央政治里的“文學派”，與姚崇所代表的“吏治派”關系緊張。杜甫眼中的“開元全盛日”，其實是文學派如日中天的時代。而他“往昔十四五”出游的“翰墨場”以及與張垍等人的“山陽會”，同樣是一種政治隱喻，那是玄宗封禪泰山的前夜，象征著文學派的極盛。

當我們將這種細致而微的生命史重新放置到時代中去，會發現很多問題變得更加深刻了。對于杜甫，我們總覺得他與他所處的時代存在種種關聯，卻很難說得清這種關聯究竟如何真正產生。這是因為，任何一個人和他所處的時代，都不是“兩張皮”的狀態。與郭子儀這樣站在權力金字塔頂端的人物相比，杜甫確實微不足道；但相較于千千萬萬普通的唐朝百姓，杜甫卻無疑是“手可通天”的，他與文壇名流、當朝權貴甚至幾任皇帝，都存在種種或深或淺的關聯。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個案，它其實為我們提供了有別于傳統正史模式的微觀生命史的絕佳案例。能夠進入歷史研究視野的人物，無論身份高下，總會存在一種權力關系。如何將作為研究對象的歷史人物放回他所應從屬的權力網絡中，是微觀生命史得以成立的關鍵。

杜甫一生經歷了三位皇帝，而這三個人他都親眼見過。天寶十載他曾獲得“天子廢食召”的殊榮，在中書堂上面試文章時或與玄宗有一面之緣。安史之亂期間，他在肅宗身邊任左拾遺，幾乎每天都能見到肅宗，同時也見到過當時尚為太子的李俶（即后來的代宗）。他寫出“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這樣直白描述宮闈關系的詩句，其實是他政治觀點的一種表露。皇帝身邊的近幸之臣中，早年的太常卿姜皎、后來的駙馬張垍都與杜家存在交往，杜甫賦詩贊美姜皎留在綿州的畫跡，追憶他與張垍的“山陽之會”，都有昔年交游的深意所指。至于臨晉公主和駙馬鄭乾曜，更是杜甫西入長安后的首任幕主。他在“三庶人”事件早已定性、楊貴妃又新承恩寵的天寶五年，為臨晉和鄂王李瑤的生母皇甫德儀撰寫碑文，無異于選擇站到李林甫反對派一方的陣營。至于朝中高官，杜家更是從杜審言開始便廣為交結，具體因緣各有不同，但總體卻秉持著文學派的政治立場。杜甫與李邕、賈至、嚴武這些人的交往，背后無不是兩個家庭甚至家族之間的代際關系，而他本人也從“李邕求識面，王翰愿卜鄰”的虛假光環中走出，逐漸感知到了“二年客東都”“朝廷故舊禮數絕”的社會現實，最終建立起屬于自己的杜家第三代人際圈層，擁有了高適、李叔明這些杜家前兩代交際圈之外的摯友。他晚年寄語姨兄狄博濟的“干謁王侯頗歷抵”以及寫給表親李乂的“愿子少干謁”，怎么看都更像是寫給少年時代的杜甫自己，是他在盛唐的紅塵世界中廣為交結卻又踽踽獨行的寫照。

在個體生命的成長過程中，杜甫借助詩歌，筑造起一個遠超自身活動范圍的宏大世界。對一個唐代人來說，杜甫足跡所至已經足夠廣闊，東至齊、兗諸州以及江左、浙東，南及湖南，西至秦州、成都，往北及于鄜州、洺州。但在他的詩歌世界里，這個范圍又進一步擴大，可以看到蔥嶺的雪山、交河的層冰、遼海的巨帆，以及交趾的丹砂和銅柱。杜甫詩中的殊方意象，大都源自作者豐富的社會閱歷和復雜的人際關系，指向具體的人物與事件，其中既有世所熟知的歷史掌故，更有僅此獨見的原始記載。他曾在夔州親歷荊南水軍溯峽而上直抵白帝城的甚囂陣勢，并被兵馬使炫耀展示一把大食彎刀，由此寫下“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趨下牢”“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胡國刀”的奇險詩句，在為后來研究者提供了安史亂后荊南政局寶貴史料的同時，也展示出了唐朝社會高度發達的對外交流。這是杜詩歷史性的更高層次的意義，突破了政治斗爭與人事糾葛，反映出了整個時代的風尚與面貌。

考慮到“詩圣”所具有的普遍文化意義，以及“詩史”所蘊含的豐富歷史價值，我們不妨承認，對于杜甫生命史的研究其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微觀的個體首先需要在大時代之下獲得自身意義，然后才能在個體的視角下反觀歷史。從這個角度來說，個體生命史又何嘗不是一種宏大敘事，只不過它的主線換成了特定的個體，注腳則是與之息息相關的整個時代。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