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年的秋天，我還同老指導員趙蜀川通過電話。當時，他和老營長謝必緒等人在鄭州參加一個活動。沒想到僅僅過了半年，2013年4月上旬，一個戰友打來電話說,指導員去世了，指導員的夫人黃大姐請他轉告我，要讓徐貴祥知道，但是不必前來。

那一刻，真是如雷擊頂。我一直計劃要去巫山拜見指導員，我還設想，等我退休了，把指導員接到北京，陪他去看長城，可是……沒有可是了，他怎么突然就走了呢？那一年，他才六十一歲。

我沒有參加指導員的葬禮。那天，夜深人靜，家人已經熟睡，我站在陽臺上，面向南方，獨自默哀，淚流滿面。

20世紀70年代末，我參軍到了河南。剛剛結束新兵訓練，部隊就奔赴南方執行重大任務。我作為一名通信兵，親眼看見連長李誠忠、指導員趙蜀川等人身先士卒、戰斗在前，在他們的帶領下，我們連隊一戰成名，打出了個“英雄炮兵連”的榮譽稱號。在那場戰斗中，指導員榮立二等功，我本人也立了三等功。

重大任務結束后，在廣西扶綏縣休整期間，上面來了很多慰問團和記者，連隊的事跡見諸《解放軍報》《解放軍畫報》等報刊，空軍作家劉天增寫了一篇特寫《鐵鞋踏破千重山》，介紹龍懷富、汪柏坤和我火線送飯的故事。

那段時間，我被指定協助文書辦黑板報，并在老兵王必先的帶領下寫新聞報道，在軍區報紙上發表了幾篇豆腐塊文章。

連隊干部愈發認為我是個“筆桿子”，推薦我參加軍里的戰士創作組，半年的時間，就干一件事情，寫報告文學《炮兵英雄王聚華》。那個時候，我可謂躊躇滿志，隨時準備一鳴驚人。

有天晚上，我得到消息，我們的報告文學集在黃河出版社出版了，樣書已經寄來了。第二天早晨，我迫不及待地第一個跑到軍文化處辦公室，打開新書，頓時傻眼了——我們師的七名戰士創作員，其他人的作品都有，唯獨沒有我的。

當天晚上，文化處的領導發現我沒有進飯堂，非常緊張，他們知道我心高氣傲，擔心我承受不住打擊，趕快派人四處尋找，最后在軍部東側的河邊找到了我。我當時正在小樹林下面唱《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我帶著那本新書回到了連隊，去見指導員，向他報告，我沒有完成任務，我的作品被淘汰了。指導員瞪著我，說：“怎么會呢？稿子我看了，沒什么問題啊。你把這本書留下。”

第二天，指導員對我說：“那本書我看了，有些作品確實比你寫得好，有些作品寫得不如你，不用咱們的稿子不是咱們的問題，是他們的問題。”

從這以后，我就暫時放下了寫作。但是連隊并沒有把我放下，而是推薦我上了團教導隊，培養我當了班長，一年之后又推薦我上了軍區炮兵教導大隊預提排長培訓隊。

年底的一天，突然接到指導員打來的長途電話——我說對了吧，是他們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我就知道你行。

聽指導員講了來龍去脈，我這才知道，當初軍區編輯的那本報告文學集，里面只收錄了中央軍委授予稱號的一級戰斗英雄的事跡，我們九連的王聚華是原廣州軍區授予稱號的二級戰斗英雄，所以我寫的報告文學沒有收進那個集子。當時沒有具體說還要不要出版續集，如今終于有了續集《烽火新一代》，我的那篇《炮兵英雄王聚華》赫然名列其中。

得知原委，我無限感慨。要不是趙蜀川指導員的鼓勵，也許我就一蹶不振了，哪里還會有一個作家徐貴祥呢？

從教導大隊畢業之后，我回到老連隊當排長，我依然堅持文學創作，并很快被調到師政治部工作。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說《相識在早晨》在《飛天》雜志1983年第7期發表后，打電話向指導員——那時候他已經是營教導員了——報告，指導員哈哈大笑說，我說對了吧，我就知道你行！

以后，我發表第一部中篇小說、到云南邊境參加輪戰再度立功、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寫出了《彈道無痕》和《歷史的天空》、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每取得一點進步，我都向指導員報告，他總是那句話：我說對了吧，我就知道你行！

幾年前，老部隊邀請我去講黨課，我講了我和老指導員的故事，年青一代官兵深受感染。老部隊的旅長當即下了一道口令，全體官兵起立，向老指導員致敬。會后，旅長跟我講，遇上一個好領導，是多么的重要啊，人生緊要處，就那幾步，最初的幾步走好了，后面的路就寬闊了。

我說，其實我本來并不自信，但是指導員老是說我行，我不行能行嗎，我必須行！

有時候，鼓勵就是最好的培養。到了今天，我還算行吧，我得接著好好干啊，指導員的在天之靈在看著我呢。

指導員于1989年轉業，擔任家鄉巫山縣監察局辦公室主任、縣國土局副局長、工商局局長、國土局黨組書記兼局長，僅僅五年時間，一再受到重用，充分說明了指導員的官德、人品受到認可。

一次，指導員在鄭州和我通話，跟我講：小徐，把《解放軍畫報》1979年第6期找出來，那上面有我們連隊“大炮上刺刀”的照片，對你可能有用。幾經周折，我找到了那一期《解放軍畫報》，有指導員和戰友們一起推炮的畫面，有副連長余文凱揮舞小旗指揮推炮的畫面。

我向指導員匯報，指導員問我，看見你沒有？我說，看到了，看到了背影——我在推炮的行列里，只能看見背影。

2024年3月23日，在一年一度的清明節前夕，我終于到了重慶巫山。當地朋友介紹，我的指導員在巫山口碑很好，都說他正派、務實、能干。

在南陵鎮的一個山坡上，我看見了指導員的墓地，非常簡樸，只有一堆粗礪的石塊作為標志，顯得有些寒酸。我問，為什么沒有墓碑，我的指導員可是個二等功臣啊。當地朋友告訴我，在規劃中，這一片要搬遷，指導員的家屬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一切從簡。

我明白了，這符合指導員的性格。

站在指導員的墓前，我向他匯報，向他訴說，向他表態。我說：指導員，我記住了您的話，雖然我也老了，但是在您面前，我永遠是名戰士，我要像您希望的那樣，保持戰士本色，一路前行。

指導員的親屬來了，指導員的戰友來了，巫山縣有關部門的領導來了，我們在藍天白云下，在清澈的長江邊，在溫暖的春風里，緬懷這位有功之臣、有志之士。

次日清晨，我將離開巫山縣。就在車子即將發動之際，我接到電話，指導員在巫山的親人冒雨趕來，送來了指導員的遺物——幾幅書法作品和一支毛筆。

指導員的字寫得很好，落款均為“趙蜀川學書”。捧著指導員生前用過的紙和筆，我似乎又看見了指導員那雙永遠笑瞇瞇的眼睛，仿佛指導員又在提醒我：小徐，雖然小有名氣，不可自滿啊，永遠都是“學書”。

（作者：徐貴祥，系中國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