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作家老藤在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草木志》中，以與人物對應的三十多種植物為章節結構了全篇，仿佛他自己正是一株有心靈感應的草木，與這些老友促膝懇談，談新時代鄉村的全面振興，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談中國鄉村的未來。

小說圍繞由古驛站演變而來的村莊——墟里村的振興發展，講述了駐村干部“我”、村主任邵震天等人帶領村民，因地制宜，發展產業，終于讓該村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作家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寫自己，我也不能例外。”鄉村是老藤的精神原鄉，小時候生活在膠東和北大荒鄉村的他，看到了幾十年來鄉村變革的全過程，鄉村生活的積淀發酵出創作的沖動。于他而言，關注鄉村，就是關注中國的未來。

作家 老藤

記者：《草木志》引子即點出了小說的結構，主人公“我”探究人與植物的關系，從植物的角度比喻人、觀察人，由此將小說以植物分章節進行敘述。我想，讀者所好奇的恰是這一點，為何選擇了這樣的結構方式？

老藤：長篇小說的結構十分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結構決定了長篇小說的成敗。我這個人喜歡胡亂聯想，有段時間我把人和動物聯系起來，寫了驢、猞猁、鷹等十幾種動物，這一次，我決定把人和植物聯系起來，打通人與植物的精神關聯。這種想法不是我的發明，《詩經》中寫到了152種植物，《紅樓夢》中出現的植物有242種，《西游記》中的植物多達253種，可見，作家喜歡寫植物再平常不過。我很喜歡這樣一首詩：朝看花開滿樹紅，暮看花落樹還空，若將花比人間事，花與人間事一同。佛教有句話也很有意思：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我母親有句口頭禪：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等等，這些都讓我覺得在一部作品里，把人和植物聯系起來加以呈現的想法是可行的。我對東北鄉野中的各種草木比較熟悉，我在《草木志》背景地小興安嶺一帶生活過，上山采過山里紅、猴頭菇，下到濕地里釣過魚，采集過都柿、黃花菜，也打過苫房草、烏拉草，這些植物在我的《北地》《北障》兩部長篇小說中多有描述。感情生于熟知，寫到這些植物時，我有種與老友促膝懇談的親切，那一刻，我理解了莊子為什么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感覺我就是一株有心靈感應的草木，草木即我，我亦草木，這種感覺很微妙，寫作靈感會像草木上的露珠一樣不斷滴落下來，變成一串串文字。

《草木志》

記者：所謂“草木志”，也是人物志，小說中共有三十多種草木，草木的特性與人物的性格對應，但在將植物與人相連時，人與植物的內在關聯又如何打通？

老藤：在東北一些農村有種習俗，當家里孩子生病時，老人會選擇一棵樹讓孩子認作干媽，然后抱著孩子到樹前祈禱，希望樹能給孩子以庇佑。村民覺得有些老樹具有神性，會給它系上紅布條，祭拜祈愿。且不說這種習俗有沒有道理，至少在心理上對人是一種慰藉和寄托，這是北方薩滿文化“萬物有靈”觀念的延展，是普遍存在的民俗。我寫過一篇叫《杏樹的脾氣》的散文，這是我在前兩年的切身經歷，寫了小區里一棵杏樹的遭遇。我的結論是杏樹是會發脾氣的，杏樹一發脾氣，人就沒有好果子吃。我對植物的觀察頗有心得，當你留心某一植物時，一定能與認識的某個人找到關聯點，這絕非牽強附會，人與物的精神特質是相似的。我在寫某個人物時，一旦這個人物的性格和精神特征確立后，我就會尋找他應該與哪一種草木相對應，一旦認領成功，思路就會豁然開朗。比方說枝干上帶刺的樹木，要么果子好吃，要么果子有毒，它長刺，是對覬覦者的警示，也是為了自我保護。再比如書中寫到的狼毒草，這種花朵鮮艷的植物叫狼毒再貼切不過，它若好，周圍別的植物就不能好，因為它把周圍的水分養分都攫為己有。《草木志》中的馬桑就一個例證，此人是“微腐敗”的范例，讓基層的執法生態變得惡化，東北的營商環境要想根本好轉，必須治理這些“微腐敗”。

記者：“我”是因為參與省里的一項駐村工作計劃到了墟里村工作，這個由古驛站發展而來的村落，有其傳統，當它在面對現代化進程之時，必然有著自身的獨特性。村主任哨花吹與“我”各司其職，前者處理的是墟里村的歷史問題，而“我”更多面向的是墟里村的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共同面對的是東北鄉村的未來。

老藤：鄉村振興，關鍵靠內生動力，外力的推動作用固然重要，但很難持續，因為外力總有離開的時候，村莊永遠是本村人的村莊。創作這部作品之初我告誡自己，不要把這部作品寫成一個能人、一個欽差、一個所謂精英，振臂一揮就能山鄉巨變的“套路”作品，要重點寫墟里土生土長的人。哨花吹就是墟里一個為紅白喜事服務的喇叭匠，“三老”也是世世代代生活在墟里的人，這些村民身上有無窮的潛力，“我”的作用更多是挖掘和激活這種潛力。當然，“我”這個角色更多是一個見證者，見證墟里鄉親面對古村生死存亡的命運選擇，如何摒棄前嫌，眾志成城打了一場故鄉保衛戰。我認為鄉村未來不是簡單的城鎮化，城市擴張對鄉村形成碾壓之勢的狀況并不令人欣喜，消亡絕不等于振興，鄉村振興應該因地制宜，一村一策地推進，一刀切、一個模式去框定，會對鄉村形成無法估量的傷害。每一個從鄉村走出來的人，都渴望留一點鄉愁，留幾塊能夠指引回家之路的路標，回不去的故鄉，會成為精神上的一道疤痕。

記者：在首發式上，你提到一點：《草木志》雖聚焦于山鄉所發生的巨變，卻并非一部僅限于單一主題的創作。事實上，“巨變”的基石恰恰在于“守正”。對于承載著深厚歷史文化的古村落而言，單純的煥然一新未必就是最佳選擇，新農村建設應該是經濟與文化相統一的振興。事實上，文化是其中的重要一環，你如何看待文化之于當下鄉村建設的意義？

老藤：你問的這個問題抓住了鄉村振興的關鍵。的確，城市和鄉村各有自己的功能，城市的功能是集聚和創新，鄉村的功能是傳承和守護。城市和鄉村讓人的生活有了兩種選擇，如果你希望競爭進取，更多地享受現代文明帶來種種好處，你可以選擇城市；如果你喜歡恬淡安靜，回歸自然，你可以選擇遠離喧囂的鄉村。“巨變”的基石的確是“守正”，遵循鄉村功能，賡續傳統文脈，就是“守正”。我國眾多的古村落保存著民族成長最純粹的基因，這個基因如果遭到損害，是對民族成長的極端不負責任。經濟是基礎，文化才是核心，人類能夠留給未來的只能是文化。鄉村在產業、文化、人才和生態四個方面振興中，文化是起引領作用的，文化是留住人、吸引人最重要的元素。最近，媒體報道了湖南益陽清溪村靠文學賦能鄉村振興的經驗，這就是一種可以復制的振興模式，既守護了傳承，又實現了文旅融合發展，讓村莊有了可以預見的未來。我先后三次到清溪村，讓我感受最深的是村里外出務工的年輕人回來創業了，他們在清溪村安居樂業，享受著鄉村生活的閑適和美好。鄉村有了人氣，尤其有了年輕人，鄉村的活力自然就體現了出來，一個只有老年人留守的村莊，靠誰來振興？振興又是為了誰？此外，把本該恬靜的鄉村弄得像城市那么競爭和“內卷”，鄉村就失去了作為鄉村的意義。

記者：“我”在到墟里村之前，老雷給我的建議是做無形之事，但面對鄉村的實際情況，“我”卻做了許多有形之事，作為一個鄉村的“外來者”，“我”不僅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老雷這個人物形象值得仔細分析，他見證了什么？又參與了什么？他又對應著何種植物呢？

老藤：在老雷這個人物身上我是下了些功夫的，這種人物在大機關里并不鮮見，他們靠下面報上來的總結、信息、經驗，綜合成文件報給領導，為領導決策提供參考，至于這些報上來的材料可信度有多大，他們很少做分析，反正有出處就行。我們有很多研究者，連到農村走馬觀花都不去，僅靠梳理二手材料就自詡為專家，在媒體上大言不慚地夸夸其談。作為廳領導智囊的老雷是個受人尊敬的“筆桿子”，他對農村的認識還局限在農民“喜歡跟著走”的時代，不知道在信息社會，封閉的邊界已經被互聯網消弭，看似其貌不揚的一個老農，竟然喜歡談論國際大事（小說中石國庫便是這樣一個人）。網絡改變著農村人的生活方式，只要有網，農民也可以直播帶貨，這種變化是顛覆性、變革性的。當然，老雷也在成長，事實上“我”堅持不懈要做“有形之事”的努力也逐漸影響了老雷，讓這個整天在大機關里游刃有余的筆桿子開始注重實際、注重鄉村，通過“我”知道了真實的鄉村，也理解了“我”為什么要做有形之事。至于“我”的見證，有明有暗，總體上說，“我”在墟里見證的是一條斷掉近百年的驛路如何被連接起來，見證的是古老的驛路文化如何得到了賡續，見證的是一個撕裂的村莊如何被彌合，也見證了鄉村草木一樣的蕓蕓眾生只要不折騰、不踐踏就會葳蕤起來，等等。見證本身就是參與，作為見證者，“我”是多角色的集合體，無法對應某一種植物，如果必須選擇的話，“我”應該是驛路上的一棵牛筋草，以匍匐的姿態看著墟里發生的一切。

記者：這也不得不更牽涉起更多的人物，哨花吹也就是邵震天在墟里村現代化發展中的作用自不必說，他的人格魅力讓人由衷喜愛這樣的人物，一金三老，包括石鎖、方世坤等，都鮮活無比。你在一個創作談中說，“我選擇溫情的剖面來描述和解析，更多地詮釋人性中閃光的元素，目的不是掩飾，而是給人以生的熱望”“我作品中惡人很少，盡管生活中從來不乏惡人，但我內心里有一種屏蔽惡人的本能”“我在寫作中比較注意人物內心紋理的刻畫，努力讓人的心理活動符合生活邏輯”。在《草木志》中，確乎如此，墟里村都是可愛的人，他們認真生活，去往自己該去的命運。關于這些人物，你是如何塑造，又是如何看待他們的？

老藤：《草木志》中的人物之所以鮮活，很大程度得益于東北原生態農村生活對文學的供給。有人說中國人缺乏幽默，這個結論有些以偏概全，如果你到東北農村住上幾天，和村子里各色人等聊聊天，你會發現他們的幽默令人稱絕。說東北人人都是活雷鋒是調侃，說東北農村人個個都是段子手并不夸張，他們的段子詼諧、風趣又不失辛辣，如果當代也有采詩官的話，東北鄉村肯定是他們樂不思蜀的寶地。我和他們交流，覺得一個專家費勁巴力解釋不清的問題，農民一個歇后語就說得明明白白。由此我覺得，真正的人生哲學不在廟堂，而是在鄉間，廟堂只是總結和提煉了鄉間的經驗而已。哨花吹之所以成功，是墟里人需要他，生活過日子誰家都會有紅白喜事，辦紅白喜事自然少不了哨花吹的助力，尤其在有鼓樂需求的墟里，哨花吹的出現絕非偶然。需要，是構成崇敬和信服的前提，沒有人會服從一個與己無關的人。從這一點看，哨花吹是靠無差別地為村民服務才贏得了村民的信任。“一金三老”也是如此，他們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他們的見識、給村民出的主意、遇到大事時出頭露面的擔當，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形象力。哨花吹的前任齊滿囤其實是個大好人，而且是公認的大好人，但好人不一定就是好官，讓齊滿囤這個老實人做官確實是勉為其難。齊滿囤當主任只會鸚鵡學舌，只會按上面要求照葫蘆畫瓢，他一沒化解村民矛盾糾紛，二沒發展村級集體經濟，這樣一朵“打碗花”被村民拋棄就在所難免了。總的來說，這些人物都像他們所對應的草木一樣，有自己的生活邏輯，有自己的命運軌跡，也有自己存在的理由，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他們各自不同的存在，構成了驛路都柿灘的風景。

記者：在閱讀小說時，一個重要的感受是，你有著豐富的生活閱歷，對人情、鄉村、生活之熟悉，思考之深入，躍然紙上。你的幾部長篇小說多聚焦于鄉村題材，你也曾提到最喜歡寫的正是鄉村。在我看來，對于鄉村的思考，一直在你的內心激蕩。那么，必然會產生的一個疑問是：鄉村何以對你的寫作如此重要？

老藤：作家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寫自己，我也不能例外。鄉村是我的精神原鄉，上大學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膠東和北大荒的鄉村，鄉村生活的積淀發酵出許多創作的沖動。我關注農村是一種下意識的自覺，沒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我看到了從人民公社時期一直到今天鄉村變革的全過程，看到了許多鄉村在城市化過程中那種經濟上的大起大落和精神上依附寄托的改變，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當溫飽不成問題后，其它問題便接踵而至。我到一些鄉村走訪，那種十室九空的狀況令我傷感不已，你不能說農民離開土地不對，誰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但是，人都走了，鄉村靠誰振興？能不能找到一條兩全其美的振興途徑？鄉村是濕地，隨時準備著非常時期城市的泄洪，當鄉村消失后，滔滔洪水該往哪里流？三十多年前我寫過一個中篇《陷牛溝》，是通過一個鎮長的無奈反映了這種鄉村的困惑。那個時期因為新舊體制轉換，生產粗放、生態破壞、精神生活貧瘠等問題管涌一樣冒出來，導致這個鎮長最后一事無成地離開了陷牛溝。有位領導同志說，發展起來后問題會更多，當時不太理解，現在看來領導同志已經洞察出經濟發展后要補齊的弱項，那就是人的精神需求問題。《草木志》中的方大珍，因為精神生活得不到滿足，竟然像抑郁癥患者一樣萎靡不振，整天坐在炕上數手指頭，當村里組建了鼓樂隊之后，她像換了一個人一樣恢復了昔日的精神頭兒。所以說，鄉村振興，一定是兩個文明相協調的振興，而文化賦能是振興的不竭動力。中國畢竟是農業大國，從這意義上看，關注鄉村，就是關注中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