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物賦形”作為中國古代文學藝術表現論中的重要命題，揭示了文學藝術構思后的傳達階段應是一個自然而然、興之所至、不拘法度的過程，體現古代文學藝術隨物應機、不主故常的創作原則。該命題關聯“感興”“天機”“活法”等重要詩學觀念與概念，亦是中國古代文論“以水喻文”批評傳統下的重要產物。對這一命題歷史發展的梳理以及當下價值啟示的探索，或可為當下的文藝創作與創新提供一定的借鑒。

一、“隨物賦形”的提出

“隨物賦形”作為畫論命題最早出現在北宋蘇軾為蒲永升畫后所作的跋文《畫水記》中，蘇軾在文中說：“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他指出，孫位能畫出水的變態，即“活水”，故而位列最高品第的逸品。蘇軾強調所畫對象作為客觀之物，其外在形態，在自然的變化之中，并非是僵死的、固定的，而是變動不居的。作為畫家，應該把握對象的鮮活形態。

蘇軾提出“隨物賦形”的命題，源于他對于水作為道與萬物相通之媒介的深刻認識，他曾在《滟滪堆賦》中將水不自為形、跟隨地勢起伏變化而改變自身形態的特點予以深刻闡發：“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后來蘇軾又“以水喻文”，在《自評文》中將“隨物賦形”的命題內涵拓展至文論中，他自評道：“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他記述了自己的詩文創作如同萬斛泉水，隨處都可以涌出，拋開刻板修辭技法，在筆隨意到的自然過程中傳達詩意。如同其《題西林壁》中“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正是對這一命題的生動詮釋。蘇軾還將“隨物賦形”的內涵延展至治國理政與為人處世之道中，在《仁宗皇帝御書頌》中，他寫道：“君子如水，因物賦形。”他將儒家思想的“比德”觀念、禪宗的“隨緣自適”與道家思想對于“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等思想予以繼承與生發。對于蘇軾而言，他的一生也正是對“隨物賦形”內涵的生動詮釋與鮮活實踐。

蘇軾以水之喻為線索，在論文、論畫、論人、論世中，從理論到實踐全面地詮釋了“隨物賦形”的多重意涵，輻射至文學、藝術、政治、社會等多個領域。這一命題對后世詩文注重“活”與“變”，重視行止天成、隨物應機等創作原則的確立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

二、“隨物賦形”的歷史發展

“隨物賦形”的命題雖正式出現于北宋，但其發端卻可追溯至六朝時期。謝赫《古畫品錄》提出“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等論畫主張，側重對外物的模仿；陸機《文賦》中提出“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揭示不同的物象需要不同的文類體裁來展現；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提出“隨物以宛轉”的主張，強調詩人的創作要在對外物的隨順體察中，依據其形貌特點進行構思。上述“隨物”觀念啟發了蘇軾“隨物賦形”命題的提出，相較于六朝時期的“隨物”主張，蘇軾強調從外物中攝取再加以構形，注重作者與外物的契合程度，強化了“形”的主體因素。他將作者、物象與形象三者在命題中予以統一，強調在心物交融、物我為一的狀態下，作者跟隨內心激蕩之氣而任運自由的傳達過程，這是一個由“物”到“形”，由形似到神似、心似的創作過程。

作為文學藝術創作中形象構思的普遍性法則，這一命題不僅對詩學“活法”觀念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也深刻影響了后世的文學藝術創作與批評實踐。這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將“隨物賦形”等同于“元氣”之充盈，在于作者與物象以及詩文中的形象之氣的貫通無礙與化合為一。如王若虛《滹南詩話》評白居易詩云：“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王若虛強調白居易的詩之所以入人肝脾，源于詩人內心激蕩之氣與宇宙鼓蕩萬物之氣化合，生成元氣淋漓的詩意世界。由此，將“隨物賦形”歸結為元氣的摩蕩噓吸。其二，以“隨物賦形”闡釋詩文創作不失法度，卻又不拘泥于法度、變動不居的特性。如宋代呂大圭《春秋五論》寫道：“圣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生生之意，常流行于其間。”元末宋濂《劉兵部詩集序》提道：“所謂緩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置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二人以“隨物賦形”闡釋詩文創作如同乾坤化育萬物的自然而然、初無定質，圣人之作便是達到了自由創作、姿態橫生的境界。清代文論家趙翼《甌北詩話》評價韓愈的詩文創作時說：“蓋才力雄厚，惟古詩足以恣其馳驟，一束于格式聲病，即難展其所長，故不肯多作。然律中如《詠月》《詠雪》諸詩，極體物之工、措詞之雅；七律更無一不完善穩妥，與古詩之奇崛判若兩手。則又其隨物賦形、不拘一格之能事。”可以看出，“隨物賦形”亦可用于評價同一作者不同文體的創作特點，強調千變萬化、不拘一格中寓于必然之理。無論古詩、七律，無論敘事、說理，作者都能根據實際需要，隨時變換表現手法。

歷代文論家與詩文創作者延續蘇軾“隨物賦形”命題的精髓與意涵，或是探索分析上乘詩文創作的共性特征，或是分析某個文學家詩文作品的創作特點，他們將“隨物賦形”與與之相關的詩學范疇、命題與觀念予以整合、關聯，擴充了該命題的內涵與適用范圍。

三、“隨物賦形”的當下價值與啟示

“隨物賦形”命題由蘇軾提出后，一直延承至今，它不僅成為宋至清時期詩文批評的重要依據，在技術賦能文學創作、催生多元文學形態的當下，它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實踐價值。

“隨物賦形”的命題孕育著一種去除定見的創造精神，體現的是由“物”之本然到“形”之應然的超越過程。它源于作者內在需求的沖動，指向所創作的文學作品是一種在感興、天得的契機下與自然物象觸遇，不拘法度、不計形貌得失，任心靈、情感鼓蕩驅使、振筆直遂、聽筆之所至的產物。文學的創新正是基于不可遏制的、自然而然、如有神助的創作發生瞬間心物交融所生成的不同形態，它是生生不竭的，它是作者生命能量的釋放，更寓于作者對宇宙天地、人文社會的深度思考，這不僅是“隨物賦形”命題的核心與根本所在，同時也是應對當下技術賦能文學創作與創新問題的重要依據。人工智能基于超強的算力，已然具有極強的文學寫作能力、模仿能力與文學資源的整合能力。如今，對于形似的追求、文學文本的仿寫與批量創作已然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情。然而，越是在這樣的時期，蘇軾“隨物賦形”的命題就越是能散發其理性的鋒芒，它所揭示的文學創新之規律正是在于作者在自由傳達的過程中，文學作品的唯一性、獨創性與不可模仿性得以彰顯，它是超越于形似的心似狀態，是作者思想情感與生命狀態的印記，而人工智能卻無法復制創作者的情感體驗與生命狀態，它的所謂“創造”只是基于已有資源的再建構。故此，當下的文藝創作者，應更加充分地發揮其主體性和情感創造力，強化文學的情感性表達與具身性關聯，在尊重自然與現實、謳歌時代與人民的創新征途中，融入深邃的思想與充沛的情感，去除定見，不拘泥于既定的形式和規則，任由心靈驅使，在水的智慧引領下，讓文學創作與創新回歸其本然，回歸到它的靈魂深處。

（張晶系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谷疏博系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