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關系是中國古典文論中一個較為系統的重要論題，它在宋代得到充分展開討論。“以俗為雅”即是當時提出的重要命題之一。“以俗為雅”是宋代文壇的一個重要觀念，對宋元明清文學創作和批評產生了深遠影響，對當下文學創作亦有一定的借鑒和參考價值。

“以俗為雅”的提出和流變

不少學者認為“以俗為雅”最早由梅堯臣提出，所依論據是陳師道詩話中所載：“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圣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為新，以俗為雅爾。’”（《后山詩話》）但有部分學者對此說提出了質疑。莫礪鋒指出：“但梅堯臣是否真的說過這話，尚無堅證。”（《論宋詩的“以俗為雅”及其文化背景》）歐陽修詩話中載有：“圣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六一詩話》）梅堯臣提出“詩有五忌”，其中有“二曰字俗則詩不清”（《續金針詩格》）。如此看來，梅堯臣反而對淺俗可笑的字句持否定態度。蘇軾云：“詩須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題柳子厚詩》）故此，該觀點首先由蘇軾提出的看法更讓人信服。作為“蘇門四學士”之首的黃庭堅云：“因明叔意斯文，試舉一綱而張萬目。蓋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公眉人，鄉先生之妙語，震耀一世。我昔從公得之為多，故今以此事相付。”（《再次楊明叔韻并引》）黃庭堅明確聲稱自己是從“公”（蘇軾）處得到了“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的寫作“妙語”，并稱此法為顛撲不破的寫詩綱領。

孫克強、范松義認為，關于“以俗為雅”，學術界往往提到其與禪學的關系，但若從根源而論，這一范疇應是源于莊子的“從俗脫俗”思想（《莊子的“從俗脫俗”與詩學的“以俗為雅”》）。這一觀點很有獨見。蘇轍評述蘇軾云：“繼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清代劉熙載論著中有“東坡則出于《莊》者十之八九”（《藝概·詩概》）之語。蘇軾雖然受莊子影響至深，但莊子的“從俗脫俗”思想主要是人生哲學的體現，沒有以“雅”來概括脫俗境界，也沒有提煉成中國古典文論。文學上的雅俗并列之論在唐代以前寥寥可數，明確把雅俗聯系起來的是文學理論家劉勰，他說：“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文心雕龍·定勢》）“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文心雕龍·序志》）劉勰一方面主張“雅俗異勢”，另一方面說明“雅俗”已經成為詩文評價的通用標準。唐代皎然云：“詩有二俗：一曰鄙俚俗，二曰古今相傳俗。”（《詩義》）皎然最早對詩作所用俗語予以歸類。諸如此類的觀點為宋代“以俗為雅”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

自“以俗為雅”提出后，在宋代有贊成或承續者。朱弁詩話中載有：“（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鄙俚之言，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為黃金，自有妙處。’”（《風月堂詩話》）楊萬里不僅贊同蘇、黃二人的“以俗為雅”觀點，而且補充說：“有用法家吏文語為詩句者，所謂以俗為雅。坡云：‘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如前卷僧顯萬‘探支’‘闌入’，亦此類也。”（《誠齋詩話》）在宋代，對此，亦有批判或反對者。許彥周云：“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仆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宜詩而深思焉，則去也。’”（《彥周詩話》）嚴羽云：“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滄浪詩話》）。在宋代之后，針對“以俗為雅”的評說也一直持續且褒貶紛紜，并由此衍生出劉熙載《藝概》中的“借俗寫雅”、黃圖珌《看山閣閑筆》中的“化俗為雅”和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中的“運俗入雅”等。王水照認為：“宋代文學正處于由雅向俗的傾斜、轉變時期，在整個文體盛衰升降過程中，處于一個承前啟后的階段。”（《宋代文學通論》）“以俗為雅”的提出對宋代以及其后的古典詩論、文論和文學發展影響頗大。

“以俗為雅”在宋代文學中的實踐

在宋代之前就出現有“以俗為雅”的創作實踐。唐代杜甫已被宋人推崇為這方面的杰出代表。北宋釋惠洪云：“句法欲老健有英氣，當間用方言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脫穎不可干之韻。老杜《八仙詩》序李白曰：‘天子呼來不上船。’方俗言也，所謂襟紉是也。”（《冷齋夜話》）南宋張戒云：“世徒見子美詩多粗俗，不知粗俗語在詩句中最難，非粗俗，乃高古之極也……近世蘇黃亦喜用俗語，然時用之，亦頗安排勉強，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歲寒堂詩話》）張戒肯定杜詩于粗俗之表中實蘊含高古之實，而蘇、黃詩用俗語則呈勉強之跡。在宋代文學領域自覺提出和實踐“以俗為雅”且都有突出貢獻的詩人首推蘇軾、黃庭堅、楊萬里三人。羅大經詩話中載有楊萬里主張為“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熔化，乃可因承”。（《鶴林玉露》）指出楊萬里用的俗語多經“前輩熔化”方才“因承”運用。清代李樹滋亦云：“用方言入詩，唐人已有之。用俗語入詩，始于宋人，而莫善于楊誠齋。”（《石樵詩話》）與其他詩人創作以俗語、口語偶爾點綴，以造成新鮮趣味或者“陌生化”效果不同的是，“誠齋體”詩歌運用俗語、白話的數量多、范圍廣。概言之，蘇、黃和楊三人所共同倡導的“以俗為雅”，實踐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在語言方面，二是在題材方面。宋代詩人尤其是在語言的“以俗為雅”方面下了極大工夫。詩歌語言的“以俗為雅”主要表現在詩歌汲取民間語言，對俗語、諺語、方言、俚語等熔鑄加工，化用在詩中，使作品活潑、生動、通俗，饒有情趣。

除此之外，在宋詞當中“以俗為雅”的創作實踐亦深得其妙。柳永的詞吸收了大量口語入詞，風格通俗流利，正因為如此，才會有宋代葉夢得所謂的“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避暑錄話》）之說。宋代胡仔云：“柳之樂章，人多稱之……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悅故也。”（《苕溪漁隱叢話》）再如李清照的詞，語言平易，格調清新，明代楊慎評贊云：“以尋常語度入音律，煉句精巧則易，平淡入妙者難。山谷所謂以故為新、以俗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詞品》）至于宋代話本小說中大量“以俗為雅”的現象更是普遍。可以說，宋代多種文體在創作實踐中都存在“以俗為雅”傾向。

“以俗為雅”對當下創作的價值

“以俗為雅”的價值，從黃庭堅所言“震耀一世”一語即可看出，其與“以故為新”已成為北宋中后期許多詩人所共同認可和追求的詩歌創作理念。朱自清評價黃庭堅說：“他將‘以俗為雅’放在第一，因為這實在可以說是宋詩的一般作風，也正是‘雅俗共賞’的路……不過黃山谷雖然不好懂，宋詩卻終于回到了‘做（作）詩如說話’的路，這‘如說話’，的確是條大路。”（《論雅俗共賞》）此論可謂精辟，點出了“以俗為雅”的重要價值。在古代中國，雅和俗是一對不斷發展變化的范疇，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思想家、批評家、作家對雅俗在音樂、文學、美學和為人風尚乃至政治評定等方面的內涵有不同闡釋。但總體而言，他們大多嚴于雅俗之辨，趨雅避俗、去俗崇雅是歷代士人在為人和寫作兩方面的共同追求。可是到了北宋，詩人們卻提出了“以俗為雅”的口號，對雅與俗的關系進行新的審視，揭示出雅俗之間既對立異勢、又相互轉化交融。這不但實現了雅俗共賞的審美功效，也大大推動了宋代以及后世雅文學與俗文學的共生共長。

“以俗為雅”對當代文學創作同樣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價值。第一，它蘊含著文學創作者人格與作品風格的統一。莫礪鋒指出，宋詩的“‘以俗為雅’就是在審美活動中對于‘俗’的超越”（《論宋詩的“以俗為雅”及其文化背景》）。這種超越首先以文學創作者人格的不俗為立足點。蘇軾有言：“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於潛僧綠筠軒》）黃庭堅亦謂：“士生于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書嵇叔夜詩與侄榎》）詩格出于人格，人格不俗是詩歌創作中“以俗為雅”的先決性條件。當代詩歌創作中曾經出現口水詩、下半身寫作等未經熔鑄、難登大雅之堂的作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詩歌創作者未能真正達到人格不俗的境界，在創作觀念上將俗與雅混為一談。我們現在的文學創作倡導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首先在于文學創作者的人格和品位不能太過俗氣。第二，它蘊含鮮明的創新意識。蘇軾云：“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皆廢。”（《書黃子思詩集后》）清代蔣士銓亦云：“宋人生唐后，開辟真難為。”(《辯詩》)“以俗為雅”的提出和實踐不但是宋代詩人突破“古今詩人皆廢”和“真難為”困境的創新之舉，也昭示著民間語言能夠成為歷代作家文學的源頭活水。對當代作家而言，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不斷吸納人民當中的鮮活語言，剔除無病呻吟、光怪陸離和低俗不堪等文風。

“優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態、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陽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頂天立地、也要鋪天蓋地。”創作者需要在包括詩歌創作在內的各種文學領域當中總結和提煉中國古典文論精華，走雅俗共賞之路，創作出更多更好的為人民群眾所喜愛的優秀作品。

（作者系蘭州理工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