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無聲處》問世40多年以來，有無數記者、觀眾或者朋友問過我同一個問題：你怎么會寫這個劇本的？我理解大家共同的疑惑：你不過是上海一個200多人小工廠里最底層的普通工人，家庭也沒有任何政治背景（我劇本寫完了，快上演了，我父親還在外地輪船上監督勞動呢），你怎么會想得到，而且又真的敢去挑戰這個當時最尖銳、最敏感的題材的？！我則一律從那位1976年4月5日從天安門廣場直接上火車來到上海的“陌生的朋友”說起。事實也的確如此：如果不是認識了他，不知道當時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一切，我后來絕對不可能萌生寫《于無聲處》的念頭。

大約在五六年前，《南方周末》的朱又可向我約稿：寫寫你的工廠生涯吧。這還是第一次有人向我提出這個建議。我頓時心動了，那個年代的許多畫面和故事一下子涌現出來。但是很不巧，那時我接連被診斷出兩種基礎性慢病，還都比較的嚴重，只能臥床。2021年和2022年，為疫情困在家中，而那兩種本以為不可逆的疾病卻在醫生的治療下奇跡般地開始好轉起來。于是我嘗試著每天寫兩三個鐘頭，寫累了就睡下、躺平。

當年工廠里幾位后來成為終身好友的師傅，中學里的“十兄弟”同窗，工人文化宮的老師、同學，劇組的演職人員，還有家人，給了我極大的支持，幫助我回憶、證實、校正了許多往事與細節，豐滿了這篇文章，并保證了它的真實無誤。

回憶、寫作的過程，自己沉浸其中，實際上也是細細梳理自己人生的過程。以前當然知道自己是怎么走過來的，但只是大而化之、模模糊糊。現在一細化，紋理全都出來了。我越寫越明白：后來自己為什么會寫《于無聲處》。經過工廠流水線上的十年錘、鍛、磨、壓，到了1978年，已經是一個重塑過的我了！我仿佛被這十年熱處理過了，內部結構完全改變了，有了強度、有了硬度、有了剛性，也有了韌性與彈性。我具備了寫這個劇本所需要的一定的思想、眼界與成熟度；同時，我從工人文化宮小戲創作班中獲取了戲劇創作所必需的一些基本的藝術技巧；更重要的是我在底層工人群體中生活的這十年，讓我深切地了解他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他們普遍認為把“四五”天安門事件說成是“反革命事件”不公平，曾經有20多位師傅看過我的劇本初稿，無一人不說好。民心民意給了我良知與勇氣！

而且，還有一點，其實劇本中抒發的，不僅僅是對“四五運動”的情感。記得寫完這個劇本的那個深夜，我扔下筆，癱坐在那里，淚如雨下。我在這個劇本里傾注了十年來積累下來的所有情緒：激情與力量，思考與勇氣，憤怒與怨恨，鄙視與厭惡……這一刻，我仿佛全身什么東西都被抽干了。

“陌生的朋友”的確是引發我創作《于無聲處》的不可或缺的導火索，但是十年工人生涯對我整個人的重塑，才讓我有了寫出《于無聲處》的主動意識以及勇氣和力量。

感恩我的十年工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