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并揭示出“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的重要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對于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的概括，對于深入認識中華文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和平性”作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和重要內容，對于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和平性”由“和”與“平”兩方面組成，二者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綜合體現了一種“和體平用”的哲學原理結構。

“保合太和”的本體論

中華文明之所以具有和平性的特性，就在于其在本體上的“太和”觀念。“太和”一詞最早出現于《易傳·彖傳·乾》：“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終，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在《易傳》看來，天道是萬物產生的根源，在天道流行變化的過程中，萬物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本性。只有保持、集合宇宙間的“太和”之道，萬物才能不失去自身的本性，天下國家才能安寧、太平。萬物的生成除了天道外，還要依靠地道，《易傳·彖傳·坤》云：“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這就是《系辭上》說的“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里講的“一陰一陽”也就是陰陽二氣，二氣共同生成了天下萬物，二氣的協調、和諧就是“太和”。“太和”同時也是《系辭上》的“太極”：“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也就是說，宇宙萬物都是由“太極”（或“太和”）逐漸生出來的。

到了宋代，張載更是明確地將“太和”提高到本體論的地位，以“太和”為本體建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在張載看來，“太和”即是“道”。他說：“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蕩、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正蒙·太和篇》）“太和”即是陰陽未分的氣，存在于太虛之中，相互融合、渾淪無間，自始至終存在于宇宙之間。“太和”是一切宇宙萬物產生的根源，也包含宇宙間一切變化的根源。無論是散開可見的、不同現象的氣，還是清澈通透而不可見的神，都是“太和”的表現。

“和實生物”的生成論

作為本體的“和”，是如何生出萬物的呢？這就涉及“和”的生成論原則。“和”雖然是天地萬物的本體，但這個本體并不能直接生出萬物，而是需要經過分化。在先秦時期，儒家經典《易傳》已經提出“保合太和”的思想。在萬物生成上，《易傳》提出了“大哉乾元，萬物資生”“至哉坤元，萬物資始”“一陰一陽之謂道”等思想，這些都說明只有陰陽之間相互融合、相互作用才能生成萬物。《易傳》又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只有兩種事物才能相互感應，萬物的生成、天下國家的和平安定都是感應的結果。除儒家之外，早期道家雖然以“道”作為宇宙萬物的本體，但在生成論的意義上，也同樣認為萬物是由陰、陽“沖氣以為和”而生出的。

漢代“和實生物”的思想基本上延續了先秦的看法。《淮南子》認為，只有陰陽二氣的相互作用才能生成萬物。《淮南子·天文訓》曰：“道曰規，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這是在對《老子》“道生一”的解釋基礎上提出的“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思想。同一的事物不能產生其他事物，只有兩種不同的事物才能產生出其他事物。董仲舒也指出了“和”在生成萬物過程中的重要性，《春秋繁露·十指》說：“德澤廣大，衍溢于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

“和實生物”實際體現了作為本體的“太和”如何具體生成萬物的原則。作為本體的“太和”雖然是一個事物，但其要生成萬物就必須至少通過兩個以上的事物才能實現。“和”反映了不同事物之間的關系，這是其與“同”的最大差異。

“和而不同”的實踐原則

上面從本體論、生成論的角度論述了“和”的重要性。那么，“和”在現實世界是如何開展的呢？這就涉及“和”的實踐原則問題，即“和而不同”。

在史伯、晏子等人的基礎上，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論語·子路》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能夠虛心采納不同的意見，并不強人從己。小人唯利是圖，一切從自身出發，故強人從己，引起爭端。正因為講“和而不同”，所以孔子倡導站在他人的立場考慮問題。基于這一原則，孔子提出了“忠恕之道”的思想。在曾子看來，孔子的思想可以用“忠恕”來概括。所謂“忠”，就是自己想要立足也要幫助他人立足，自己想要發達也要幫助他人發達。所謂“恕”，就是不愿他人對待自己的言行，也不要將其施加給他人。前者是從積極方面講的，后者是從消極方面講的，二者合起來就是“仁”。

這種“忠恕之道”的原則，《大學》又稱之為“絜矩之道”。在《大學》看來，如果不想讓上級對我無禮，就首先以此衡量自己的內心，不要以無禮的方式對待下級。如果不想讓下級不忠心于我，就首先要衡量自己的內心，不要對自己的上級不忠心。其他前后、左右的關系也是如此。這里的“絜矩之道”實質就是“忠恕之道”，即站在別人的立場思考問題，不要強人從己，把自己的意愿強加給他人。《大學》說的上下、前后、左右關系實際包含人類社會的一切關系。也就是說，儒家所講的“忠恕之道”是人類社會普遍適用的。

“和而不同”體現了“和”在現實世界的實踐原則。按照這一原則，人類在處理各種事情的時候，要遵從各個方面的不同要求，而不是強調一切都以自身為出發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直傳承的理念，主張以道德秩序構造一個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關系中以他人為重。”

“天下太平”的理想宗旨

中華文明中的“和”思想，既有本體論、生成論層面上的意義，也體現為現實社會中的實踐原則。無論是本體論、生成論還是實踐原則，最終都指向一個理想目標，即追求“天下太平”。所謂太平，就是指社會安定、國泰民安的狀態。

追求太平是中華文明的一大特點，在《尚書》中就能看到。《堯典》講的“協和萬邦”，也就是天下太平的意思。王充說：“《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論衡·藝增》）儒家所講的太平是一個由內及外、由近及遠的過程，《大學》所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反映了這一點。《中庸》中的“天下國家有九經”從“修身”講到“懷諸侯”，最后也反映出對天下太平的追求。在天下太平的時代，不僅人類社會和諧安定，而且宇宙間一切事物都呈現出祥和的氣象。這種祥和、太平的景象就是由“和”帶來的。正如王符所說：“是以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奸匿絕，然后乃能協和氣而致太平也。”（《潛夫論·班祿》）

由此可見，中華文明所追求的“太平”理想建立在“和”的基礎上，而“和”是具有本體論意義的。因此，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實際上體現了一種以和為體、以平為用的哲學原理結構。這一原理結構整體建立在道德秩序之上，儒家又漸漸把這種道德秩序推至宇宙本體方面。中華文明建立起來的天人合一、群己合一的世界，都與此有著密切關系。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歷史發展和內在機理研究”（23&ZD011）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