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們的閱讀視野還局限在《解密》《暗算》《風聲》等作品中，那么對作家麥家的印象，只會停留在“諜戰文學之父”的層面。借由《人生海海》成功轉型之后，麥家進一步向內探索，將內心深處的不解、困惑、疑慮、糾結通通訴諸筆端，在《人間信》中展現出了對自我心靈史的回溯，同時也把個人命運同時代變遷緊密相連。在子對父的背叛中，在個體對故鄉的遠離中，血脈親緣到底是枷鎖，還是救贖，皆通過這封“人間信”，向讀者一一揭開。

小說講述了富春江邊，雙家村中，“我”的家族故事。雖涉四代，但小說主要圍繞父親和“我”之間展開故事情節。父親是個典型的潦坯，指的是“對年輕男子的蔑稱，專指那種好吃懶做、不務正業、不走正道、游手好閑的小伙子。”父親這種吊兒郎當的做派，非但不能頂天立地，養家糊口，還給家人帶來了諸多麻煩。即便如此，父親不僅不知悔改，頑劣的脾性竟愈演愈烈，最終氣走了奶奶，也讓“我”在那個講究出身的年代里，經歷了一次次社會性死亡。面對他者的嘲諷，當“我”決意報復時，父親不由分說的一記耳光徹底斷送了父子之間的情誼。“我”因此將復仇的刀刃指向了父親，舉報了他的賭博行為，導致他被判八年有期徒刑，母親從此記恨于“我”，“我”卻由于舉報有功，走上人生巔峰。當事業的成功和世俗的幸福接踵而至時，“我”不得不再次面對父親的死亡、母親的諒解及早已拋在身后的故鄉。“我”不斷通過印證父親的“罪行”來減輕自我的焦灼，以此來證明背叛父親的合理。最終，在懲罰過父親無數次的家法中，“我”與母親完成了和解。

在上世紀80年代，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思潮一浪接著一浪，對歷史的控訴，對時代的反省，通過多種文學樣式得以表達。時至今日，麥家再次觸及這一題材，卻不再把矛頭單純地指向特定的歷史事件本身，而是把敘事焦點放在家庭結構中，探討了傳統與現代的糾纏，從而具有了普遍的人性意義。每個人或許都可能囿于家的束縛中，無法擺脫，這與當下人們熱議的原生家庭產生了關聯。

費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指出，“家庭這個父母子的三角結構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一個極重要的創造。這個社會的基本結構在人類歷史上曾長期地維持著人類種族和文化的延續。”個體總是得與家庭結構相伴相生，此種關系的演變也時常反映出社會歷史的變遷，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巴金的《家》等等經典文學作品，都呈現過這種關系的裂變。然而，血緣終究是我們斬不斷的一根尾巴，生于斯長于斯，唯有接納與釋懷，才能獲得真正的救贖。麥家無疑在這個層面上，拓展了此類小說題材的邊界。

小說是萬千社會的心靈鏡像，通過語言為讀者創設了一個虛擬的生活場景，在這里，人們可以感同身受地去經歷另一個人的生老病死，尤其是人物角色心理狀態的幽微變化，從而帶來的閱讀體驗是審美視野下心靈的震顫，這也成為了評價一部文學作品優劣的標準之一。好的小說，總是能將日常話語不能言明的情感表達得更為精準，它雖然不能改變世界，卻能抵達一個人心靈的最深處。

《人間信》便是作家的一次心靈原鄉的探尋，麥家在訪談中談到，“我想向世人袒露我最深沉的言語……如果說《人生海海》講的是天下事，《人間信》就是向我內心深處攀升、鉆研，寫進了我的內心深處。”小說中“我”對父親的復雜情感，就源于麥家真實的人生經歷。因為出身，他從小不被社會所認可，因此開始了與父親長達十幾年的冷戰，探親時只問候母親，從不過問父親。軍校畢業后，他輾轉于福建、江蘇、北京、西藏、四川等多個省市地區，從未想過要回到故鄉工作與生活。他想與父親、與過往徹底決裂。然而當父親罹患阿爾茨海默病后，麥家才終于意識到血緣是永遠無法割斷的存在，當他主動與父親和解時，父親卻早已處在失智的狀態中。顯然，麥家將這部作品視為一次心靈之旅，與他的個體生命體驗密切相關。

小說語言精煉卻不失文采，金句頻現，情節緊湊，感人至深。上卷以童年視角展現那個特殊年代的風云變幻，下卷第一人稱“我”與第三人稱“他”之間敘事視角的切換，是“我”不愿面對過往這一心理狀態，在敘事策略上的表征。

這是麥家寫給長輩的一封懺悔信，是寫給自我的一封和解信，同時也是寫給所有曾遭遇隱痛的我們的一封“人間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