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丘克軍結識于本世紀初，對他作品的了解則是近十來年的事。今年4月下旬，克軍送給我最新出版還帶著墨香的兒童長篇小說《棄犬歷險記》，這是他在出版、新聞、文藝等領域從事管理工作轉了一大圈之后，繼而實現他“作家夢”的重要成果。

并非簡單的棄犬故事

小說從棄犬阿花追趕列車的宏大場景開篇，倒敘到遠離喧囂的桂東南偏僻小山村，開啟了棄犬阿花起伏跌宕命運的敘述：出生則被判定會給人帶來厄運差點被活埋、幾度被棄又頑強地生存下來、二十六天的艱難流浪生涯、幾度驚險護主、被教授帶入城市、死后又通過數字化神奇“復活”……小說懸念迭出，曲折迂回，讓讀者在閱讀中追問，在追問中閱讀，造成了一波三折的藝術效果。作品不僅利用“劇透”式的寫法步步誘導讀者去追尋棄犬的命運，而且還通過各種驚險情節去豐富兩個主人公棄犬阿花與“我”的形象。小說在謀篇布局上大處著眼，細部真實，敘述與刻畫首尾呼應，照顧周全，藝術構思無疑是成功的。

古往今來，少年與犬的故事尤其又與忠誠、歷險相結合，總是中外作家筆下寫不盡的故事。小說寫的是棄犬阿花，但它與“我”卻是一對“命運與共”“一起奔赴”的主角。沒有“我”出手相救，阿花從出生就會被活埋，而沒有棄犬阿花的幫助，“我”也不會在險惡的歷程中兩度被救，更不會因為要為再次受傷的阿花治療而認識楊教授，從而走上研究動物的學術道路。沒有“我”對城市生活的向往，也就沒有“我”和母親上縣城，阿花在車站兩度被棄而三天三夜等待主人歸來的忠誠表現以及它流浪二十六天依然歸家的感人故事。沒有“我”的突發奇想，要與阿花抄近道走水路坐竹筏去坪塘火車站的冒險，也就沒有阿花流浪經歷的復原，更沒有“我”和動物學家楊教授的相識。“我”一邊上高中，一邊做楊教授的助手幫助楊教授工作，在楊教授的指導下自修完大學本科的課程，最后破格直接做了楊教授的研究生。阿花因此也找到了它的父親，還原了它的真實身份：一只受過緝毒特殊訓練的德國牧羊犬種的后代，后來還被帶入城市，開啟它的另一種命運。“我”在與阿花共同歷險的過程中共同成長。

由此，我們完全有理由不將這個故事看作一個簡單的棄犬的故事，也不僅僅是另一個中國式的“忠犬八公”故事，而是一個少年成長故事。作者在小說中不斷重復強調的就是關于命運蒲公英的說法。“我”的媽媽將能當臨時代課老師給孩子們上課視為手中的“蒲公英”，并教導“我”說：“命運就像蒲公英，到處飄蕩，你抓住了它就抓住了命運。”“我”在成長中逐漸明了母親的話，將能吃“國家糧”、到縣城工作視為命運的“蒲公英”，“我”甚至還將要去“見證奇跡”的冒險行動看作是手中的“蒲公英”，最后終于在楊教授的幫助下將命運的“蒲公英”抓在自己手中，完成了自我的提升。

精巧構思與深刻主題

挑戰命運，見證奇跡，就是這部小說的核心主題。阿花為火車的規則所限不能被帶上車甚至上了火車也要被趕下來，它的被棄是被動的，但它在車站等待主人三天三夜是主動的，它在流浪過程中與餐館主兼打漁人的袁叔以及另一店主相遇相熟，也是在被動中求主動的生存需要，是它在挑戰被棄的命運和見證奇跡。它在車站等候主人三天三夜，又翻越六十公里山路流浪二十六天艱難歸家，它不僅救了“我”的母親，也救了“我”的堂弟二狗，還兩度在歷險中救了“我”，這既是它忠誠的表現，是它與人建立起深厚感情之后的回報，也是它為改變人們的看法、向自己命運的主動挑戰。這里面當然有它的生理本能的反應，一個德國牧羊犬和中華田園犬混合血統的“棄犬”對主人的忠誠本能的呈現，但也有作者賦予它的人格本能的藝術表達。因此，它的忠誠表現只是小說附帶的主題，由忠誠而帶來命運的改變以及與小主人共同成長才是它歷險的最后歸宿和主題。

小說中的“我”是一個絕不屈服、有主見、敢于挑戰命運的勇少年。在與父母、楊教授交往中，他多次否定對方意見堅持自己的主見。不論是去父親工作的縣城過年，還是帶棄犬重走“回家路”，都是為了成就自己的夢想。他不甘心他的命運，他追問他與哥哥姐姐同樣是父親的孩子，為什么他就得待在鄉下，為此他與父親爭執過，還挨了父親一頓打。他提出要回縣城過年，是因為縣城有他的夢想。他要坐竹筏去坪塘火車站，是因為他要見證奇跡證明自己。“我”在阿花的故事中不僅僅是起穿針引線的作用，而是一個與棄犬雙向奔赴和共同成長的小主人，這也是作者為什么要安排他坐竹筏與阿花共同歷險的目的。就這點看，這部小說與其說是寫棄犬，不如說是寫少年的“我”的抗爭。“我”的命運給小讀者留下的印象和啟示更能超過忠誠的主題，那就是勵志。

自然，作者對棄犬阿花的第一主人旺丁叔和餐館主袁叔以及楊教授的描寫與刻畫也是非常成功的。他們愛護動物，聰睿智慧，在阿花故事中起到啟承轉合的作用。旺丁叔的第一次棄犬，是出于害怕流言，出于無奈，他也要挑戰他的命運，但在“我”的懇求下他留下了阿花，并盡力照顧著“我”和“我”的父母親一家。袁叔講義氣，不僅在阿花遇難時救治它并精心照顧它養傷，還在“我”與阿花的最后歷險中兩度出手相救，成為“我”與阿花的命運保護神。楊教授則是一個在“我”和阿花命運轉折時的引路人，他不僅確定了阿花的出身，也引導“我”從獸醫助手走向了城市，成就了“我”的夢想。在“我”與阿花的成長史上，他們都是實現夢想的推力者和引路人。

因此，精巧的構思、主題的深刻與豐富性，以及重視人物刻畫的關鍵作用，是這部小說重要的特色。

用生動場景描寫來推進故事

善于用散文式的白描手法來展開場景描寫，讓生動形象的場景描寫來推進故事的發展和烘托人物的命運，以成就小說的藝術魅力，是這部小說的又一特色。

比如對坪塘四等火車小站的場景描寫，作者筆墨簡要，但幾句就將這個小站的特點勾勒出來。“坪塘段的鐵路是堆建起來的，主要是為了讓鐵路坡度不要太大，也為了當地農村交通從鐵路下的涵洞通過，不影響列車通行。車站是一棟青磚綠瓦的建筑，整齊的冬青樹排列在房子四周，一直沿著階梯伸展到鐵路的站臺、調度室。”正是在這個四等小站，阿花兩次不允許上車，第二次上了車也要求趕下車，因為乘務員說狗不下車她就會丟掉工作。這才有了“我”不得不棄犬乘車和阿花的返家歷險。也正是這個小站，成了“我心中的向往”，因為它可以通向全國有鐵路的任何地方，“我每次都駐足在候車廳里那張全國鐵路線路圖面前很久，看著上面的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發呆”，“想象著那里是不是自己將來能夠去的目的地，是不是我的詩與遠方，一個我的蒲公英飄落的地方”。

車站的描寫不是無關緊要的，而是與人和犬的命運綁在一起的敘述需要。又比如第七章《忠誠護主》中，“我”和母親凌晨一點去三十多里外的四等小站，“凌晨時分，四周都是漆黑一片，只有鄉村公路上的沙子有點模糊的白色。正值夏種時節，公路邊剛剛耙好的水田倒映出淡淡的光影，遠處的村莊偶爾見到一兩點昏暗的煤油燈光，那是村民起夜點的燈。田野里青蛙在盡情呱呱地叫著。”這種平靜環境的描寫，卻為后面捉蛇佬的出現以及阿花救主做了鋪墊。正是寂靜無人，才引出惡棍橫行當道的可能。正是周邊無人的環境，才鋪墊出阿花奮勇救主的必要。雖然這種白描手法有如沈從文《邊城》中的筆法，是一種小說抒情式的敘述，可以給讀者親臨其境之感，但它的作用卻是被巧妙地織進小說中，參與到小說的關鍵情節里，推動著故事的發展。

再比如第二章《回歸故里》中寫“我”與母親回到家鄉崖洞村的傍晩，“田間的冬種烤煙、小麥被裹上了一層暮色，村莊屋頂上的裊裊炊煙已經和暮色混在一起，分不清彼此。”這雖是寫景，但卻是情景合一的抒情式描寫，恰恰與“我”剛回到農村時的迷茫心理活動相對應。作者還對厓洞村、長垌街、長垌河、九川江等分別有不同層次的場景刻畫，一幅幅優美動人的鄉村風俗風景畫卷，也是與“我”和阿花的故事相互契合的。

作者創作以散文見長，大學期間就在《人民日報》發表過長篇散文。初中時他就閱讀父親收藏的古代與現當代文學理論與作品。父親為他訂閱《人民文學》雜志，為其收集《南方日報》幾乎全部文藝副刊文章供其閱讀，加上他四年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習深造，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基礎，涵養了優秀的文學素養。作者在寫這一部“我”不是我的小說時，調動了他早期在鄉村生活的人生經驗，也與他閱讀古今中外文學名著相關。他將散文式的場景描寫與故事、人物的命運的展開緊緊結合起來敘述，在增加作品抒情意味的同時，也豐富了小說的藝術厚度，的確是值得稱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