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jié)“北京展映”之“大師回顧”單元，第五代導演代表人物之一黃建新執(zhí)導的《黑炮事件》《錯位》《背靠背，臉對臉》《求求你，表揚我》等七部電影集中亮相。

這些誕生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新世紀初期的影片，囊括黃建新作為作者導演時期近20年的主要創(chuàng)作，均是貨真價實的藝術電影。它們都在城市的當代語境里展開故事，道出時代變遷對于城市人群尤其是知識分子生活的影響、心靈的改造、精神面貌的重塑，體現(xiàn)出他對于不斷轉型的中國社會持久又深入的觀察——這讓他與同時期其他第五代導演的創(chuàng)作，形成了較為明顯的區(qū)別。但2005年拍完《求求你，表揚我》之后，黃建新幾乎遠離了創(chuàng)作。原本既是導演又是監(jiān)制的他，近20年的事業(yè)天平嚴重偏向監(jiān)制一方：導演與編劇作品只有幾部題材宏大的影片，監(jiān)制作品卻是碩果累累。

不可否認，黃建新的監(jiān)制工作，加快了中國電影建立工業(yè)體系的步伐。但對于喜愛他導演作品的觀眾而言，只能“憶往昔”，未免有些遺憾。不過，他在接受采訪時曾表示，如果時機合適，還是會拍忠于自己內心真實想法的電影——因為藝術電影對他來說，屬于“唯一的刺激”。

第五代導演群體中的“異數”

“當同代的友輩都跑到荒涼的黃土高原或文化背景迥異的邊域地區(qū)去反思中原文化和人的本質的時候，黃建新卻甘于寂寞，一直獨自留在城市里。”香港知名電影學者黃愛玲的這段話，道出黃建新電影的獨特。他盡管被稱為第五代導演，但幾個階段所走的創(chuàng)作之路，均與其他第五代導演迥然有別。

與從北京電影學院78級導演系或攝影系畢業(yè)的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等人相比，黃建新雖然曾于1983年在北電導演系進修，但并非科班出身。上世紀70年代初，他在部隊當兵時偷偷看了不少內參片，對電影產生濃厚興趣；1977年進入西北大學中文系學習之后，他又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與電影有關的書籍。

憑借對電影的熱愛與扎實的電影理論知識，他在大學畢業(yè)后叩開了西安電影制片廠的大門，成為文學部的一名編輯。經過編輯、場記等工種的歷練，他展露導演才華，于1986年在西影廠廠長吳天明的扶持之下，推出震驚中國影壇的導演處女作《黑炮事件》。

執(zhí)導過《人生》《老井》《變臉》等佳作的吳天明，既是第四代名導，也被譽為第五代導演的教父。他在西影廠掛帥的那幾年，頗具魄力與擔當。黃建新去北電進修，是他給的機會；《黑炮事件》在拍攝、送審期間遇到的諸多阻礙，也是他替黃建新一一清除。

吳天明不僅是黃建新的貴人，還提攜了許多青年創(chuàng)作人才。在他的帶領下，西影廠出品的杰作還有張藝謀的《紅高粱》、田壯壯的《盜馬賊》、陳凱歌的《孩子王》。它們與此前廣西電影制片廠攝制的三部電影——張軍釗的《一個和八個》、陳凱歌的《黃土地》《大閱兵》，共同宣告了第五代導演群體的全面崛起。

正如上世紀80年代前后出現(xiàn)的傷痕電影，多由傷痕文學而來，第五代導演早期創(chuàng)作的養(yǎng)料來源，多為同期的文學作品，比如《黑炮事件》《紅高粱》《黃土地》《盜馬賊》依據的小說文本，分別是張賢亮的《浪漫的黑炮》、莫言的《紅高粱》、柯藍的《深谷回聲》、張銳的《盜馬賊的故事》。

文學加持下的這些電影，整體而言是在回望歷史。通過對鄉(xiāng)土景觀的展示，借助個體或小群體與根深蒂固的制度、突現(xiàn)的外來壓制勢力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道出中國幾千年的農耕社會培育的，混合傳奇、天真、浪漫、愚昧、偏執(zhí)、善變等色彩的國民性格。

不過，文學賦予黃建新同期的作品另一種樣貌。

《黑炮事件》與同樣于1986年公映的《錯位》（該片采用的是原創(chuàng)劇本）、1988年問世的《輪回》（改編自王朔小說《浮出水面》），作為黃建新的“先鋒三部曲”，均在當代都市背景下展開寓言式故事的講述，用不乏具有實驗、荒誕意味的象征手段，揭示都市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面對時代變化時生出的困惑。一方面，改革促成開放市場的形成；另一方面，舊有的秩序結構又橫亙在市場之中。兩者的夾擊之下，人們似乎只能茫然應對生活。

“城市三部曲”知識分子的新困境

因為“先鋒三部曲”，黃建新在1990年應邀赴澳大利亞的藝術高校做了一段時間訪問學者。其間，他恢復影迷本色看了大量電影，對于電影的認知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意識到可以用偽寫實主義的手法取代象征手法，完成一部影片的創(chuàng)作。

回國之后，他的鏡頭深入充滿煙火味的民間，分別在1992年、1994年、1995年拍出“城市三部曲”《站直啰，別趴下》《背靠背，臉對臉》《紅燈停，綠燈行》。這三部作品雖說充斥世俗化的雞零狗碎，但延續(xù)了“先鋒三部曲”的主題表達，說的仍然是日新月異的城市風景面前，知識分子的心境與困境。

商品經濟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向人們襲來，人們交流時使用的語言，雖說像情景喜劇《我愛我家》中的不少臺詞一樣，帶著逝去時代的烙印，但社會的主流論調已然變成“金錢至上”，知識分子的收入因為遠遠不如做生意的，社會地位也不斷下降。在物質財富面前無奈低頭的他們，在精神世界里也漸漸直不起腰。

這一時期其他第五代導演的主要創(chuàng)作，則是另一番景象。

1988年，《紅高粱》斬獲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金熊獎、《孩子王》得到戛納電影節(jié)金棕櫚獎提名這兩件事，釋放出中國電影開始被世界影壇矚目的信號。而隨著張藝謀、田壯壯、陳凱歌等人國際知名度的提高，他們的電影更加注重與歷史的深層次對話，片中的中國鄉(xiāng)土元素與美學符號更加豐富的同時，成分復雜的民族土壤進一步暴露，一度被部分中國觀眾批評是在“家丑外揚”。但現(xiàn)在來看，張藝謀的《活著》《菊豆》、田壯壯的《藍風箏》、陳凱歌的《霸王別姬》《邊走邊唱》等，揭示的是普通人無法把握自身的命運，他們在更迭的時代里，只能宛如浮萍。

這段時期，黃建新與其他第五代導演在創(chuàng)作風格上也在互相“模仿”。他的《五魁》有《紅高粱》《菊豆》的影子，張藝謀的《有話好好說》、田壯壯的《搖滾青年》則聚焦城市。

時間繼續(xù)向前，田壯壯幾乎停止了創(chuàng)作，張藝謀與陳凱歌在古裝商業(yè)大片領域暗中較勁之外，都在積極拓寬電影的類型與主題，同時不甘心丟掉人文表達——但他們的一些作品觀眾并不買賬。黃建新依舊關注人與城市的關系，不過講述的內容有所變化。在他的鏡頭下，個體被環(huán)境束縛、改造時雖說仍有困惑，但有了主動選擇。1997年的《埋伏》，以及由1999年的《說出你的秘密》、2001年的《誰說我不在乎》、2005年的《求求你，表揚我》構成的“心理三部曲”，均是如此。

“先鋒三部曲”舊觀念絆倒了尊嚴

黃建新電影中約束、改變個體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環(huán)境有兩種：一是思維定勢主宰的社會制度，二是幾千年積淀的傳統(tǒng)。

《黑炮事件》說的是一枚棋子的丟失掀起的蝴蝶效應。劉子楓飾演的國企工程師趙書信業(yè)務能力超群，性格老實不善言辭，同時癡迷象棋。他從外地出差回來檢查棋盒，發(fā)現(xiàn)少了一枚“黑炮”棋子，不顧外面天色已晚且正下著大雨，火速跑到郵電局花了一塊多錢（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一塊多錢），發(fā)了一封加急電報，讓外地的朋友幫忙找回。

鑒于世俗層面一塊錢的價值遠遠大于一枚棋子，郵電局的員工無法理解他的行為，立刻將這件事告知了他的工作單位。郵電局領導如臨大敵，第一時間向公安人員匯報。趙書信的電報是否暗藏有損集體利益的密碼？針對他的調查秘密展開。而因為他和德國工程師的關系很好，負責調查他的人員更是懷疑他可能是名間諜，正在從事出賣國家利益的勾當。

為了不讓懷疑變成事實，單位高層免去了他在中德合作工程中擔任的技術翻譯職務，找來一名旅游翻譯將他取代。旅游翻譯專業(yè)能力的欠缺，導致工程進度和質量都被嚴重拖累。某領導著急于經濟效益受損，計劃讓他復職，但其他領導都站在對立面。最終，因旅游翻譯的翻譯失誤，價值百萬的引進設備報廢。

《黑炮事件》的故事雖然發(fā)生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城市，但如《紅高粱》《黃土地》等般，用諸多頗有象征色彩的色塊鋪陳畫面。和《紅高粱》《黃土地》中的色塊屬于激昂或苦悶情緒的宣泄不同，《黑炮事件》對于色塊的運用，是要將情緒層面?zhèn)€體的焦慮不安與集體內部的對峙狀態(tài)推至觀眾面前，讓觀眾獲得直觀感受。

單位針對是否繼續(xù)任用趙書信召開集體會議的戲份，會場的桌子、墻壁以及參會人員的衣服全為白色，然而墻上巨大的方形時鐘的指針卻是醒目的黑色。時間不斷流逝，會議難有結果；滴滴答答的指針，見證無效消耗的持續(xù)。白色與黑色的并置，道出僵化的機制與無奈的趙書信之間的關系。

“先鋒三部曲”另外兩部中的美術，同樣帶有當代裝置藝術的冰冷質感：《錯位》中沉浸于畫面的某種色彩，以對比明顯的方式出現(xiàn)的不同色塊，賦予諸多場景既怪異又疏離的特征；《輪回》開場出現(xiàn)的北京地鐵站空空蕩蕩，透著工業(yè)化的怪味。

而從故事的主旨方面而言，《錯位》屬于《黑炮事件》的姐妹篇。片中同樣由劉子楓飾演的男主角也叫趙書信，并且也是高端技術人才——不過相比《黑炮事件》中的同名者，多出局長的行政身份。被文山會海困住的他，為了能夠專心搞科研，發(fā)明了外觀看起來與他別無二致的機器人，用來代他開會。起初一切都如他所愿，但隨著機器人有了主體意識，局面逐漸失控。無奈之下，他又將機器人摧毀，重新回到科研被會議扼殺的生活模式里。這則寓言出現(xiàn)的時間雖然距今已有近40年，但結合當前人類與AI的關系來看，無疑具有強烈的預見性。

蕓蕓眾生的荒誕內涵

黃建新的電影里，充斥在人情社會的角角落落，已有幾千年歷史并且忽明忽暗的游戲規(guī)則，更加讓人窒息。而片中仍在使用的古老建筑，或者只供參觀的遺址，則指向城市的厚重，也象征規(guī)則的牢固。比如，《背靠背，臉對臉》中的小城文化館，坐落在一座舊廟之內，似乎預示進進出出的現(xiàn)代人，無法擺脫舊有的規(guī)則與思維。影片中，牛振華飾演的代館長王雙立精明能干，將文化館經營得有聲有色，可是由于不夠世故，疏于揣測領導的心思，始終無法成為正館長。當地報紙刊登的采訪他的文章，字里行間都是對他的表揚，完全不提領導對于他工作的支持。城府頗深的領導當然不會因此表達對他的不滿，但他卻已將領導暗中得罪了。

黃建新的其他作品里，“表揚”同樣勾連規(guī)則、觀念，具有無比荒誕的內涵。《求求你，表揚我》中，范偉飾演的民工楊紅旗救下差點遭人強暴的女大學生。楊紅旗的父親認為這件事如果見報，足以光宗耀祖，多次讓他去找報社記者。但直到臨終，父親這一心愿也沒得到滿足。《說出你的秘密》的男女主角是一對中產夫妻，妻子雨夜開車撞傷一名行人后逃離現(xiàn)場，自此深陷自責之中，患上嚴重的焦慮癥。好在事故當晚，行人被好心的路人送到了醫(yī)院。丈夫為了讓妻子減少負罪感，去醫(yī)院將一筆獎金送給了被撞者。這件“好事”被丈夫所在單位的領導得知后，安排負責宣傳的下屬聯(lián)系媒體予以表揚。

黃建新影片中人物的另一重困境，關聯(lián)著經濟洪流。在洪流里，有人暢快游泳，有人呼吸困難。知識分子想要躲避洪流，但最終被洪流裹挾。

《站直啰，別趴下》呈現(xiàn)出由市場經濟催生、令人哭笑不得的眾生相。牛振華飾演的張勇武蠻橫無理，用惡言惡行趕走了好幾任住在隔壁的鄰居，與另一位鄰居劉干部交惡許久。不過對于新來的鄰居、馮鞏飾演的高作家，他有些另眼相看。

高作家具有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典型特征，為人清高正直，但性格較為軟弱。高作家看不慣張勇武霸道的行為，可是并不敢公開表達不滿，只會躲在房間里低聲咒罵一番。鑒于張勇武能用金錢勾連權力，有本事讓他逃掉單位安排的下鄉(xiāng)采風苦差，嘗到甜頭后的高作家，就不再拒絕張勇武遞來的高檔香煙、食品等禮物。當張勇武出于生意上的考量，提出拿一套寬敞明亮的新房來換高作家擁擠陰暗的住所時，高作家與藝術家妻子立刻答應——這種從天而降的物質大禮，大概無人能夠拒絕。

劇情發(fā)展到這里，張勇武似乎成了“大善人”。但得知高作家打算將一篇文章寫完再搬家后，他卻在深更半夜伙同幾個哥們兒猛砸分戶墻，逼迫高作家和妻子次日早晨匆忙搬家。心情大好的張勇武，笑瞇瞇組織高作家、劉干部等鄰居合影留念。誤踩香蕉皮的攝影師不受控制地按下快門，拍出一張眾人哈哈大笑可是角度傾斜的照片，道出金錢主宰一切的世界里，可能人人都是“笑面虎”。

用黑色幽默的筆觸憐憫眾生

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在經濟社會中應該如何立足？《錯位》里的一場戲，嘗試給出回答。

趙書信夢到自己來到沙漠深處，看到道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老子，正坐在一把沙發(fā)椅上專心看著電視。老子手握一卷古籍，身旁擺著幾本看起來都是大部頭的圖書，但顯然電視里的美景與美人更為有趣。爾后，他起身關閉電視，面向觀眾緩緩說出《道德經》里的警句：“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片中的老子不免讓人想起楊德昌的《獨立時代》中的現(xiàn)代儒者——在城市的鋼鐵森林中生活的儒者，為了解決自身的困惑，讓自己置身書海，但并沒能從書中找到想要的答案。與儒者相比，不讀書的老子似乎更為清醒，可是這位古代思想大家的智慧，能否破解當代社會癥候，黃建新也沒有答案。

黃建新可以做的，是憐憫他的人物，并希望他們被動經歷過損耗階段之后，能夠保有一定的尊嚴，主動做出選擇。

《紅燈停，綠燈行》中的記者（飾演者也是牛振華），起初想讓找他辦事的各種人報銷他學車的發(fā)票，但總不能如愿。在他幫大款處理完一件棘手的事情之后，大款掏出錢包準備給他報銷發(fā)票，不過同時對他進行了言語侮辱。記者當著大款的面把發(fā)票撕成碎片。《背靠背，臉對臉》中的王雙立，體驗過人生的波折之后，對生活有了全新的認識，放棄了通過卑劣的手段取代現(xiàn)任館長的機會。諷刺的是，最終他能否當館長一事又出現(xiàn)轉機。

今天來看，黃建新那些以黑色幽默的筆觸，尖銳描繪轉型社會的電影，對于在鬧劇中生活的人們，“愛之深責之切”，批判之余傾注人文關懷。這才讓那些電影不受時代局限，在當下亦有討論的啟示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