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梅最新長篇兒童文學《萬花筒》（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延續了她《夢想家老圣恩》《像蝴蝶一樣自由》等少女成長小說的創作脈絡，用輕盈的文字觸摸和體察少女的內心世界和現實困境，生動展示了兩個女孩的友誼和家庭成長空間、弄堂乃至上海地方經驗。陸梅曾說：“一切生命中需要不斷修正的段落在少女這個成長階段會放得很大，而我有幸可以看到、感知到。我很愿意同她們做朋友，化身為她們中的一個。”小說采取了她所擅長的雙主角的人物設計手法，兩個女孩形成一種鏡像共生結構，鏡像的一面是來自鄉村女孩的忐忑怯懦，另一面則是來自城市聾啞女孩的挫折孤獨，都可以歸類為陸梅所提及的“一切生命中需要不斷修正的段落”，這也正是我們通常歸納的創傷敘事。

難能可貴的是，小說《萬花筒》對少女遭遇到的殘疾、創傷、無助、孤獨等陰郁沉重的苦難敘事，采取一種自然輕盈、松弛豁達的言語敘事策略，呈現出“哀而不傷”、平和典雅、不激不厲的中和之美。這種敘事策略和言語風格的情感基底，并不是毫無悲憫的冷酷與麻木，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理解寬慰和對蓬勃生命力的欣賞，兩個女孩在相互凝望與對話之中，彼此陪伴、撫慰，在游戲中思考和成長，產生神奇的療愈效果，這也正是陸梅在這部小說創作中所呈現出來的具有鮮明個人標識的創作風格。

弄堂作為一個熟人社會，成為一個非常恰貼的故事發生地，在章節設計中利用“萬花筒”的多面向，來展示具有上海地域特點的地方性經驗書寫的多維向度。隨著麥小節進城的腳步，具有煙火氣的弄堂、老石庫門、閣樓等上海圖景次第展開。作為一個闖入者，麥小節最終在這個弄堂里與上海市民群體及生活場景實現了“陌生—熟悉”的轉化。麥小節與白雪，在鄰居的言語之中被統一為兩個“喔子”（滬語“啞巴”的意思），這種“誤認”如同鏡中人與鏡外人在鏡面形成了貼合和統一，在反復出現中，與周圍庸常的生活場景格格不入，形成一絲反差和扭曲，也昭示著創傷已然發生。

在經典的苦難敘事中，多采用非線性敘事的方式來講述創傷的發生，這可能是擬真式地模擬受創傷者的逃避心理、片段式的記憶和變幻的情緒狀態。麥小節與白雪相遇后，二人通過眼神、手語、文字和彼此之間的默契溝通交流和愉快玩耍，其中濃墨重彩的是利用萬花筒玩的幻想游戲“第一眼”游戲，而在鋪陳和勾勒白雪的家庭情況時，對白雪如何導致聾啞的經歷只字未提。這種含而不露、引而不發的敘事策略，一方面是保留了一層懸念和敘事的張力，另一方面也符合外來者接近和了解人物的普遍規律，只能通過只言片語的拼接來還原事件的來龍去脈。

創傷事件最深重的影響其實是反映在人物的痛苦、壓抑、迷茫的內心時刻，這有別于有形的傷害和行為的刻畫，挑戰更大。講述到白雪因為高燒引發腦膜炎后遺癥而喪失聽力，敘事的探照燈開始聚焦在母親所深陷的自責、悔恨和孤獨的情緒之中：“被黑夜精靈折磨得坐臥不寧時，白雪媽媽悄悄起床，在黑漆漆的房間里轉圈……”構建了一組具有多重隱喻的意象，最淺表的是物質層面的狹小居住空間，再深一層的則是白雪媽媽被困在自責的封閉心理空間中茫然無措、無法擺脫的窘境，而最底層的象征意義其實是所有希冀的光芒仍然需要在家庭的溫床之上冉冉生長。

赫爾曼在《創傷與復原》中將創傷復原的過程劃分為3個階段：建立安全、回顧與哀悼、重建聯系。陸梅像魔術師一樣善于把小說構造成為互為表里、指向多元的“現文本”與“潛文本”交相呼應的雙重文本，小說中白雪的筆記本成為重要的試驗場。筆記本扉頁抄寫了洛爾迦的詩歌《啞孩子》，還有兩篇童話《被精靈請去的小孩》《白雪的隱身衣》，這些都是作者充分考慮文本的寓言性訴求而精心設計的，經由文本的隱喻，我們可以清晰地察覺白雪正視創傷、建立自我安全感的心理歷程。

爸爸探親時面臨一個重要而艱難的人生抉擇，是繼續航海追尋自己的船長夢，還是留在船務公司陪伴家庭？白雪與媽媽選擇了支持他實現自己的夢想。離別之際，白雪把萬花筒送給麥小節并寫下了一段話，可以視作書名的注解：“萬花筒里面看起來五彩斑斕，其實是一個破碎的世界。不過它是以不完美來成就完美，我也想在不完美中創造完美。”這也意味著，在家人、朋友的精神支撐撫慰之下，白雪經過艱難跋涉，贏得了強大的直面創傷、擺脫創傷、超越創傷的自我救贖的精神力量。

陸梅曾說：“寫作于我，其實是一種尋找和指認，尋找指認生活中被忽略的、被遮蔽的、不被善待的、被遺忘和過濾了的種種，和靈魂有關，和精神的浩渺有關，和自由、尊嚴乃至內心的安寧有關。我寫下它，感覺那道光影線就會往明亮處挪一挪。”正是秉持著這樣的創作觀念，陸梅創作出了《萬花筒》，它燭照少女成長中那些幽暗的、不易察覺的創傷與苦痛，捧起源自家人、朋友的溫暖聚合為生命的強大力量，用愛的陽光驅散疾病、傷痛的烏云，為小讀者撐起一片光明澄澈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