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然而，由孔子所編訂的“詩三百篇”當如何來讀？夫子只講了《詩》的藝術功能與社會作用乃“興觀群怨”，以及《詩》的思想意義“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并未對如何讀《詩》作過具體的指導闡述，只是在與其弟子子夏（卜商）和子貢（端木賜）討論到《詩》的時候，分別稱贊他們——“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也”，特別強調《詩》對人的啟發意義。

問題在于，讀三千年前的《詩》，對于今天的人們來說，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嗎？

答案是肯定的。作為經典文學作品最重要的標志，就在于它具有豐富而深刻的象征性、啟迪性、審美性與正能量。《詩》作為優秀傳統文化之“五經”“六經”“十三經”中的重要經典之一，是完全具備這些特性的。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讀《詩》大致分“四步走”。

一讀為詩

我們常說，如詩如畫，詩和遠方，詩意地棲居，皆具有美好的意象與象征。至少在四千多年前舜帝即說過：“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書·堯典》）唐代孔穎達為東漢鄭玄《詩譜序》作疏：“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東漢許慎《說文》云：“詩，志也。”詩最本質的屬性，就是熔鑄詩人的思想感情，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志”既蘊含詩人之主體意識，亦指詩本身；離開“志”，便無所謂詩，故孔子曰“詩亡離志”。譬如《詩》所抒寫的種種純美愛情，均為人之共情——亦即“志”。“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周南·關雎》），寫的是愛芽萌發，魂牽夢縈；“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詩·秦風·蒹葭》），寫的是愛在遠方，更在心中；“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小雅·隰桑》），寫的是愛如磐石，忠貞不渝；“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詩·邶風·擊鼓》），寫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真愛長廝守，攜手慢慢老去。我曾在《〈詩〉為什么稱經》中寫過：“詩從華夏文明遠古時代走來，甫一登場便驚鴻閃現，以‘詩言志，歌永言’式的天籟般的韻文旋律呈現——它是怎樣神靈般撥動我們先民心靈深處那一根根善美的琴弦！”——故而從“開天辟地”創造之！我之所以說“一讀為詩”，就是要去充分地感受它的美好，深切地讀出它的詩情與詩意來。詩性，首先是美好的，深情的，動人的，它具有純美而強烈的情感、思想與藝術的審美性和象征性。

二讀為史

北宋丁度等撰《集韻》曰：“詩，承也。”如果將《詩》當作文學文本，那么，它最初所承載和呈現的具體內容是什么？作詩最根本的目的又是什么？明代文學家、史學家王世貞提出“六經，史之言理者也”，明代思想家李贄亦講過“經史相為表里”，清代大儒、史學家章學誠更進一步提出“六經皆史也”。《詩》正是為反映和評判“從前”以及“當時”的政治生態與人民生活應運而生，其作用即孔穎達所謂“承君政之善惡”。據史籍記載，孔子刪《詩》之后傳授于子夏，一直傳到漢代，述《詩》者分為四家——其中毛公作《訓詁傳》（簡稱《毛詩》）——而最終詩脈單傳完好保存至今者，僅《毛詩》一家。所以說，讀《詩》者不可不參讀《毛詩》，不可不了解每首詩所產生的時代背景以及詩之所指。譬如《詩·王風·黍離》三章之第一章：“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毛詩》釋之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于宗周，過故周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宗周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宗周”指西周的都城鎬京（今西安附近），“周大夫行役”的“周”指東周的王城（今洛陽），而由西周“變故”為東周，罪愆主責在于一人即周幽王，所以當東周某大夫因公出差路過鎬京，看到曾經輝煌的宗廟長滿黍稷，不由得發出“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之怨刺悲嘆！我之所以說“二讀為史”，就是要將詩還原到“當時”的歷史背景與語境中，使之有“根”有“指”。

三讀為經

什么是經？《詩》為什么又稱作《詩經》？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所恒久遵循之規律，之常道，之法典。東漢劉熙《釋名》曰：“經，徑也，常典也，如路徑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南朝宋齊梁時代的劉勰《文心雕龍·論說》亦云：“圣哲彝訓曰經。”并在《文心雕龍·宗經》中詳盡闡述道：“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其中，“三極彝訓”指天地人所遵循之法典，“文章骨髓”指禮樂制度之精華。概而言之，經須具備四大要素：圣哲之彝訓，恒久之至道，性靈之奧區，文章之骨髓。《詩》同時具足經之四大要素。南宋朱熹在《詩集傳序》中講道：“《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不具也。”“詩三百篇”不僅蘊含著天道與人事之普遍真理，同時也是打開人們智慧之門的一把鑰匙！所以孔子在《禮記·經解》中講道，“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故《詩》之失，愚”“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教者也”。譬如《詩·小雅·小明》有句：“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好是正直”似乎只是一句平淡無奇的大白話，然而，“自正為正”“正曲為直”，人能夠做到“自正”而且“正人之曲”，便將“好”的全部精義包含進去了，正如俄國著名作家、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說的那樣：“人一正直什么都好了。”《詩》之所以稱經，就在于它具有普世性與真理性，這也正是《詩》作為經對人類社會最偉大的貢獻。

四讀為詩

通過之前的三讀，不僅讀到《詩》之美，探到《詩》之“根”，而且開掘到《詩》之所以為經；故四讀仍然要還原成詩，回到疊加了美、“根”、經的生動的、形象的、豐富的、縱深的、活潑潑的詩之本體。《文心雕龍·明詩》云：“詩者，持也，持人性情。”“性情”亦即“志”，具體體現為“情”與“性”的二元性。《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又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為情欲情感，容易泛濫，使人沉迷渙散；“性”為智慧理性，閑邪存誠，引領人向上向善。所謂“持人性情”，既要求詩人所秉持的創作態度，要發乎情而止乎禮義；同時亦強調詩所傳達的價值理念，應有益于世風人心，“一言以蔽之，思無邪”。正因為《詩》的獨特內涵和作用是“言志”，即感物吟“志”，述“志”作詩；因而《詩》的核心價值則是因“情”啟“性”，因勢利導，啟迪心靈，開發智慧，開掘“性靈之奧區”。的確，“志”為詩魂，詩可移人。故孟子主張讀《詩》要“以意逆志”，并說“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闡明詩可以打動人心，成風化人。誠如孔子在《禮記》中所言：“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所以《毛詩序》亦云：“正得失，動天地，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也正是《詩》的普世價值與化世功能之意義所在。

讀書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所謂經都是磨腦子的大文章，尤需學而時習，細細研讀。西漢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云：“《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辭。”這正是經典作品所具有的獨特性、豐富性、多義性、發散性與象征性。當然，對于《詩》的“四讀法”，只是我個人的一點小小心得，不足為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