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藏書《沫若文集（一）》 圖片由作者提供

巴金藏書198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家》《春》《秋》（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館藏）圖片由作者提供

巴金藏書198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家》《春》《秋》（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館藏）圖片由作者提供

巴金藏書198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家》《春》《秋》（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館藏）圖片由作者提供

巴金批注《家》（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館藏） 圖片由作者提供

巴金批注《家》（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館藏） 圖片由作者提供

巴老晚年的心思主要在三件事上：一是撰寫《隨想錄》；二是推動創(chuàng)建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三是把他七八十年來苦心孤詣、銖積寸累的3萬多冊圖書與1萬多冊雜志，毫無保留地無償捐贈出來。接收捐贈藏書最多的是由巴金倡議建立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他在晚年病中親自挑選了9000余冊圖書，先后12次托人郵寄給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2007年，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編輯出版了巴金文庫藏書目錄，展示了9000多冊巴金捐贈圖書的基本信息。捐給文學館的藏書可謂是優(yōu)中選優(yōu)、精品中的精品，其中有很多重要的、稀見的圖書版本。

作者留痕以示紀念

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痕跡，作為圖書來源、去向、歸屬的重要標識，包括簽名、題款、簽章等。

簽名自存。作者在自己作品的扉頁自署簽名代表圖書自存。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巴金文庫藏書中有巴金自署簽名300多冊，簽名主要有“巴金”“金”“芾甘”“P金”“bakin”“棠”等。最早的簽名本且?guī)в袝r間落款的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最晚的則在20世紀90年代。

簽章自署。鈐印與簽名作用相似，代表圖書的歸屬，很多情況下鈐印與簽名會一起出現(xiàn)。黃裳在紀念巴金的文章中提到：“他還有個遺愿，想完成一座‘堯林圖書館’，紀念三哥。我多次看到新華書店按時給他送來新出的圖書，一次就是幾十、上百冊。可見他愛書的豪情。”在巴金藏書中的巴金作品中約有數(shù)百冊藏書的封面、扉頁上加蓋著這枚印章，印證了這段往事。

還有很多加蓋了巴金先生的“名章”。機緣巧合的是，在巴金文庫藏書中有一套三本的198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家》《春》《秋》，在扉頁的相同位置同時留下了樣式各異的巴金的7枚印章，為“巴金藏書”章1枚，巴金名章4枚，芾甘名章2枚。

題簽受贈。還有其他作者贈給巴金的圖書，即他人簽名題贈給巴金的，書中有作者的簽名、簽章、題款等。文人之間，以書會友，巴金藏書中有很多圖書作者、編者、譯者、出版者題名簽贈的圖書，其中不乏一些與巴金同時代的大家，如郭沫若簽贈《沫若文集（一）》，還有柳青將剛出版的《創(chuàng)業(yè)史》簽贈給巴金等。

還有很多題名簽贈的方式就像書信一樣，如蕭乾《紅毛長談》扉頁題：

芾甘：

一恍兒我也八旬了。這些小文你都看過。它們說明我在一九四六—四九年間的態(tài)度。“新路”上的文章，我一篇未漏，一字未改。

炳乾 一九九〇年元月

藏者留痕述說往事

如果說茅盾藏書中的大量批注眉批是特色，那么巴金藏書的特色則是留在扉頁等處的題注。內(nèi)容主要是抒發(fā)情感，可以說巴金將藏書當作了筆記本，邊看、邊想、邊記，根據(jù)題注的內(nèi)容可以劃分為睹書思人、版本辨別、圖書輾轉(zhuǎn)等幾種。

睹書思人。如上海青光書局印行的《兩地書》封面有“洛漫”二字，扉頁題：“贈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這是從人楩兄那里拿來的書，看見他的簽名，不禁想起三十年代的事情，巴金，八七年九月廿一日。”

版本辨別。如一本上海勵志書社1942年3月普及本初版《人生》扉頁記錄：“這本舊書是我在一九四九從北京買回來的，原作者不知為何許人，我寫不出這樣的作品。書商真可恨！金，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這是作者關(guān)于盜版的認定，若無本人認定，后來者難以辨認。

圖書輾轉(zhuǎn)。拉丁諺語Habent sua fata libelli（書自有其命運），書之“一生”，亦自有其遇與不遇，這在巴金藏書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xiàn)。如一本1934年上海生活書店版《旅途隨筆》留有先后5段的題詞，第一段寫道：“贈彼岸同志。巴金”；第二段寫道：“巴金同志著有小說極多（除單行本外，各國內(nèi)著名雜志時有刊載），你有讀過沒有？現(xiàn)撿出他最近寄贈我的‘旅行隨筆’寄你。他系四川人，今年才二十多歲，曾留學法國多年，為人富于情感。他與六叔時時見面的，你將來若與六叔回信，可時時請教他了。莞英。疚。一九三五.九.六”；第三段寫道：“我送給彼岸老人的書，四十五年后又回到了我的手邊，是小林在舊書店買回來的。金。八○年”；第四段：“贈現(xiàn)代文學館，巴金”；第五段：“彼岸姓鄭，莞英是他的女兒。六叔即鄭佩剛”。由此可以清晰看到圖書的贈予、轉(zhuǎn)贈、流失書肆、偶然購回的趣事。

批注本主要指藏書中作者在閱讀過程中對書中內(nèi)容留下筆記的版本。閱讀之書可以是自己的作品，也可以是他人的作品。如巴金藏書1935年開明書店第4版《家》中的600多頁里有300多頁上都有巴金的修改與批注手跡，書的首尾均有5頁空白紙，是供記錄讀書觀感的，上面寫滿了巴金的修改備忘錄，其中包括巴金成都家的地理草圖、覺新年譜、《家》中主要人物的輩分表、行花酒令宴席的座次表。

修訂本是作者出版或再版書稿過程中形成的書稿，很多修訂本以前一個版本的圖書為修改底本進行直接的修訂，修訂本因保留了大量作者修改筆記而具備了手稿屬性，如巴金藏書中有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2月第13次印刷《寒夜》內(nèi)容提要頁由編輯記錄：“本書這次排印前曾經(jīng)作者在文字上作個別修訂，并將《創(chuàng)作回憶錄》中《關(guān)于〈寒夜〉》一文附錄于后。此外，為便于讀者更好理解這個作品，我們將作者一九六一年新寫的《談〈寒夜〉》也附錄于后。”扉頁記錄：“作者改訂本，在書中留下了巴金的親筆修改痕跡數(shù)百處。”這是研究版本演變的最為直觀的材料。

特殊版本難得一見

限量珍本。珍本指珍貴的書本或資料，更多指稀見的近代文獻。在巴金藏書中就有很多珍貴的圖書資料，如1936年三閑書屋刊印初版103本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的“第七本”，其中的“七”字是魯迅先生親筆題寫的，巴金在“七”字下方工工整整地蓋了一枚“李堯棠印”，如1933年初版100部的《北平箋譜》的“編號94”，版權(quán)頁處選定者下有魯迅親筆簽名，難得一見。

整套“善”本。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巴金藏書文庫之中，存有1938年6月魯迅全集出版社初版的《魯迅全集》1至20集和1947年10月魯迅全集出版社初版的《魯迅三十年集》1至30集，有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從1935年11月到1949年6月的所有作品，還有王云五編文學研究會創(chuàng)作叢書、巴金編文季叢書、趙家璧編良友文學叢書、柯仲平等編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等。這些書成套排列在書架之上，蔚為大觀。巴金藏書中的全譜系版本的“集合”擴大了當代文學研究的歷時性與共時性向度，是展陳與研究工作十分青睞的“新善本”。

此外，還有一些特殊版本。

初版本。指第一次印刷、發(fā)行的書籍，初版本發(fā)行量本就有限，留存流傳不易，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與學術(shù)價值。巴金會對自己作品的初版本進行保留，1938年11月初版本《愛情的三部曲》、1938年3月初版本《春》、1940年4月初版本《秋》、1947年3月初版本《寒夜》等就在其藏書之中。

自費版。1988年《巴金全集》第五卷巴金題記：《雪》1933年由現(xiàn)代書局出版，原名《萌芽》，后遭國民黨當局查禁。1935年1月改名為《雪》，以美國舊金山平社發(fā)行部名義重版，秘密發(fā)行。當時巴金自費印了1000冊秘密發(fā)行，正式改書名為《雪》。由于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各種查禁，流傳下來的并不多，藏書中的這本1935年1月平社出版部《雪》就是這一段歷史的見證。

租型本。指出版單位從其他出版單位租入型版進行印制、發(fā)行的出版物。“租型”這個出版界的特有說法已經(jīng)退出了歷史舞臺。巴金藏書中有香港南國出版社出版的《春》《家》，巴金在扉頁記錄：“租型本，巴金。”是作者對特殊版本的判定，而與之封面與版式一致的《沉默集（二）》等書雖然沒有寫上“租型本”，但可以基本判定這就是香港南國出版社以“租型”出版發(fā)行了一批巴金的作品，在書中的版權(quán)頁中沒有標注出版時間，這也正是“租型”的特征。

插圖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北京第2版《家》扉頁記錄：“贈濟生，巴金。這是唯一的中文插圖本，金。”由劉旦宅插圖的版本，也是作者對特殊版本的判定。

在巴金藏書中，還有一些由作者本人收藏并親自判別的盜版本。一本缺失版權(quán)頁的《巴金小說選》封面題：“不是我寫的，金。”目錄頁題：“盜版書，金。”正文頁題：“這些小說都是別人寫的，與我無關(guān)，金。”可見書中內(nèi)容并非巴金所寫，是假借巴金名義的非法出版物，民國時期出版行業(yè)的盜版情況可見一斑。

（作者：姚明，系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