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敦邦在畫室

采訪約在冠生園路戴敦邦的一處畫室。每天一早，戴老會從家里來到這里畫大畫，下午再回到家里畫小畫，風雨無阻。

采訪的這天碰到滂沱大雨。戴敦邦早早地就在畫室開始繪畫。到了約定時間，戴敦邦的夫人打開工作室的門，戴老的背影映入眼簾——彼時，他面對著墻上的一幅畫，正認真涂抹修改。

他的畫室，比想象中的簡陋。沒有專門的休息區域，墻上貼滿了正在創作或已完成的畫，下面放著幾摞包括《解放日報》在內的報紙，隨手可拿到的顏料盤就放在報紙上。畫室里沒有空調。因為戴敦邦覺得“太舒服的地方，畫不好畫”。

戴敦邦的右眼已經完全失明，兩只耳朵聽不清外界聲音。這反而讓他繪畫時不易被外界打擾，更能沉浸在繪畫的純粹世界中。

已經畫了上百部大型畫冊的他，至今筆耕不輟。2021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83歲的戴敦邦出版了大型畫冊《資本論》。

他最常用的一枚印章上，刻著“民間藝人”四個字，這是戴敦邦對自己的稱呼，并以此自勉了近半個世紀。“我不是什么大師，也不是大家，就是一個為人民畫畫的民間藝人。”戴敦邦說。

采訪結束的時候，戴老站起來送記者出門。他的步履有點蹣跚，略帶歉意：“我聽不清，但我還能看，還能畫。”他穿著一件黑色中裝，揮手告別，中裝上點綴有“吉祥如意”的紋飾。

愿他吉祥如意。

張樂平是我一輩子的老師

周末周刊：您是如何走上繪畫這條路的？是天賦還是機緣？

戴敦邦：我小時候，學校附近有個市場，我經常去逛。市場上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個棺材鋪，老師傅直接在棺材上面畫畫。簡單的就畫兩只仙鶴、梅蘭竹菊之類，復雜的就畫歷史故事。老師傅很有本事，在玻璃上面用金漆畫，不用打稿子。我有時候上課之前看一看，他畫了個頭；我放學回來，他基本上身體、背景都畫好了，畫得栩栩如生。從那個時候起，我對畫畫尤其是歷史人物畫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周末周刊：帶給您最重要藝術養分的是哪一位老師？

戴敦邦：張樂平是我一輩子的老師。最早，我是他的粉絲。后來因為工作相熟后，有一次，他問我：戴敦邦，你怎么畫人？我說：“我從頭部開始畫，站著是七頭身，坐著是五頭身，蹲著是三頭身……”張老師直接打斷我說：“這算什么本事？這不是本事。”我不是很服氣，心想：“這不是大家傳下來的經驗嗎。”我說：“張老師，那什么是本事？”他說：“本事就是你第一筆起筆，從任何一個角度、任何一樣器官，從這筆開始就能把一個人全部畫出來，解剖要畫準，動態要畫出來。你要不信，我畫給你看。”

因為張樂平有一部長篇漫畫《二娃子》，我給張老師出了個“難題”，請他從二娃子的小腳趾開始畫起。他很快就畫好了，還問我畫得怎么樣。我這下心服口服。

張老師給我提建議：“你要畫人物，必須要有嫻熟的基本功。不僅線條能畫得好，而且身體結構也要畫得好。不論從哪個部分畫起，都可以畫好，而不是只能從頭畫起。”

張老師給我在繪畫上指出了一個努力的方向。但我其實到現在都完不成他交代的這個任務，至今我還是只能從頭開始畫。

不僅在藝術上指導我，張老師也在生活上關心、愛護我。我在友誼賓館畫《紅樓夢》那一年，正好張老師去全國政協開會，也住在友誼賓館。有一天晚上，他參加完國宴，拎著一個公文包來看我。他用上海話和我說：“戴敦邦，有好事體，快來。”接著他從公文包里掏出一份從國宴上打包來的干燒大蝦。

現在大家都不稀罕吃大蝦了，那時能吃上大蝦可是一種待遇。而從國宴上打包大蝦出來的，估計就他一個。張老師對我說：“儂看，阿拉對朋友好?，我們有福同享。”他從包里又掏出一瓶二鍋頭，蝦讓我一個人吃。

其實我只比樂平先生的大女兒大一歲，但他一直和我稱兄道弟，他叫他家里的小孩都叫我叔叔，完全不把我當小輩。不管是藝術還是做人，我一輩子都佩服他。

我的藝術生涯里，最重要的三段學習經歷中，張樂平老師是其中之一。另外兩位極重要的良師，分別是敦煌莫高窟的民間藝人以及華君武主持的首屆中國人物畫創作學習班。在那里，我有機會拜識心中乃至夢中的偶像葉淺予、潘絜茲、劉凌滄、晏少翔、任率英、亞明、張仃，作家陳登科，詩人白樺、韓瀚等，他們讓我受益匪淺。

“吃上海灘香煙牌子乳汁長大”

周末周刊：您緣何用“民間藝人”來定義自己？

戴敦邦：20世紀70年代，我在上海工藝美術研究室編繪傳統歷史人物資料小冊子，沒想到被當時在中國美協主持工作的蔡若虹先生看到，由此和他結緣并受到蔡先生的親切關懷。

我們常有書信往來，主要談創作。一次，我在信中流露出“敦煌取經”的念頭。很快，蔡老來信，說這個想法很好，可以組織一批沒有去過敦煌的文藝界人士一起同行學習。他讓我寫個報告，后來他親自批復。這樣就有了1979年7月底的敦煌行。

我們這個代表團，團長是北京的邵宇，副團長是上海的賀友直，團員有遼寧的王弘力，天津的張倬，北京的孟慶江、吳棣，上海的華三川等。他們長期從事傳統文藝創作，當時都已經很有名，但都沒去過敦煌。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東西，特別是王弘力先生，后來成為亦師亦友的忘年交。

到敦煌莫高窟后，我們就懷著虔誠的心開始對藝術珍寶“面壁”。洞窟內散發著一種陳腐味，我們當作是歷史和藝術的芳香。我的心在顫抖，完全被征服了。我非常感動，當年畫壁畫的人沒有留下任何名字，但他們創造了國家的瑰寶、偉大的藝術。

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文化藝術史，都是由藝人與藝術家兩部分人通力合作創造的。藝人是無名英雄，其作品毫不遜色地被傳頌千秋。

我看到敦煌一些洞窟還殘存著當年畫工們遺下的草鞋和一碟碟鮮紅的朱砂，我特別感動。當年的交通也不像現在這樣方便，很多年輕人步行到達莫高窟后，可能一輩子就在那里，回不了家。他們的名字叫“民間藝人”。

看到這些，我覺得我不應有名利想法。敦煌之行回來后，我請人刻了“民間藝人”的章，一直用到現在。我用這個稱呼來鞭策自己、鼓勵自己。

周末周刊：從1979年至今，已經45載。歷經近半個世紀洗禮，這個自稱是否有新的詮釋？

戴敦邦：不管什么時候，我的職業就是個民間藝人。有些人不理解：你1981年后去上海交通大學當了老師，怎么還用“民間藝人”稱呼自己？但我還是堅持自己的想法。

我畫畫為原著服務，是二度創作。老百姓通過我的畫能更方便地理解原著，覺得我畫得挺像，那我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所以我沒有想成為一個藝術家或者一個大師。我做的只是一個民間藝人做的事。

戴敦邦作品 《南歌子》歐陽修 受訪者提供

我這個人沒有特別的藝術經歷和學術高度。蔡老比較了解我，他評價我是“吃上海灘香煙牌子乳汁長大的”。為什么這么說？因為我小時候，當時上海的外商為了激發更多中國人買他們的香煙，就在香煙牌子上印了很多中國傳統故事里的人物，比如《三國》《水滸傳》等。我小時候把一個月的早點錢積攢下來，買了一套《水滸傳》一百零八將的香煙牌子。后來我工作后，一個老領導知道我的這個愛好，臨終時特意關照他的夫人，把他收藏的兩套老香煙牌子送給我，上面畫著《封神演義》。我家里至今珍藏著。

這些香煙牌子都是不知名的民間藝人畫的。我現在做的事也大同小異，通過人物畫為年輕人傳播名著故事，所以我注定是一個民間藝人。

歷史畫應盡可能忠于歷史

周末周刊：此次上海插畫藝術節上，您的新書《戴敦邦繪長恨歌圖釋考》首次公布預售公告，將于6月上市。據說，《長恨歌》是您連環畫作品的“告別之作”？

戴敦邦：1981年，我根據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著名長詩《長恨歌》創作了7幅連環畫，在中國畫研究院的第一屆畫展上展覽。展出后，我得到不少同仁和朋友的鼓勵，他們要我把全詩從頭到尾都畫出來。于是第二年我就繼續畫下去，直至1985年，整整花了4年工夫，才全部完稿，共計42幅。

原稿的畫面縱橫都是69厘米。我為什么要畫得這么大呢？一則因為自己年屆半百，這樣的尺寸比較適應目力；再則畫面寬大些，可以容納較多的內容，便于自己盡最大的努力來完成這部作品。

戴敦邦作品 《長恨歌》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受訪者提供

我從14歲開始畫連環畫，到畫《長恨歌》時已有35年。時間不算短，數量不算少，遺憾的是舉不出一部自己非常滿意的作品來。而且，自1981年起，我擔任了大學里的美術教學工作，主攻的方向已經是中國畫了。所以無論從我的工作任務或從我的目力日衰等各方面來考慮，勢必要同我心愛的連環畫創作宣告分手了。因此，這部《長恨歌》就是我向連環畫畫壇的“告別”創作。但在我整個的繪畫歷程中，這本《長恨歌》只不過標志著我的一個轉折點。

周末周刊：怎樣才能畫好歷史人物畫，您有什么心得？

戴敦邦：人物畫始于唐代，以后逐漸式微。傳世的宋畫《清明上河圖》已屬難得了，但只能稱之為民俗畫和風俗畫。唐宋遺存傳世的《虢國夫人游春圖》和《韓熙載夜宴圖》僅是規模尚小的行樂圖而已。明清兩代有過皇帝出巡圖。特別是從意大利來了一些傳教士到內廷任供奉，繪制了一些諸如乾隆狩獵和出征的大畫。但總的來說，中國歷史上能留下的氣勢宏偉、場面宏大的真正歷史畫極少。所以，對今人創作歷史畫來說，無疑缺少可以作為借鑒和參考的經典巨作。

要真正創作出真實而像樣的歷史畫也真不容易。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多而紛雜，而且后代的創作者又對歷史知識掌握很有限，要借助于歷史文獻吧，猶如大海撈針，不知如何下手。所以，我特別佩服中國京劇和某些地方劇種，它們把上至三代下至明清的歷史故事，不分各朝各代的特點和差異，一律按明清兩代（以明為主）的生活習俗、典章規矩來設計人物化裝造型、服裝和道具，只以劇中述及的故事情節來娛樂和教化觀眾。這確實是一種聰明和便捷的藝術處理方法。

但要創作出真正的歷史畫，務必忠實于史實，應該反映出特定歷史時期下的特定環境，不能用舞臺戲劇的辦法來個一概而論，因為兩者的功能顯然是不同的。應以職業的責任心，盡可能做到忠于歷史為好。這是條似乎極為淺顯的道理，也很少有人有意有悖其理，但一旦付諸實踐，其中的干擾，既有客觀的迎合，也有主觀的對自己的原諒、自欺欺人，戲弄了歷史，誤導了今人。今天，要創作好歷史題材的作品，能做到盡量不走歷史的樣也屬實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