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研究中，文學批評、文學史與文學理論三者密不可分，是“三位一體”的關系。如果說文學史偏向歷史化，文學理論偏向哲學化，那么文學批評介于兩者之間，是借助文學理論的武器，發揮個人的批評才華，對當時歷史情景中的文學作品進行的審美闡釋與價值判斷。因此，文學批評既體現了歷史的現場感，又體現了理論的思辨性。與此同時，文學批評作為一種“論述”，本身包含了很強的“文學性”，具有獨立的藝術價值。

從歷史化的視角來看，文學批評對于文學史建構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新聞業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話，叫作“新聞是歷史的初稿”，大意是今日之新聞乃是明日之歷史。模仿這個句式，我們可以認為，文學批評是文學史的初稿。對于文學史而言，文學批評對文學現場的參與，起到了促使文學作品“經典化”的作用。正是文學批評所做的初步準備工作，才使文學史的書寫變得相對簡單和精確，從而促進了文學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接受。

文學批評凸顯文學創作的歷史語境

“歷史化”是近年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關鍵詞，是當代文學追求學科化和知識化的結果。與此同時，“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也是當下文學研究的熱點。毫無疑問，近期的現當代文學研究正在努力突破文學的固有框架，不斷地與社會和歷史進行對話，而這正是現當代文學研究不斷深化的表征。

文學史的研究，總是嘗試在總體性的視野中觀照文學，盡量去還原真實歷史的現場。文學的歷史，不僅有作家的參與，還有讀者、批評家等其他人員的存在，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文學生態和文學場域。在文學史的考察中，我們甚至會發現，那些邊緣作家和作品的線索，我們常常是從當時批評家的文章中得知的。因此，要還原文學史全景，就必須重視當時當地的文學批評。恰如王堯在《作為文學史研究過程的“歷史化”》中所說，“即時性的文學批評則是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的論述基礎”。

文學批評之所以能構成文學研究“歷史化”的基礎，那是因為文學批評具有鮮明的“同時代性”和“現場感”。文學批評是批評家對同時代文學狀況的回應，體現了他們與文學現場的“貼身肉搏”，是用具體行動參與的文學實踐，展演了文學認知的“具身性”（embodiment）。例如，新世紀以來，各種對于文學現象和創作思潮的命名都有批評家的身影，如“底層文學”“非虛構寫作”“新東北作家群”“新南方寫作”等。可以說，正是批評家對文學現場的參與、發現與命名，提供了后續文學史寫作的堅實基礎。

文學作品并非孤立于時代，而是深深內嵌于時代、社會與歷史語境中。相對于作家而言，批評家既是文學現場的參與者，又是文學創作的旁觀者和評判者。文學批評是與時代同頻共振的，凸顯了文學場域的動態性，體現了創作的歷史語境。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一起，構成了一幅真實、鮮活與完整的歷史圖景。因此，在文學史研究中，一方面要注重文學創作的歷史，另一方面也要關注批評家、批評論述和批評史，兩者不可偏廢。

文學知識需要進行循序漸進的積累

作家的創作，是將自我的生命經驗作為養料進行的文學生產。批評家的論述，是以作家創作出來的作品為依托進行的批評實踐。而到了文學史家這里，則更加“踵事增華”，是對文學歷史總體情況的考察和討論。

從作家的創作到批評家的評論，再到文學史家的總結，是不斷循序漸進的積累過程。經過一個又一個階段，文學知識不斷地被生產出來。這是一個知識積累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轉化和提煉的工作，中間包含了各種各樣的“消化、吞吐、重建”。

批評家的批評實踐，處在作家和文學史家之間，是文學知識生產的重要階段。批評家身處時代的現場，就已經在進行優勝劣汰、披沙揀金的工作了。他們對同時代的作家作品進行了初步的篩選，去判斷質量的高下和品質的優劣，并不斷進行“經典化”的建構。后來的文學史家，正是在作家作品的基礎上，參考同時代批評家的論述，在深度辨析的前提下作出自己的評判。文學史研究的一個目標就是還原歷史真實。文學史家會對作家和作品作出主次輕重的權衡，進而在論述上進行詳略粗細的安排，甚至會規劃寫作篇幅的長短。

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批評是文學史的重要來源之一。從當時當地的文學批評到后來的文學史的構建，是一個文學知識不斷積累的過程。從特殊到普遍，從文學批評的個案到文學史的整合，文學史的寫作并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而是來自文學史研究者對作家創作和批評家論述的“消化、吞吐、重建”，而文學批評無疑對后面文學史的書寫作出了重要貢獻。

批評的價值判斷影響文學史的寫作

如果說文學創作更加依賴作家的感性和直覺，遵循的是想象力的邏輯，那么文學批評是對作家作品進行的討論、品鑒和評判，遵循的是理性的邏輯。文學批評的寫作是一個思辨展開的過程。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文學批評就不需要“直覺和感性”。與之相反，優秀的文學評論恰恰需要批評家主體意識的投入，需要內心燃燒的批評的激情。

批評文章的背后，其實站著的是批評家這個人。每個批評家都有自己的個性、脾氣和風格。個體的差異會帶來批評家不同的立場和觀點，情感的投入會影響他們對作家作品的價值判斷。批評家對同時代文學作品的價值判斷，也會影響到后面文學史研究者的判斷和書寫。例如，1944年，傅雷以迅雨為筆名在《萬象》雜志上刊登了《論張愛玲的小說》，對張愛玲進行了十分精準與獨到的批評，指出了張氏寫作的優點和問題。這篇文章不僅影響了張愛玲后續的寫作計劃，也是后來文學史家研究張愛玲的重要的對話對象。此外，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是一篇發表于1980年的重要評論文章。謝冕依賴批評家的敏銳與洞察，旗幟鮮明地為當時新興的“朦朧詩”辯護。而他當年勇敢的發聲，為后來當代文學史寫作提供了判斷的依據。

文學史研究者有自己的主體性、情感偏向和價值判斷。但是，作為“后之來者”，文學史家的認知與判斷很多來源于材料，并與材料進行對話。文學史的材料，既有文學作品本身，又有文學評論等周邊文本，這些材料構成了文學史研究的文獻基礎。在時移世易之后，文學批評本身也被“歷史化”了，批評家在當時當地的價值判斷，成為了后來學者進行文學史研究的重要參照，也會產生價值判斷上的連鎖效應。就此而言，文學史研究必然會受到文學批評的影響，并在其強大的“影響的焦慮”下進行。

總而言之，文學批評是文學史的初稿，是文學史的重要準備。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研究看似是兩個不同的領域，但是它們并不是兩條平行線，而是相互交叉、彼此促進的。事實上，很多評論大家、文學史研究大家，都兼顧了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兩方面的工作。文學批評讓他們的寫作充滿了對文本的洞察且“筆鋒常帶感情”，而文學史研究凸顯了他們歷史的視野和學理的深度。他們的論述實踐，讓我們看到了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研究結合的可能性。

（作者系海南大學國際傳播與藝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