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參加高考

我所經歷的高考，在1964年，60年前的往事了。那年春節過后，甫一開學，我便給校黨支部書記兼校長蔣有愛老師，慎重地遞交了一份所謂“決心書”。當時具體寫了點啥，大多記不清了。只記住了一句：我決心不參加高考，立志務農，一輩子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我的這一決定，并非心血來潮，不是三分鐘熱度，而是確實覺得，那時候的上海農村，也同樣相當落后，像我這樣高中畢業好像有些文化的，做一個農民蠻好。當時，蔣校長讀了我的決心書，厚厚的鏡片里，透露出贊許的目光，連聲說好，好，一邊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的母校北蔡中學，在現在上海浦東新區北蔡鎮，一所普通的鄉村學校，規模不大，初中部每個年級四個班，每班40人；高中部每個年級一個班，每班三十多學生。這所中學始辦于1937年，初名江東中學，頗有些歷史人文底蘊。那年開學不久，我深受當時江蘇1961屆高中畢業生董加耕放棄高考、志愿務農事跡的影響，便寫了這份決心書。大約百來個字吧，寫在隨手從練習本撕下的有橫線條的一頁紙上。不參加高考的態度是堅決的，要問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其實心中無數。那時候家境貧寒，阿哥勉強讀到高小，妹妹沒有上過一天學，她七歲就下地勞動了，和阿媽、阿哥一樣，養活我這樣一個“不勞而獲”有書讀的人。我是家里唯一的“閑人”。終于熬到快要高中畢業了，心里總有一種沉甸甸的負罪感。我小時候，大人教我怎樣在田里間苗。比方說兩棵玉米苗，一大一小長在一起，就要毫不留情把那棵小的連根拔掉。我那因此苦了一生一世的阿妹，就是被間苗時無情拔去的那一棵。

交上決心書沒過幾天，蔣校長正式找我談話，再次作了熱情的肯定和鼓勵。后來又讓我應邀出席縣應屆高中畢業生代表大會，上臺發言講我的“決心”。所以，從二月初到五月下旬，除繼續做些校學生團總支書記的工作外，我便放棄了所有緊張的復習迎考，鐵了心要當一輩子的農民了。

我的這一決定，母親是同意的。阿媽對我說，吾沒啥文化，不懂個啥。儂覺得好就好，憑勞動吃飯，沒啥不好。我哥不贊成，見到我就搖頭。

那時候，全國大學招生考試，定在每年陽歷7月上旬6、7、8三天，正當暑熱難耐。可是哪里曉得，離高考還有一個多月時間吧，蔣校長突然匆匆找我。說是現在上面有個新精神，每個高中畢業生，必須“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她說應當先考大學，要是考不取，再志愿務農不遲。校長強調說：你可是要聽黨的話啊，勇敢接受祖國的挑選。

這一下我真的悶忒了，好久回不過神來。回家與阿媽、阿哥商議，一夜沒睡好。阿哥說，那儂考就是了，有啥好七想八想的。他說我功課基礎好，現在馬上復習迎考，還是來得及的。第二天早晨，阿媽扛了一把鋤頭出門下田時對我講：勿管哪能（怎樣），蔣校長講的，儂總是要聽的。我想，要不考就索性不考，要考就一定要考上。最不好的，是考不取再回家種田，那多尷尬啊！當時的我，愛面子、虛榮心是有的。

一個多月，瘋狂迎考

我便馬上開足馬力，全身心投入了十分緊張的溫課復習，要把自己耽誤的大把時光搶回來。我考的是文科。我們那時候，是先填志愿再參加高考。第一志愿填報復旦大學中文系，是深受語文老師張為忠先生影響的緣故。

時間太嫌局促，火燒眉毛了。自己心里想想，要全面復習已經來不及，缺啥補啥吧。語文靠平時積累，自己對此稍有信心，放棄算了。對歷史也還熟悉，按時序、人物、事件和意義等要素與聯系，再溫習、梳理幾遍，主要是盡可能地大量記憶和理解。英語可得好好抓一抓，詞匯量還要擴大，按十六種時態造句和練寫短文，還有中譯英、英譯中（當時不考聽力）等，不敢有所馬虎。還有政治包括哲學這一門，也應好好復習，不能忽略。也是吃著碗里、想著鍋里的毛病，出于對哲學、文學的同樣興趣，志愿書里填報了復旦哲學系，得加試一門數學，所以每天做許多數學題，一時間沉溺在題海里了。

在家復習的日日夜夜，正遭遇六七月的酷暑天氣。天天汗爬水流，坐在那里用功，一點兒也不是虛構，每天所花時間，不會少于十七八個小時。天天弄到深更半夜，精神高度集中，腦子倒是蠻清爽，毫無睡意。有時候餓得實在沒辦法，沒啥吃的，就拿自家腌的蘿卜干嚼嚼，弄得常常喝水，不覺得辛苦。

最難熬的，是日夜有蚊蟲叮咬，讓人不勝其煩。就在水桶里盛半桶水，膝蓋以下浸在深深的水里，涼快又驅蚊，這個土辦法我是采用過多次的。

那時候，我家住在離現在世紀公園南面不遠的那個地方，屬于原川沙縣花木公社界溝大隊第一生產隊。住房周圍是一大片水稻和茭白地，莊稼十分茂盛，正是蚊子滋生的好時候好地方。家里蚊子多得嚇人，比方說有時候覺得開心，不禁張開嘴巴唱幾句，換氣時一不小心，會把一只蚊子吸到喉嚨口，但是家里從來不點蚊香的。我只得一邊忙于背英語單詞啥的，一邊左手拿著一把大蒲扇，不停煽風、拍打，做些無謂的抵抗。

尤其傍晚時分，家門口大批大批的蚊陣、一團團黑黑的在空中移動。我忙里偷閑，拿了一個大的搪瓷臉盆，里面涂滿肥皂水，只要在空中揮舞幾下，便有許多蚊孽被沾住而死去。梁實秋《雅舍》一文說，四川鄉下的蚊子，仿佛連骨骼都是硬的，上海郊外的這類小蟲，毫不遜色于天府之國。

魯迅先生說，蚊子吸血尤其可惡，是在飽餐一頓之前，還要“哼哼”地“發表”一通“大道理”，令人討厭至極。而從蚊道主義角度看，蚊子的吸血，似乎也是“天經地義”的，你要活而且要活得好，難道蚊子就沒有生的“權利”么？與蚊相比，誰教高貴如斯的人類，注定處在這個食物鏈的下端呢！那時候，我想與那些小小昆蟲開個“玩笑”，放松放松心情。見那花腳蚊啥的叮在我左臂上，正忘乎所以、美滋滋吮吸的時候，便悄悄地將另一只手的食指與中指叉開，形成一個V字，輕輕地按在手臂上，一下子用力將正在吸血的蚊子兩邊的皮膚向外繃緊。看著它那針樣長的刺吸式口器，怎么也拔不出來了，兩條又細又長的“后腿”，仿佛在拼了命用力，有些顫抖得要折斷的樣子，不由讓人破顏一笑，覺得很好玩，其實也是忙中作樂。

大約六月中旬的樣子吧，蔣校長又特地找我，建議我報考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大學），說是可能被優先云云。是有關方面怕我考不取，還是另有什么意思？我猜不透。那時候，我完全是憑自己興趣報考大學和專業的。就對校長說，哎呀，我不想學語言啊，說自己真的不喜歡。校長只好笑了一下，說那你就好好考吧。

住在考場

高考前一天傍晚，我在網兜里裝了換洗的汗衫短褲等隨身必需的生活用品，帶好糧票和鈔票，穿著圓領老頭衫、短褲和涼鞋，步行八九里路，到歇浦路碼頭乘輪渡過江，在浦西再上公交車，去軍工路上的上海機械學院（現上海理工大學）參加考試。那時候無論考生還是家長，沒有一個送考的，即便家長要護送，考生不讓，都十七八歲的人了，好意思哇？豈不讓人笑話？

浦東地區好幾個中學的考生，都在那個考場，集體住在臨時撤了課桌的一些教室里，打地鋪。考方為考生準備了許多草席，最要緊的，是教室的四角和中間，點著一盤盤蚊香，香煙繚繞，那氣味很好聞。我夜里睡得特別踏實，大概也是自己太累的緣故吧。

7月6日上午考語文。我先將試卷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很快把所有閱讀題做完。那年的作文題，要求就試卷提供的一篇短文《關于干菜的故事》寫讀后感，審題方面，真的是沒啥難的。短文不長，是說二月時分，天氣寒冽，在運往災區東明縣的大包大包干菜里，運輸者裝車時，發現有些干菜包特別沉重。便逐包打開檢查，發現里面塞了許多袋地瓜干、雜糧或面粉，甚至還有一塊十多斤重的豬肉，卻不知道何人所為。接著，短文作者憶苦思甜，說回想舊社會大荒之年，狠心地主趁火打劫，把存了多年霉爛的地瓜干和倉底的泥灰雜在一起，“借”給災民度荒，規定每“借”40斤，麥收時就得讓地主收割一畝麥子。短文最后說，真的是新舊社會兩重天。

我的讀后感，沒有在兩重天上做文章，取了另一角度。我突然被眼前灑滿考場的陽光所觸動，將陽光和干菜的故事相聯系。以為這一包包干菜，尤其被人悄悄塞進許多食物這一崇高行為和精神，不是嚴冬和黑暗，而是陽光普照的早晨，是奉獻給災民的一顆顆滾燙的心；不是面臨困難時的軟弱和消極，而是燃燒著的一團團火焰；是折不斷的整整一把筷子，一片蔥郁的大森林。這一干菜的故事所體現的，是偉大的時代精神和民族性格。想來那些無私支援災區一包包干菜的普通百姓，他們自己也正在受災、抗災中，他們是時代與民族的英雄和脊梁。這樣一篇匆匆寫成的作文，在今天可能會被看成所謂宏偉敘事、大話連篇啥的，而在當時，確實出自我內心的感動和體會。

考場里十分寂靜，只隱隱有鋼筆書寫的沙沙聲，好像蠶房里成繭前大批春蠶在蠶食桑葉，又好似春雨淅淅瀝瀝，偶爾有一兩聲考生的咳嗽。考場里沒有空調，考場中間兩排課桌間的兩條走道里，各放了長方形的一大塊冰，足有一二百斤重吧，大約是上海冰廠平時用來冰凍海鮮的。所有門窗都洞開著，冰水淌了一地，卻還是熱浪逼人，不由得一個個大汗淋漓。我自己，不知道啥個緣故，汗衫濕透，連頭發都是濕的了。記得當時有一位女監考老師，三十來歲樣子，面色白凈，齊耳短發，穿著的確涼白色短袖襯衫和黑色長褲。她發下試卷后，每過一段時間，便在考場的兩條走道里來回巡視，腳步輕輕而緩緩，一邊走一邊扇著一把圓紙扇。忽然感到，后背右側有一點點涼風掠過，知道老師走過來了，那是多么甘冽的涼風啊！是一輩子難以忘懷的。

六十個春秋彈指一揮間。一個甲子以來，其余的科目考試，沒有留下多少清晰印象了，除了數學卷最后一道加試題把我難住，大約都還是順利通過的緣故吧？而唯有這一堂語文考試，印象不可磨滅。

生病都是值得的

高考結束回來，第二天我便下田去參加勞動掙工分，心里想著要為母親分擔一點，而且很可能是候補的公社社員了。除草、翻地或是采摘啥的，都不算太辛苦。最疲累的，要數整天整天彎腰割稻，大顆大顆的汗珠跌落下來。或者在打谷場上，腳踩脫粒機呼呼直響，塵土飛揚，谷粒四射，有時竟有稻谷鉆進后背，有一種切膚的難受，可真是芒刺在背了。這樣勞累著，眼見快到八月發榜的時候。

且說我們那一屆高考，有兩個特別的地方，一是一律不公布所有考生的考分，這一人生黑箱無法打開；二是不給每個考生分別發送錄取通知書，只集體發送到所在中學。

不料發榜前幾天，我突然病倒了。我家有一個傳統做法，因為家里沒錢，不管生什么病，從來不去醫院。一旦病了，母親照例拿一個銅錢，便是所謂孔方兄，蘸一點點食油，抓住你，在你后背前胸用力刮痧。有時候沒有油，就用水代替，要是銅錢有豁口，那就疼得實在受不了。這個土辦法，有時居然也能使病好起來。可是這一次卻不能夠，已經第二次刮過痧了，把我上半身的皮膚，弄得到處是紫黑色，連頭頸里都是的，可就是不管用。

癥狀其實很明顯。先是發冷，冷時冷得牙關錯，簌簌發抖；接著就發熱，熱時熱得好比悶在蒸籠里坐，身上火燙火燙。母親和我哥那時卻顧不上，照樣天天和妹妹到田里去勞作。這樣子病了三四天，終于熬不住了。我一個人躺在下了蚊帳的竹床上，從早晨昏睡到午后，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實在感到太難受，想要坐起來，又怎么也起不來，覺得自己喘不過氣來了，連帳頂都好像在旋轉。不知怎么回事，大概是生存本能的掙扎吧，我翻身從竹床跌到泥地上。那泥地卻是潮乎乎、涼颼颼的。這一下子好了，人便有點兒清醒過來，居然爬到了灶間里，想要弄一口水喝。那時候夏天的浦東鄉下，不管家里有人沒人，都是開著門窗的，感到有一點點穿堂風過來，我感到好受些了。

恰好這時候，住在西間里的林桃阿叔，突然看見我趴在地上，趕緊慌張跑過來，說怎么啦怎么啦，把我扶起，用手一按我的額頭，頓覺燒得太厲害。馬上從他家里拿來一支體溫計，一測體溫，接近41攝氏度，知道我是得了惡性瘧疾了，那是蚊蟲賜予我的禮物。趕快從他家找出幾片奎寧，先拿一片讓我用水過下去，我便漸漸地緩過氣來。

林桃阿叔家主要也是務農的，但他老爸在浦東其昌棧碼頭做賬房，家境比我家好得多了，所以家里拿得出體溫計和藥啥的。可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令我永生不忘。

這一次病患，對我身體很有些不好的影響。直到發榜那一天，我都沒有力氣趕到北蔡中學，是我阿哥代我去的。八月底那天，又是阿哥騎了一輛半新不舊的自行車，把我送到復旦去報到。當我把有關入學材料，遞給經辦手續的那位女老師（后來知道，她叫劉姿娟）時，她看著我的報名照，又看看我，驚訝地問，你是，是你嗎，怎么這么瘦？旁邊一位戴著眼鏡的男老師便來打趣，隨口吟出李白《戲贈杜甫》中的兩句：

借問別來太瘦生，

總為從前作詩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