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訪華時，大江健三郎來到了魯迅博物館。2009年1月16日，走進博物館后，攝影師安排一行人在魯迅先生大理石坐像前合影留念，及至大家橫排成列后，大江卻不見了蹤影，大家轉身尋找時，卻發現這位老作家正埋頭蹲在坐像右側底部淚流滿面……參觀結束后，學者許金龍對大江健三郎做了一次訪談。

——編 者

大江健三郎在魯迅博物館

大江健三郎：這次訪問魯迅博物館是個本壘打，獲得了巨大成功。剛才在地下書庫里，我漸漸失去了閱讀手札的力氣。

許金龍：您是說，您失去了閱讀魯迅先生手稿的勇氣？

大江健三郎：是這樣的，我失去了閱讀魯迅先生手稿的勇氣。

許金龍：您為什么會有這種感覺？是因為您感覺到魯迅先生是個巨大的存在嗎？

大江健三郎：是因為手札里有一種非常了不起的東西，這是一部清晰顯現出魯迅之人性的手札，閱讀手札里的漢字，我完全能夠讀懂。其實呀，剛才在大家面前閱讀那些手札的時候，我的眼睛里已經滲出了淚水。我在《魯迅全集》里曾經讀過那些書簡，是收錄在全集里的書簡，這些個人書信非常重要。最為出色的文章，應該是宛若寫給最親密朋友的私人信件，這是法國學者加斯東·巴什拉說過的觀點，此人是想象力的專家。或許是我受了他很大影響的緣故，在閱讀魯迅先生手札的時候，確實覺得那就是寫給多年來熟讀魯迅先生作品之人的信件，甚至能夠感受到內里的話語聲、語感和風采。還有一點感受很深，那就是博物館保管魯迅先生那些藏書的方法非常好！他們為了紀念魯迅先生而保管了那些圖書。在日本，與那些藏書相同時期的圖書，由于紙張吸收了水分，或膨脹開來或凹陷下去了。

許金龍：那是因為保管魯迅先生藏書的書庫是恒溫恒濕的特殊場所，這才沒有出現那些現象。

大江健三郎：那些圖書還能夠幾本一起同時裝入盒套里，保管得真好！我也有手稿，不過，長篇小說的手稿存留下來了，隨筆之類的手稿呀，由于書庫的空間越來越小，手稿就不斷出現破損現象，便不時處理掉一些。剛才在魯博的藏書室，我為之深受感動。

許金龍：先生的書庫里也有很多藏書吧？

大江健三郎：多是多，只是書庫并不大，只好從閱讀過的書籍中把自己認為并不重要的那部分整理出來賣給舊書店。

許金龍：這可不太好，太可惜了！

大江健三郎：是不太合適，也曾考慮另建一處書庫。

許金龍：如果能像魯博那樣建一個書庫，將藏書很好地保存下來，將會成為后人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

大江健三郎：是呀，可是我擔心那樣會使得妻子種植玫瑰的庭院越發狹小，便取消了那個計劃，看來也只好這樣了。我家前面還有一塊不大的空地，如果把那里買下來或許可以建一座書庫。我和巖波書店的朋友商量過這件事，他以前是巖波書店的老板，表示可以借錢幫助建房，當時基本這么決定了，可是再一想，我本人連學者都不是……最終還是作罷了。

許金龍：先生的藏書不僅僅是您個人的物品，那也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吧。剛才，在魯迅博物館的魯迅先生塑像前，您好像受到了震撼，是這樣嗎？

大江健三郎：是的，我受到了震撼，在博物館里讓我看了各種藏品，夙愿終于得以實現。

許金龍：還可以去魯迅先生在紹興的故居參觀。

大江健三郎：等身體好點兒再去吧（笑）。

許金龍：在紹興，可以參觀魯迅先生小時候住過的地方、爬過的樹、捉迷藏的地方。他家的院子很大，能夠參觀他小時候做游戲的地方、他小時候睡過的床、上課時的課桌等等，與北京的魯迅博物館完全不一樣。他在紹興的老家原本是一個望族，后來逐漸破落，參觀時可以看出這個大家族逐漸衰落的痕跡。

大江健三郎：中國經歷了日本侵略，經歷了戰爭，經歷了革命，在崛起過程中，經濟也出現了極為繁榮的局面，中國發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轉折，在這大動蕩的百年里，魯迅先生的所有藏書能夠一本本地被完好保存下來，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的雄厚實力。

許金龍：這一點從上午參觀的故宮藏品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來，從公元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藏品開始，一直到五千多年前、四千年多年前、兩千多年前，然后到戰國時期，從以上不同歷史時期的藏品就可以看得出來，歷史就這么延續下來，脈絡非常清晰。從最初的陶罐，慢慢演變到了后來的瓷器。從最初的單色，到后來的雙色，再到三色乃至諸多彩色，色彩一點點地豐富起來，這很有趣。

大江健三郎：歷史久遠的文物，顯得非常嬌嫩，宛若剛剛長成的蔬菜一般，很新，很鮮，很嫩，充滿生氣，這真讓人稱奇，哪怕那是千年以前的文物……我去過古董店，那里以高價出售的茶碗都顯得古色古香，看上去是那么古舊，而故宮博物院里那些年代久遠的小茶碗卻非常新，如同剛剛制作出來的一般，真是讓人為之驚訝。觀看那些年代久遠的文物后，我很感動。當然，展品中也有一些比較古舊，都是一些精品，盡管已經褪色，卻仍然很漂亮，不過茶碗上面遺存下來的色彩還是最初上的色，那些元朝的小茶碗，非常新鮮，就像今天午飯吃黃瓜時用來蘸大醬的、形似香瓜的喇叭口小盅一樣，給人的感覺如同黃瓜那樣新鮮。剛才，在魯迅博物館的參觀者留言簿上，我在上面寫了留言，是為自己而寫的留言，我在留言簿上寫著：“我終于來了，我終于來到了這里。”其實將近40年前，我被邀請第二次訪問中國，當時有來中國的機會。

許金龍：您是指1984年那次訪問中國嗎？

大江健三郎：不，是那之前的70年代。不過那次未能成行，直至1984年才來中國。

許金龍：您第一次訪問中國是1960年，這里所說的第二次，實際成行的應該是1984年吧。

大江健三郎：是的，當時是隨井上靖先生一同訪問中國的。在三十多年前，我原本想拜訪北京市內的魯迅博物館，可是面對魯迅這樣一位大文學者，盡管我在三十多歲時已經寫了《萬延元年的Football》等作品，可是一旦面對魯迅這位偉大作家的全部藏書資料，我擔心自己作為小說家的自信將會完全喪失，便委婉地予以拒絕，表示自己無法前去。總之，那次我沒有勇氣去魯迅博物館。在那之后不久，也就是距今大約二十年前，NHK電視臺曾和我商量，想約請我訪問北京的這家魯迅博物館和故居，其后讓我在電視節目里談談訪問感受以及自己是如何受益于魯迅先生的，NHK再根據這些材料制作電視節目。不過后來種種原因，我中止了這個計劃。這次我終于來到了這里，看到了這些信函，內心里感到非常高興。

許金龍：下面我想向先生請教一個問題，是關于大江文學中的地形學問題。比如說，您小說里的地形學對于大江健三郎文學究竟具有哪些重要意義？這些地形學的主要元素是什么？分別具有哪些隱喻？我對這些覺得懵懵懂懂，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就很難真正讀懂您作品里的一些描述，尤其是關于您老家當地的地形學。

大江健三郎：歸根結底，那是我的小說故事中的地形學，具有神話意味的地形學。你可以先去閱讀那些小說，當你感覺到一些地方因地形學而費解甚至矛盾的話，不妨向我提出來，我將予以解答。大致說來，小說是正確的，而我的記憶則有可能是錯誤的。那是通過小說寫作表現出來的大江的地形學。

許金龍：我完全同意這一點，也就是說，與其說那是當地真實的地形學，毋寧說那更是小說文本里的地形學。

大江健三郎：是小說里的地形學，小說里的神話學，小說里的歷史。

許金龍：當然，也不能因此而說小說里的大瀨村與現實存在的大瀨村毫無關系，只是所有事物都被重新加工為小說里的內容，這就與現實產生了差距。這不是等同關系。

大江健三郎：是的，經過種種變形后成為小說里的內容。幾乎在自己的一生中，我都在小說里寫著與真實的歷史和真實的地形不盡相同的內容，這已經是虛構的地形學、虛構的歷史了。如果你能把這一切作為虛構的地形學寫在你的研究論著里，那就太好了。

（許金龍系日語文學翻譯家，現為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