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母親是一個棕櫚寨人，十歲那年爆發戰爭，十五歲戰爭結束，母親的姐姐為生活所迫將母親賣給了歌廳，后來一個有家庭的英國男子將母親帶到了香港，這個男子就是“我”的父親，母親在香港開始了唱歌和影視事業。被困在棕櫚寨的女孩很多，她們根本不能像“火烈鳥女孩”那樣自由。飛翔與禁錮，是一對矛盾，母親仿佛逃出去了，又仿佛還留在棕櫚寨。

逃出棕櫚寨

程皎旸

1

我不知母親去了哪里。上次見她的動態，是去年春末，她更新了一幅畫在個人網站：一片紫，深淺蕩漾，像海，或傍晚時的薄霧；中間斜躺姜黃色女體，四肢被截去，乳房淌血，血跡在腰間對稱暈染開，好像被折斷的翅膀。圖片角落有字，是她的筆跡，宛如羽毛纖維拼湊的密碼，我看不明白，但我知道這是她家族字符——東南亞的棕櫚寨文。我購買了“冷門語言翻譯軟件”，破解出語無倫次的句子：“春光燦爛，翅膀飛嗎？香港離去。”不知母親在寫什么。也許是詩，也許是想告訴她的粉絲，她目前離開了香港，到別處旅游。莫名其妙，說走就走，一向是她的特色。我沒多想，繼續鉆回自己的生活。

那段時間，我忙著處理“火烈鳥女團”宣傳案。她們是來自東南亞的表演團體，由數十名變形女子組成，平均年齡為18歲，報名參加“火烈鳥小姐”改造計劃后，便會被送去曼谷集訓，表現優異者可與女團簽約，并進行變形手術。從手術臺上醒來后，她們的皮膚已從棕黃褪成橘粉，背脊更生出一對漂亮的電子羽翼。羽翼依靠太陽能充電飛行，羽毛色澤隨光照可經歷淺粉至橙紅的漸變，如夢如幻。不過，每年僅有十強選手才能成為火烈鳥小姐，其家庭亦可得到一筆相當可觀的報酬——據說這是自人妖后，最受東南亞人期待的行業。

在東南亞各國首都贏得大量粉絲后，火烈鳥女團決定進行亞洲巡回演出——自東京、首爾后的第三站就是香港，時段在圣誕節前一周。自十月起，我便負責為火烈鳥女團策劃線下廣告。

當橘粉膚色女孩在地鐵站內的全息投影廣告牌飛天起舞時，我意識到圣誕節快到了。我暗自觀察路人的反應，他們紛紛議論那對翅膀，興奮地討論它們被插入女體的過程。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母親的那幅畫——姜黃色的女體，泛著羽翼狀的血跡。我刷回她的個人網站，沒有更新。我又發了信息問她：“在旅游嗎？”她沒回復。我甚至給她打了電話——卻被告知對方用戶已停止服務。我開始緊張，并在夢里見到她：她的身體被大小不一的樹葉層層覆蓋，只露出一對銅黃色乳房，乳頭汩汩流血。我在夢里問：“你是我的媽媽嗎？”她面無表情，但乳房卻對我搖搖頭。我問：“那你是誰？你的乳房為何這般恐怖？”她聽完便發怒，張嘴吐出巨爪，將我撕碎。醒來后我再次給母親打電話，依然不通。我無法再安心入眠，工作也心不在焉，終于，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從保險箱里拿出母親留下的備用鑰匙，乘上去往西貢的小巴。

2

坦白說，我曾憎惡我的母親，巴不得她消失。我恨她曾是情色演員的身份，恨她與我父親結合卻又被他無情拋棄，恨她將銅黃膚色、高聳額頭及厚重嘴唇遺傳給我，還讓我永世無法逃離“東南亞貧民窟”棕櫚寨人的標簽。不過隨著胸部的豐滿、臀部的挺翹，我的面部瑕疵、家庭背景不再遭人白眼，相反，男同學逐漸中意我異于香港大多數女生的身材曲線。幾次戀愛后，我也更能理解母親被父親拋棄后而愈發孤僻的性情。于是，我退掉了與男人合租的房間，搬回香港島的家陪母親——那年我23歲。

但好景不長，母親與一個年輕藝術家談了半年戀愛后，便癡迷繪畫，終日將自己關在臥室。最終，她搬離港島，回到西貢。她在西貢擁有一棟兩層樓的村屋——準確來說，那是我祖母留給父親的遺產。或許出于同情，又或者想一勞永逸，離婚時，父親答應，這個村屋可在未來二十年內無償借給我的母親，但之后的撫養費便能少則少。據說我曾在那里度過長達三年的無憂童年，但我卻對它印象淡薄，只是偶爾整理云盤相冊時，才瞥見它與我共度的時光。例如四壁墨綠的書房，咖啡色書架呈半圓弧，立在復古吊扇下；母親頭戴棕櫚寨特有的尖塔狀鍍金高帽，披透明雨衣，內里著猩紅色比基尼，頸上掛孔雀毛穿成的鏈子，赤腳，腳踝戴一串鈴鐺。或許她正擺著性感的姿態，等著被我父親拍攝寫真照片，卻被幼小的我干擾：畫面里，她一邊扶著帽子，一邊側頭大笑，胳膊伸向右下角，那里正趴著一個哇哇大哭的我。

但此刻，墨綠色的四壁看不到了——它被母親掛滿印花棉布。書架還在，但書已被清空，堆滿雜物；書柜旁是畫架，空著，咖啡色的框架已蒙了淺塵——這讓我確定，母親已經許久不曾回家。

我又去臥房搜索。房間擺設簡陋，除了單人床外，就是紅木衣柜。我打開一看：姹紫嫣紅的夏日裙裝都乖乖待在里面——那是她最中意的服飾，反而在香港不常穿的秋冬裝，通通不見——看來母親沒有出意外，她只是一時興起，去北方旅行了。這么一想，我放松了，順勢往床上一躺——就在這時，我瞥見一張照片，散落在枕邊。抽出來一瞧，原來是明信片，正面印著一片棕櫚樹，樹下有一頭幼象在緩緩行走。我原以為它是被遺落在這里的老古董，但我將它翻到背面一看，就有些難以相信它的真實性：郵戳顯示的日期竟是今年的九月九號，而郵票下還寫著幾行簡體中文，筆畫間隔很大，像還未掌握筆力的孩子的字跡。而句子開頭更令我吃驚：“綺綺姨，你好。”綺綺是我的小名，與我關系好的朋友也會這樣喚我。我連忙讀下去——盡管語句極不通暢，文法也用錯，但我努力憑聯想捕捉大意：

我從舅舅那里得到這個地址。聽說你會和姨外婆一起回家，看我外婆，我太激動。你的手鏈我戴，一直。等你來帶我去香港，一直。11月23日下午三點，等舅舅去棕櫚寨機場接你們，再來見我。

愛你的Srye

2029年9月9日

Srye，思蕾，或思瑞——我反復咂摸這個落款，無法確定它正確的讀音。但它卻仿佛一道咒語，逐漸在我的記憶里點燃微弱的光：

幽綠的光影下，一個棕櫚寨女孩從路盡頭小跑過來。她四肢纖瘦，馬尾扎得老高，赤腳，踏在干裂的土地上，裸露的四肢也如塵土般泛著深棕。她一路跑，一路喚我的名字，嘗試用剛剛學會但十分難聽的中文：“綺綺姨，綺綺姨——”

我完全想起來了：Srye是我其中一個表姐生的女兒，也就是我的表侄女。上一次見到她是十多年前，我隨母親回鄉參加外婆葬禮。那時我還是中學生；Srye不足十歲，卻非常聰明，被母親教了三次，就能模仿出“綺綺姨”的發音，而光是看我比畫，便能懂我意思——這十分討我喜歡。余下的時光我便與她玩耍而過。我記得那天下午，她帶我穿過芭蕉樹叢，經過吃草的瘦牛，進入幾乎無人的山谷，爬到圓滾粗壯的老樹上吃甜膩膩的杧果，望泛紫的天空落下香橙般的夕陽。很快，天色暗了，兩邊山壁顯出鬼影，投射到地面令我恐慌，我起身要走，卻被Srye拽住胳膊。她指著天空，張開雙臂，做出飛翔的姿態——下一秒，幾團黑霧狀的生物便從高處的山洞飛出來，箭一般消失不見。我驚得大叫，Srye連忙捂住我的嘴巴，我屏住呼吸——就在這時，一連串黑霧從山洞洶涌而出，像被放飛的烏云，一團接一團，源源不斷，無窮無盡，越過樹梢，朝著遠處的湖面馳騁；又像是透明的畫家在夜空中練筆，刷子在同一處描來繪去，成了愈發濃烈、流淌的黑。這是什么？我滿臉疑惑。Srye便又做出飛翔的姿態，嘗試向我解釋。我還是不懂：是什么鳥類嗎？她靈機一動，雙腿掛在樹枝上，雙臂在下方擺動，我恍然大悟——是蝙蝠！夜幕降臨，蝙蝠出洞了！我又驚又喜，連忙拿出手機，拍攝眼前的奇觀——這回輪到Srye好奇了，盯著我手中發光的屏幕，一臉茫然。我記得那時，棕櫚寨尚未被旅游業開發，所有人的衣食住行似乎還停留在二十世紀。于是我攬過她，打開我的相冊，一張張給她看手機里的香港。我給她解釋：這個是中環，那個是銅鑼灣；這個是我們在九龍塘的房子，那個是我們中學生的派對……也不知她是不是真的能聽懂，總之她聚精會神。

但Srye不能陪我玩太久，她每日都要幫家族大人做粗活。她一離開，時間又煎熬起來。好在第二個夜晚，有幾個親戚便與母親發生爭執——其中有一個女人，一直在勸架，結果被一個男人拽起頭發拖走。我至今還記得，那個男人對著母親拳打腳踢，還對她雙乳吐了一口痰。她氣得大哭，立即收拾行李，決定帶我離開。我倒是滿心歡喜，終于要離開這個無聊的村落，等待母親從城中心請來的司機接我們去飛機場。

翌日一早，一輛老舊的皮卡車來了。臨上車前，我聽到有人大聲喚著我的名字“綺綺姨”——回頭一瞧，Srye從夾道生著翠綠植物的小徑朝我跑來，手里拎著一袋杧果。如果沒記錯的話，我就是這時被感動，卻一時不知該送什么給她留念，便將胳膊上的紫水晶手鏈摘下來，給她戴上。然后，我用貧瘠的棕櫚寨詞句表示，我會再來看她，并帶她去香港玩。她緊緊握著我的手，帶著哭腔對我說著一些棕櫚寨話，母親似乎還在生氣，瞪著Srye，甩開了那雙深棕色的小手。車開了。我靠在皮卡車廂上，一路回頭沖Srye招手，大喊：“我會帶你去香港，帶你去香港”——我發誓那一刻我沒有騙她，只是皮卡駛遠，我看不到Srye的身影后，一些問題便浮現在我腦海：Srye應該沒有護照，母親似乎不喜歡Srye，我更不知如何與這不發達的地方取得聯絡——看來這一別便不會再相見吧？想著想著我感到悵惘，在顛簸的車廂里睡著了。醒來我便隨母親登上返回香港的飛機。我在高空中逐漸忘了自己的承諾，忘了Srye，甚至也忘了自己還流著一半棕櫚寨的血液。

……

未完，全文見《花城》2024年第3期

程皎旸，青年作家、《香港文學》特邀欄目主持人，已出版小說集《危險動物》、新書《烏鴉在港島線起飛》即將在香港出版；中英文小說散見于兩岸三地及海外文學期刊，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廣州文藝》“都市小說雙年展”新人獎，入圍臺灣時報文學獎等；碩士畢業于香港大學文學院，曾為國際 4A 廣告公司策劃師、大學講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