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地域與文學的關系，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對作家創作而言也是一個實際存在的問題。魯迅小說中的未莊、魯鎮，茅盾小說中的雙橋鎮、1930年代老上海，沈從文筆下的湘西，老舍作品中的老北京，以及蕭紅、孫犁、趙樹理小說中的中國北方農村景觀，都是實實在在非常自然地矗立在他們的作品中。要說地方/地域與文學創作沒有關系，似乎沒人相信。

但地方/地域與文學的關系，也不是止于這些。如果一個作家只是寫一些地方景觀，搜羅一些地方的人物傳奇和故事，再添加一些方言俗語，以為這就是好的文學作品或者是有個性的文學作品，那也是把文學中的地方/地域問題簡單化了。

如果你真的是照著魯迅的作品景觀去紹興看看，或許會覺得有點迷茫，未莊在哪里，魯鎮在哪里呢？同樣的，卡夫卡《審判》中的那座城堡在哪里呢？我想這些小說家們虛構的文學作品中的地域標志，有現實的影響痕跡，但不是現實的直接對應物，而是作家們虛構創造出來的。

小說家們能夠用文字打造一座地方的文學景觀，這就是一種了不起的貢獻。這種地域標志的文學打造，是一個作家寫作能力和文學創造力的某種標志。不少寫作者盡管也描寫了人物故事以及相關的活動場景，甚至生怕讀者不知道這些人物、故事的發生地，特地標出這是東北，這是1930年代的上海，或是浙江溫州、福建廈門等，但這樣精確的陳述有時并不一定有助于小說景觀和地標的打造。

還是應該從文學創作方面來思考地方/地域與寫作者寫作的關系，我甚至認為從這一問題入手，可以涉及小說創作的一些重要的美學問題。

地方/地域問題，有時也可以理解成影響作家寫作的地方經驗的構成。一個作家，如果沒有一點獨特的個人地方經驗的積累，僅僅是靠著所謂的一點文學經驗和文學閱讀體會來進行創作，那是行之不遠的，也不會有什么特別的發現和發明。我以為這種地方經驗與作家寫作之間的聯系，是精神、氣質之間的關聯，只要你走進紹興，就會感受到魯迅小說的味道，只要你到了浙江烏鎮，就會感受到茅盾《春蠶》《林家鋪子》中蕩漾的江南味道。這是地方經驗在小說家作品中無形的影響，構成了他們的文學想象世界。

與此同時，這還是一個語言、生活習俗和人物故事活動場景共同交織的獨特空間——所謂獨特，是指它的具體性，是指它的不可替代性。地方經驗不可替代，正因如此，才有那么多的風俗、方言和獨特的人文景觀。文學的具體性，常常是借助這些方言、俗語來加以呈現，沒有了方言俗語，沒有了地方風俗習慣，文學的很多獨特具體的人物、景觀就會失去表現力。一個時期文學理論和批評都在關注文學語言的本體構成，但很少有人想過，文學的語言，很大程度上不是標準規范的書面語，而是方言俚語等活的語言，是那些跟說話腔調、神氣、姿態、場景、風俗混雜在一起的語言動態。從這一意義上，我想強調地方/地域與寫作的關系，其指向是多層面的，從實際的地方經驗到更為具體的文學語言，這種粘連著地方俗語俚語的文學話語，不是簡單地照抄照搬方言俚語，而是需要小說家們用心去發現、體會其中的表現力和豐富內涵。

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無數作家都在用心探索屬于現代中國的文學文本，用自己認為最具文學性的語言在敘事抒情。我們會發現，像魯迅、茅盾、沈從文、巴金、老舍、孫犁、汪曾祺等，小說作品中都有方言俚語保留著。這說明方言俗語等對文學地方經驗的表達傳遞，有自己獨特的功能，所有優秀的作家都無法擺脫它，尤其是20世紀前半期，在普通話規范沒有形成之前，文學語言的張力在作家的文學創作中各顯其能，各顯神通，似乎沒有一種規定的普通話規范寫作標準的門檻擋在寫作者面前。

但我們又會說，地方經驗不是文學的全部，它還有其他的關聯物。

除了可見的地方/地域景觀和方言俗語等文學語言之外，還有一些看不見的東西，尤其是觀念形態的東西，應該是文學寫作者在思考地方經驗時引起重視的。這些看不見的觀念形態的東西，是超越具象，重造文學世界的原理性原創性的東西，構成了作家和一個時代理解世界的獨特方式。或許在文學世界中，人物故事、地域景觀物就這些，但構成方式和呈現方式卻是可以多姿多彩、各不相同的。同為浙江作家，魯迅筆下的阿Q、閏土、華老栓與茅盾小說中的鄉土人物各不相同。這種差異與作家理解世界以及關注世界的方式有最為密切的關系。

討論一個時代的文學，人們會涉及社會政治、人文，尤其是哲學等比較宏大抽象層面的問題。記得美國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提出過一個問題，一般論述文學的論著，涉及具體作家作品時，常常會說這個作家或這部作品受到了哪些哲學思想的影響，或政治思潮的影響，但很少有人會說文學家們自己獨創的思想對于一個時代的影響。布魯姆的思考是站在文學自主性的立場上來強調文學作品和作家有他自己的獨特社會影響，但從文學構成看，作家寫作從來都不是一個封閉系統，而是開放的，融匯了多種多樣的因素和可能，尤其是能夠接收和吸取各種文化信息，源源不斷為自己的文學創作提供各種資源。

從這一意義上講，文學中的地方/地域從來都不是一個凝固的實體，它有虛擬、超越實在的內容和形式。很多文學作品中的地方/地域，似有似無、虛實相間，引導人們從一種具體實在向更高更遙遠的方向和目標思考和追尋。

文學史上，很多優秀的作家最善于從一個具體的地域物象出發，引導人們進入到一個浩瀚的審美世界。像魯迅小說中有很多江南人物、故事，但很少有人會認為魯迅只是一個擅長于表現民俗風俗的鄉土作家。國外的小說家中，像加西亞·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關注于哥倫比亞一個遠離海濱的印第安人的小村莊的生活，但這樣的小村莊的故事卻帶有某種人類命運的象征，讀者不會認為馬爾克斯僅僅是在講一個拉美小村莊的人物故事。

記得陳忠實在總結自己的創作經驗時，對一種觀點提出過批駁，那種觀點認為陜西地處內陸，不像沿海地區處于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所以，文學創作上陜西沒法超越沿海地區。陳忠實認為現在信息發達，通過各種媒介，尤其是通過書籍，是可以在文學方面獲得豐富的資源和信息，進而幫助作家在創作層面思考很多原先人們忽略或沒有注意到的問題。

陳忠實的《白鹿原》被視為文化小說，書名就是一個地方村莊的名字。我想問的是，這部小說為什么說是文化小說，它所對應的文化理論主要是哪些呢？我看到目前為止，研究者和作家們很少明確談過。陳忠實自己特別談到李澤厚《美的歷程》對他的創作影響。在1980年代中國文化哲學領域，李澤厚被稱為思想界的第一小提琴手，也就是說，他的文化積淀說帶有某種原創性。小說家中那么深入閱讀和領會李澤厚文化理論的并不多，陳忠實從中獲得啟發，進一步從小說審美層面思考如何通過文學人物、故事、語言、風俗等來展現這種文化積淀的深厚性以及歷史影響，這是當代文化哲學與小說創作激起的文化共鳴和熱烈回響。陳忠實小說所獲得的超越性是與1980年代以來中國文化哲學的原創性探索分不開的。

從這些比較具體的文學案例中，我自己的感受是小說家不能僅僅憑感覺經驗進行創作，還需要在文化哲學思想層面拓展自己的視野和空間，有一種經驗之上的疊加和超越。記得文藝理論家王元化先生在論魯迅和章太炎的短文中指出章太炎對魯迅先生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作家們不一定關注，研究魯迅的專家們會認為是一個不用證明的老問題，但王元化先生以理論家的敏銳，從思想史和文學理論的角度，提出了魯迅作為一個作家，思想上是如何與晚清民國時期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們交往，從中在文學創作上獲益。我舉這些案例，是想強調21世紀中國文學任重而道遠。與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作品相比，21世紀中國文學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對一些問題的認識、把握，還需要進一步提高和拓展，包括地方/地域與文學問題，需要有一種時代水準和高度的新拓展、新理解和新的表現。

（作者為上海市作協副主席，中國茅盾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