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來，中國鄉村的變化可謂翻天覆地，不僅物質生活漸趨豐足，城鄉之間差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縮小，人們在精神文化追求上日漸復雜化、多樣化，諸多的外來文化不僅穿街過巷，風行于城市，也經由某些特定人群還有便捷的網絡，對廣大鄉村產生無形且強烈的、以點帶面的影響。我們的鄉土文學創作，重心和主要筆墨放在了脫貧致富、鄉村振興等重大主題上，書寫的對象主要是鄉村當中具有開拓精神、不斷走上共同富裕的人群。這些創作抓住了時代的主潮，當然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價值和文學意義。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在這個過程中，作家對于鄉村逐漸流變的文化需求和精神追求方面關注不多，用筆甚少。文化、精神問題關乎人的心靈建設，關乎民族信仰，關乎人的“自制”“自治”“自洽”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融”“共進”“和諧”。人之為人，不僅要物質富足、無虞，精神文化的需求更要與時俱進、不斷革新。這是影響人們精神層次及其境界提升的關鍵因素。

鄉村人精神文化的嬗變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多年來，我一直在城市和鄉村之間來回游走，城市是工作之地、生存之所，鄉村則是生身之處、根脈所在。每一次回鄉，我都覺得格外新鮮甚至詫異。其一，從外觀甚至表現形式上看，鄉村與城鎮之間的差異縮小，真可謂“忽然之間”。尤其衣食住行，城鄉之間已經沒有了本質上的區別。各種裝飾豪華的樓房、代步轎車、各式電器在鄉村的興起與流行，一方面反映了人們物質上的充裕程度，另一方面則是鄉村模仿城市的直接表達。其二，由于個體性現實生活的各種“必需”和不同境遇，很多鄉村人不得不走出自己的農家之門，以購房、打工和做生意的方式到外地生活，特別是那些已經進入城市居住的人，既熱愛城市的各種便利，卻又舍不得村里的房宅田地。這些人進城的主要目的，首先是為了孩子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其次是就近就醫養老。天長日久，他們當中的多數人卻又渴望回到鄉村，在相對寬敞、自然、隨意的環境中生活。這就導致了人的自我的內心沖突與矛盾。而這些“沖突和矛盾”在很多時候也間接或者直接地造成精神上的困惑、迷惘甚至偏執、偏激。其三，良莠不齊的外來文明與城市文明的“下移”“沉潛”，已經在根本上觸及了固有的文化精神以及人們的心靈信仰，大多數以“東施效顰”“貌合神離”“似是而非”的方式，對鄉村文化、傳統精神進行“移花接木”式的“解構”“篡改”，以至于當下的農村，即使地處偏遠，也難以避免。

鄉村是農耕文明最后的晚照，是傳統文化的根脈之地。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是從文化認知開始的，農耕文化的形成自有其土壤，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以及強烈的民族、家國和文化上的認同感，以及在長期的生活之中形成的敬天憫人、家國情懷、故鄉情結、鄉親觀念，以及對同一地域風俗習慣的親和感、身體力行的傳承與弘揚等，都是其中的優秀部分。當下的城市文明與外來文化不斷以各種面目、形式進入，已經對鄉村社會產生了較為強勁的沖擊。這種沖擊并非以粗暴的方式出現，而是以各種柔性、彈性極強的方式，進行溫和的“介入”和“蠱惑”。據我個人觀察體驗，鄉村文化傳統和人的心靈嬗變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在孝老愛親方面的意識“出離”和悖“理”；二是文化上的“鄙己”“尚外”；三是行為上不明就里的模仿和“看齊”；四是思想觀念的自相矛盾與無意識“挾洋自喜”；五是自我認知和判斷上的混沌盲目。當然，我是偏重于以“問題”的視角對這一進程進行分析。客觀來講，城市文化、外來文化的進入，也使鄉村空間變得思想越來越開明、現代，帶來諸多好處。這是一種很復雜的嬗變，我們不能簡單地進行是非判斷，而是要深入分析其中的內在機制，尋找到融合、突破的新可能。

新的精神景觀需要新的文學表達

文學創作必須是開放的、兼容并蓄的，作家的職責就是以更好的創作方法與技巧，以小的切面進入和觸及、解剖和刻畫，對人類整體命運進行更具藝術性的關切與呈現。每一個地域的人群之所以綿延不休、生生不息，其最根本的支撐力就是他們在漫長時間中創造和積淀的獨特文化及其文化精神。在鄉村，優秀文化的繼承，需要更多人的身體力行和代代傳承。而“人”不是抽象的，是我們長年累月在山野、工地、高速路之間奔波勞作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以及他們背后的白發父母、教室稚兒，也更是蒼天之下億萬人民在晨光與暮色中的綹綹背影。遼闊的鄉村，廣闊的人群，正經歷著時代的巨變，體驗著文化的轉換。這正如托爾斯泰所說：“人類生活的改變不在于外部形式的改變，而只能基于每個人的自我完善。”在文化精神和心靈信仰賡續之間、轉換之時，鄉村題材創作自有廣闊天地。

很多人意識到，鄉村的很多變化，特別是鄉村人的精神嬗變，沒有得到很好的表達。而這正是文學藝術發生之地，也是作家的用武之所。在當下的時代，我們可能偶爾去到農村，看到村莊阡陌、山野河谷，流水的小橋、盤山的公路，看到以各種表情出現在我們面前的農村人。可我們真的了解當下的農村和農民嗎？了解他們的文化心理與精神結構嗎？現在的中國鄉村已經不再是魯迅《故鄉》《社戲》等作品中的鄉村，也不再是蕭紅的“呼蘭河”、沈從文的“邊城”、孫犁的“荷花淀”、汪曾祺的高郵。這是一個更新、改良與新造的時刻，對鄉村文化傳統和文化精神的反思，對鄉村人嶄新精神風貌的發現，對人的心靈建設和精神建設，進行嶄新的、具有創造力的、別開生面的文學表達和文學建構，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文學問題始終與更大的文化問題和精神問題息息相關。對絕大多數中國作家而言，其書寫對象及靈感、題材來源，只能出自本土，進而朝向著整個世界，方式方法上的多種多樣是藝術之道，而支撐文學作品偉大性的，是對每一個生命的尊重、同情與悲憫，是對人性幽微的深刻洞察與藝術表達，是對人類世界精神之高塔與巔峰的眺望和攀登。

期待能夠引起廣泛精神共鳴的作品

每個時代的讀者都期待能夠涌現出一批引起廣泛精神共鳴的文學作品。這些年來，每次回到鄉村，躺在蟲鳴與鳥叫的夜里，總是想起年少輕狂時夜間讀書的種種情景，往往讀得徹夜不寐，還心潮澎湃，哭笑無常，完全不能自已，久久不能平復。優秀文學作品對人的情感和心靈的滋養、對精神與文化的鼓舞作用，是其他藝術形式所不能比擬和替代的。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首先要具備持久的情感震蕩力和感染力，二是一定觸到了人的“痛點”“軟肋”“心事”“夢想”，三是不斷在內心和靈魂的土壤里生根發芽、拔節成長。優秀的文學作品，會讓每一個閱讀的人都深切地體驗到一次隆重、熾烈或悲愴、悲壯的情感“煉化”與“撫慰”，更是文化和精神上的“增持”和“熔鑄”。真正打動人、有著持久生命力的文學作品，除了斑斕復雜且豐滿立體的人物形象及其生動深刻的人性表現之外，最根本的是文學作品當中有著鼓蕩不息的文化力量，有著引人共鳴的精神力量，有著文化上的自覺自信與自我超越。

當下的鄉村題材創作，期待的就是這樣的一批優秀作品——它們所塑造的人物立體生動、所體現的情感動人心旌、所傳達的精神具有感召力。鄉村文明不斷遭遇新的語境，原有的鄉村文化精神正處在轉折、發展的進程中。當下的鄉土文學創作，需要更精準地捕捉鄉村人的精神嬗變，更深切地關注鄉村人群的心靈建設和信仰建設，以敏銳的發現、深度的思考、藝術的創造，寫出鄉村文化精神的魂魄與精髓，寫出鄉村文化精神在嬗變時刻的慌亂與艱難、不舍和創新。這應當是新鄉土文學創作的另一個著力點所在。

（作者系四川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