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至24日，舉世矚目的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這是亞非國家和地區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加的情況下，討論亞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國際會議。根據預定行程，周恩來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將從香港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包機飛赴萬隆參會。

為了暗殺周恩來，破壞亞非會議的召開，國民黨當局在香港的特務，買通了香港啟德機場的一名清潔員。在“克什米爾公主號”經停香港時，在飛機右翼輪艙處安放了定時炸彈。

4月11日中國代表團乘坐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包機，從香港飛往雅加達的途中，在北婆羅洲西北海域爆炸失事，機身墜入大海，石志昂等中國代表團先遣人員及越南代表團人員、中外記者等11人全部遇難。

一

這是一起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的政治謀殺事件，但因周恩來訪問緬甸臨時變更行程，陰謀沒能得逞。

此事件讓國際社會強烈震驚并譴責。

周恩來不懼恐怖威脅，如期出席萬隆亞非會議，并以求同存異的外交智慧力挽狂瀾，為萬隆會議的成功舉辦，發揮了巨大作用。會議形成的“萬隆精神”，對穩定世界局勢、解決國際爭端，帶來深遠影響。同時，也對新中國打開外交新局面、提升國際威望具有關鍵意義。

繼“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后，在萬隆會議期間，國民黨駐雅加達支部又密謀組織28人敢死隊暗殺周恩來。中國政府代表團采取了嚴密安保措施，在印尼警方的全力配合下，挫敗了國民黨特務的暗殺陰謀。

在萬隆，周恩來不顧個人安危，在日理萬機的同時仍關心著兩件事：一是“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調查和善后情況，他囑咐工作人員，把烈士的骨灰保護好，他將親自帶回北京；二是立即采取緊急措施，做好當時正在日本訪問的中國貿易代表團38人的安全回國安排，確保萬無一失。

二

萬隆會議期間，我父親雷任民正率中國貿易代表團在日本訪問，談判和簽署第三次中日貿易協定。

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訪問日本的貿易代表團，由中國主要貿易公司、銀行、海運的代表以及經濟、紡織、電機、造船、銀行等方面的專家組成，全團38人。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日兩國官方交往的大門完全關閉，周恩來提出了“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通過促進中日民間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為兩國邦交正常化創造條件。

1952年和1953年，中國貿促會和日本貿促團體分別簽訂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中日貿易協議，但由于日本政府不予支持，這兩次貿易協議都未能充分實施。為促使日本政府出來承擔責任，此次訪日，雷任民以中國貿促會代主席和中國對外貿易部常務副部長的雙重身份擔任代表團的團長。行前，周恩來在3月10日、13日，兩次與雷任民談話，研究對日貿易計劃和赴日貿易代表團的有關事宜。

1955年3月29日，中國貿易代表團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包機，從香港飛抵東京。日本各界人士云集羽田機場，機場鋪上紅地毯，警車開道。代表團下榻的帝都飯店前，旅日僑胞舞龍弄獅，燃放鞭炮，歡迎代表團。

訪日期間，雷任民與日本政商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交往。代表團訪問了東京、大阪、神戶、京都、名古屋等城市，除正式談判外，代表團曾出席了26次歡迎宴會、41次座談會，參觀了19個工廠，和日本各方人士代表3000多人見面，中日兩國媒體全程跟蹤報道。

5月4日，雷任民同日本貿促團體代表簽署了第三次中日貿易協定。為推動日本政府承擔責任，促進雙邊貿易關系的正常化，此次簽署的文件，將前兩次的“協議”改為“協定”，雖還不是政府協定，但具有同政府掛鉤的含義。日方正式言明鳩山首相對協定支持和協助的態度；副總理陳毅也立即表示支持，《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社論。

中國貿易代表團原計劃訪日結束后，乘印度航空公司包機經香港回國。但協定簽訂后，日方遲遲沒有接到代表團回國的行程安排。日方十分疑惑，不知代表團在等什么，通過各種渠道打探消息。

1997年，雷任民接受北京電視臺《新中國外交》采訪中談到：

“我率中國貿易代表團訪問日本時，周總理正在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后，總理馬上給我來電報：不要坐印度的飛機回國，我給你們另做安排。并指示：回國計劃，嚴守機密。”

“總理的安排十分周密，通過蘇聯派了一個商務船。蘇聯需要先與日本方面有買賣，才能派船到日本。蘇聯的商務船到了橫濱，我才通知日方，我們要回國了。他們說：明白了，明白了。”

三

我在整理父親遺留的文件中，看到父親1992年的一篇文章《周恩來拓展外貿渠道重譜中日關系史》，文中寫到：“當時，我國沒有任何代表人員駐日本，許多安全和聯系工作有賴于日本友好人士和愛國華僑。但同國內的聯系成為難題。曾參加簽署第二次中日貿易協議的松田竹千代先生，當時任鳩山內閣的郵電大臣，經他的努力，日方同意中國代表團使用密碼，通過蘇聯駐日本代表處發送密電，解決了我們和國內的聯絡問題。代表團能及時向周總理匯報工作，并即時接收國內指示。特別是代表團回國的安排問題，就是從這條通訊線路獲得順利解決的。”

5月6日，雷任民在帝都飯店舉行記者招待會，談到中國貿易代表團訪日的印象、收獲以及對今后中日貿易發展前景的展望。感謝了日本各界，包括經濟界、貿易界的友好接待和新聞界的大力支持。同時，宣布代表團將于即日從橫濱乘坐蘇聯貨輪取道海參崴回國。

代表團告別住了近40天的帝都飯店，服務人員在門口列隊歡送。在“東京—北京”的歌聲中，代表團乘坐汽車離開飯店前往橫濱。

在橫濱港口，代表團告別了日本朋友。全團人員登上蘇聯貨輪“多布羅路霍夫”號，取道津輕海峽，穿越日本海，駛往海參崴。在津輕海峽上空，美軍的直升機一度低空盤旋跟蹤，飛行員的身影清晰可辨。

“多布羅路霍夫”號上的蘇聯船員對中國同志非常熱情，他們騰出自己休息的艙房，但貨輪的船員艙房有限，代表團的多數人員也只能在船艙席地而睡。大家十分激動興奮，對周總理的關懷充滿感激。

此次訪日，代表團的每個成員都經受了考驗。當時的日本，政治環境極為復雜，中日兩國間沒有邦交，日本右翼反華勢力猖獗，美蔣在日本的勢力也興風作浪，代表團既要開展工作，完成訪日任務，又要做好“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思想準備。中國貿促會會史《貿促春秋》記載：“雷團長在一次工作會議上說，這次出國，有中央領導，有日本廣大朋友和僑胞幫助，不要過分緊張。出去當然有風險，但不必害怕，燭老（李燭塵，中國貿促會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副主委、訪日代表團副團長）70多歲了，一點都不害怕，年輕人怕什么？我們代表國家，執行國家任務而去的，這是一件很光榮的任務，相信一定能完成。”

訪日期間，父親雷任民得知“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失事，石志昂等同志遇難的消息，極為痛心。

石志昂是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同志，新中國成立后，擔任中國進出口公司副經理，曾隨父親參加過1952年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和1954年日內瓦會議，展開了一系列反封鎖禁運活動。我家至今還保留著父親和他在日內瓦萊蒙湖畔的最后一張合影。

“多布羅路霍夫”號在日本海航行數天后，安全抵達海參崴。蘇聯當地市長早已接到通知，熱情地接待了代表團。次日，安排專列，送代表團取道綏芬河抵達哈爾濱。

在哈爾濱，代表團進行了一周的休整和總結。數年后，父親仍深情地對我說：“總結的頭一條，就是我和全團同志對總理關懷的無比感激。”

當年隨團訪日的對外貿易部干部、從事中日貿易工作近半個世紀的林連德前輩，晚年仍對這段難忘經歷記憶猶新。并以《海參崴·雷任民·1955訪日》為題，賦詩一首：

借棹當年北道歸，

深宵暢飲海參崴。

多蒙決策千鈞重，

總理關懷系一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