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作家的外流是當代文壇比較突出的一個現象。楊志軍、雪漠、陳繼明等外流作家在巨大的地域反差中，一面彰明、回望和守護故鄉，以西北人的漂泊彰顯故鄉的生命價值，一面通過西部與東部、北方與南方、傳統與現代的強烈對照，透視整個民族的歷史命運，多向度探究人性、命運、人類的精神問題，達成具有虛擬性、表現性特征的“故鄉”的超越性敘事，顯示出特殊的文學史意義。

西北作家外流一般去往東部、南方較發達地區，與當代人口和人才的流向一致。這意味著自主意識較強的作家類知識分子也不能免俗，和普通人一樣有著對優質物質生活的追求。這是人之常情，自然不能隨便指責。只是作為特殊精神產品的生產者，他們并不能一走了之，心性總是和故鄉緊緊糾纏在一起，在不斷回望故鄉中，從事自己的創作。這些西北的“脫域者”，以異地身份遙望故鄉，守護故鄉，形成獨特精神癥候的表達。

楊志軍1995年離開西寧定居青島，已經在青島生活了將近30年，但他每年都會回到西寧。楊志軍深感他“對所有的城市包括青島都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在青島的楊志軍“一直在孤軍奮戰”，“很孤寂，很獨立，是那種與世俗隔絕的寂然獨立”。這位來自青藏高原的作家，深受雪山大地和高原牧民精神的滋養，一直把追尋夢想和“建樹有力量的人格放在首位”。因此，在青島的楊志軍，創作的大量小說中更深刻更具代表性的還是青藏高原題材，他用筆守護作為精神高地的故鄉。當然，就楊志軍創作的大量青藏高原系列作品而言，青島也構成它們的潛文本，正是通過與青島這樣的現代城市的比對，讓楊志軍更加明晰照見了青藏高原的不俗，完成了他帶有濃厚浪漫主義色彩的理想敘事。

雪漠離開涼州移居嶺南十多年了。盡管他人在東莞，小說創作卻幾乎全部在書寫“涼州大漠”。“沙漠腹地的沙灣，荒涼渺茫的黑戈壁，黃沙漫天的西北古道，無一不是雪漠小說的‘主景’”。雪漠在東莞創作的小說滲透的依然是“賢孝的魂”，決定了作品的主題、品格、基調和美學特征，形成了特有的“賢孝式”小說創作風格，深刻體現著涼州文化的特質。在雪漠看來，以賢孝為代表的涼州文化是一個至為豐富厚重的文化寶庫，給了他十足的自信，讓他的文學創作盤桓于此，不知疲倦。作為土生土長的涼州人，涼州文化對雪漠的影響實在太深了，即使他人在異鄉，依然情有獨鐘以沉實的筆調和圣徒似的虔誠態度為故鄉“代言”。身處東莞的雪漠，文學之“根”依然深深扎根西部，顯示著作為西部作家的創作特質。

相比楊志軍和雪漠，陳繼明顯示出與異地文化深度融合的更為積極的姿態。2007年陳繼明到珠海執教，抵達后他立即投入浩如煙海的本地文史風俗資料中，還與土著人家同吃同住，全身心體驗當地人的生活。這使他在若干年后書寫了不少南方故事，《墮落詩》《平安批》等可為代表，坐實了隨著時空變化，“作家自己在成長，文字也會跟著成長”的事實。他的作品切入現代最前沿的生活，切實描繪現實都市人生的眾生相，透視資本對人的異化；或發掘南方獨特的歷史，潛入南方文化的深層，使作品擁有了散淡、從容、輕盈、優雅的江南情調。

可是，陳繼明畢竟是西北人，他清楚一個人對新地方的認同“至少需要五六年的時間，方可以動筆寫作”。所以，在珠海的頭幾年他基本處于歇筆狀態，重拾寫作以后主要還是寫西北故事，著意表現大西北的粗獷和剛勁。就是在放膽書寫南方以后，也穿插創作了《七步鎮》《敦煌》這樣的西北故事。有論者講，“陳繼明筆下的鄉土要比城市寫得更熟稔、更有味道”，根源顯然還是在于故鄉對于創作的根基性。郎偉如是說：“個人生活的原初之地”，從來就是他“創作取材最為深切之處”。

作家是諦視生命的一個特殊群體，故鄉對于他們有著特殊意義。故鄉是一個人生命的本源之地，它儲存了作家的童年夢幻，是母親般的懷抱和依泊生命的港灣，由此成為耿弘明所說的一個人“一生所有時刻中的高光時刻，一生所有空間體驗中的最高峰體驗”，成為緩釋生活壓力、消散痛苦的富于詩意的“童話空間”，成為作家的“精神原鄉”。遲子建講“故鄉是文學永恒的根”。閻連科認為，一個作家寫得最好的“一定是與他生長的土地結合最親密的”作品。賈平凹一直在“用文字尋找故鄉”。這也是楊志軍、雪漠、陳繼明等人遠離故鄉，依然傾心書寫故鄉的緣由。

然而，作為一種“神話”，故鄉是“誕生于現代社會”的產物，當一個人在遙遠的地方對其懷念時才有意義。這意味著“故鄉”是和人生的漂泊聯系在一起的，唯有異地的經歷空前刺激和喚醒了一個人的身份歸屬和主體認知，“故鄉”才變得清晰起來。楊志軍、雪漠、陳繼明都面對了西部和東南部的巨大差異，他們很大程度是在“心理失衡”的狀態下寫作的。這個時候，故鄉的不如意和優勢都被空前彰顯和放大。對于這幾位作家，不如意主要指西北自然環境的嚴酷和社會發展水平的落后，優勢主要在于漫長歷史過程中西北人所鑄就的精神高地。在此情形下，身在異地的他們所經受的撕裂感就會更盛，縫合這種撕裂感也就顯示出更大的張力。

這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創作的面貌：一方面基于厚實的生命體驗為祖祖輩輩生存的大地書寫具有“反現代性”意味的詩性話語，為古老的故鄉招魂；一方面又借助西部和東部、北方和南方、傳統和現代之間的強烈對照，透視整個民族的歷史命運，多角度探究人性、人的命運、人類的精神問題。這個時候，故鄉成為他們這些“他鄉之客的一個溝通符碼”，通過故鄉彼此辨認，尋找能夠安頓靈魂的具有終極意義的故鄉。此時的故鄉不再是一個具體地點，而是成為一個具有象征性、表現性的精神空間，促使作者最終完成最具文學魅力的故鄉表達。這就是史鐵生所講的故鄉：“人的故鄉，并不止于一塊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種遼闊無比的心情，不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這心情一經喚起，就是你已經回到了故鄉。”

楊志軍、雪漠、陳繼明的身體遷移和寫作具有特殊的文學史意義，他們以西北人的漂泊彰顯了當代中國人生命流徙的困境和意義，由此凸顯了故鄉的生命價值，也通過創作在新的語境中的延伸，造就了一種不同區域強烈對照與聯結的話語，成為透視中國社會大轉型時期的獨特鏡像，給我們帶來了深長的思索。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