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奎、劉禎主編的《昆曲口述史》（以下簡稱《口述史》）于2023年12月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作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藝術學重點項目成果，《口述史》共6卷10冊，即北京·河北卷2冊、上海卷1冊、江蘇卷3冊、浙江卷1冊、湖南·四川·重慶卷1冊和研究者·曲家卷2冊。課題組通過攝影、錄音、拍照等形式，采訪了144位與昆曲相關的受訪者（包括演員、編導音、教師、學者、曲家和院團管理者等），寫入《口述史》的有141位，其口述資料總字數超過300萬字。全書圍繞昆曲相關人士的藝術成長、事業發展、藝術感悟、對昆曲現狀及未來的思考等方面展開，生動展現了百年來昆曲藝術的發展歷程。

有別于以往的昆曲單人口述史，這套《口述史》是迄今為止最為集成的昆曲口述史料，受訪者不僅來自江蘇省昆劇院、上海昆劇院、蘇州昆劇團、北方昆曲院的南昆、北昆等“正昆”院團，還來自永嘉昆曲、武義昆曲等“草昆”劇團，并兼顧國內影響較大的曲社及“川昆”“湘昆”等昆曲裔派院團；除了活躍在演出一線的昆曲實踐者，還有一批在學界影響較大的昆曲研究者。多元化采訪使《口述史》呈現出多維的學術價值。

首先，《口述史》為我們提供了關于昆曲觀念的新認知。其中具有重要理論價值的學術問題主要有：一、昆曲生態問題。絕大多數受訪者都談及昆曲在過去大半個世紀的生存狀態與危機，草昆在正昆審美準則與民間受眾審美取向間尋求平衡的艱難歷程給讀者的印象尤為深刻，而《中國昆劇大辭典》主編吳新雷談及的江南道場演唱昆曲《游園驚夢》的現象，則向學界展示了昆曲民間生態的另類側面。二、草昆特征問題。過去一般從語言、聲腔方面來理解草昆的特征。《口述史》則通過對浙江、湖南、四川等地草昆從業者的采訪，展示了草昆尚未進入學界視野的某些特征，如永嘉昆曲劉文華、林天文，武義草昆老藝人何蘇生和湘昆羅艷、唐湘音等人強調，草昆劇目題材多接近平民生活，舞臺形式多為本戲、大戲和武戲，情節追求首尾完整；草昆聲腔節奏比正昆快，其按譜填詞背離了正昆依字行腔的原則；草昆表演比正昆粗狂，做打動作較多，在《醉打山門》中增加“十八羅漢”之類的高難度雜技表演司空見慣。三、昆曲行當疊加問題。戲曲按照行當組織人物與情節，是為所謂的戲曲腳色制。“上昆”計鎮華結合自己塑造曹操形象的舞臺實踐，指出行當在運用中需要細化，因為有的劇中人物需要通過演員使用多行當疊加的表演方法來準確展示性格，這是單一行當表演所無法實現的。四、昆曲改革發展問題。受訪者無論偏于保守，還是堅持革新，大都強調要在守正與創新之間尋求支點。參與演出陳士爭版《牡丹亭》的上昆張軍明確表達了昆曲改革的主張，這反映了眾多昆曲實踐者的心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五、表演體系差異問題。受訪者基于表演心得，對戲曲寫意表演與話劇、電影寫實表演的體系差異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如有著在昆曲、影視劇間豐富的跨界演出經驗的計鎮華指出，行當化的戲曲表演要比話劇容易，話劇要比電影更容易，因為越是本色的寫實表演越難，體現了昆曲演出者對于戲曲表演理論的新觀念。

其次，《口述史》為我們提供了昆曲傳承的新思考。第一，《口述史》顯示昆曲業界基于昆曲折子戲愈演愈少的趨勢而產生的對昆曲傳承的急迫感。吳新雷指出，“傳”字輩基本能演折子戲約700個，解放初約400個，進入20世紀80年代只剩約200個。對此，正昆和草昆的受訪者也都有對所演劇目數量愈來愈少的表述。第二，對于出現如此嚴峻問題的原因，《口述史》有深刻的討論。上昆蔡正仁、永嘉昆曲林媚媚認為，當代昆曲傳承的第一大問題是缺少傳承中的傳授人。蔡正仁進一步犀利地分析道，他長期擔任上昆團長，感受最深的是在國家“非遺”傳承的管理上缺少目標管理與監督機制，很多時候傳承人制度流于形式。第三，《口述史》受訪者對昆曲如何傳承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朱復建議要建構充滿活力的昆曲生態，防止昆曲人才損失；蔡正仁建議國家藝術基金應撥專項經費用于傳承，同時增加驗收環節，可每兩年或在舉辦昆曲藝術節時搞傳承驗收演出；歐陽啟名根據朱家溍從故宮戲本中攢戲的經驗，建議傳承昆曲可采用依據故宮本子排新戲之法，并發揮曲社在昆曲傳承中的作用；王安奎認為，昆曲折子戲多為后人所創，若想把古典昆曲恢復在現代舞臺上，沒有創造則不行。第四，對于如何通過戲曲教育實現昆曲傳承，《口述史》受訪者的建議更為具體，撮其要者，有呂傳洪、朱繼云、包世芙、計鎮華、石小梅等主張將分行教育與各行兼學相結合，大行啟蒙與小行傳承相結合；計鎮華、石小梅、李鴻良、汪小丹等主張從全面培養表演基本功、學習興趣和良好習慣的角度為演員科學選擇開蒙戲，申明遵循先學上板曲牌、后學散板引曲，先清唱、后上笛，用嗓先放后收，生行不宜用窮生戲開蒙等原則。如此務實的建議來自于對昆曲歷史與生態的實際考量，對昆曲的科學傳承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再次，《口述史》為我們提供了昆曲研究的新視角。上述關于昆曲觀念的新認識、昆曲傳播的新思考，為昆曲研究帶來了新思維。此外，《口述史》還為昆曲的研究選題、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視角。受訪者源于他們對昆曲藝術本體和昆曲歷史生態的獨特認知而提出了諸多的昆曲研究課題，如王安奎提出重視對老一代昆曲藝術家口述資料的研究和對昆曲表演體系的研究；洛地提出昆曲演員個人技巧與行當綜合平衡關系的研究；朱復強調對戲校歷史及其教材的研究，對宮廷戲與民間戲關系的研究，對現有昆曲藝術家和昆曲表演成就的整理；歐陽啟名提出對南昆與北昆表演差異的研究；張瑞云提及對張紫東的研究以及張紫東對昆曲折子戲資料貢獻研究的重要性；林天文提出對永嘉昆曲聲腔與海鹽腔關系、永嘉昆曲與正昆聲腔關系、金華昆曲與永嘉昆曲關系、昆曲流傳路線、永嘉昆曲不演《游園驚夢》而只演《花判》等問題的研究；叢兆桓、劉天華、雷子文、許詠明、包世芙、何蘇生等人強調加強昆曲與其他劇種關系的研究；胡奇之提出昆曲與徽劇、京劇、婺劇之間循環關系的研究；汪小丹指出曲社教育存在的問題也應予以研究等。這些課題無疑都體現了明確的問題意識導向，應該引起戲曲研究界的高度重視。

口述史料的可靠性，是口述史料整理者與利用口述史料研究者所特別關注的。回憶性口述內容常會出現前后重復、不同受訪者口述內容交叉重疊、受訪者自我表述矛盾或受訪者之間表述矛盾等現象。這套《口述史》沒有明顯的上述問題。相反，其中不同受訪者的口述材料可相互印證，如歐陽啟名與朱復對張元和、張充和與歐陽啟名三人合演《游園驚夢》的表述是可以互證的。而若將《口述史》進一步與聶付生、方佳等著《浙江婺劇口述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中涉及金華草昆曲牌結構的內容相比較，亦可證明《口述史》相關內容的可信。

作為一部活態的昆曲史，《口述史》為學界提供了全方位的昆曲史料，其學術價值將在今后的昆曲傳承與昆曲研究中長久地發揮作用。

（作者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