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藝工作座談會召開十周年，重讀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我們思考當下的文學問題有很多的幫助。其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了“文以載道”：“蘇東坡稱贊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講的是從司馬遷之后到韓愈，算起來文章衰弱了八代。韓愈的文章起來了，憑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載道。”那么，韓愈的“文以載道”說到底有何深意？它對我們今天的文化發(fā)展與文學創(chuàng)作有何價值意義？這值得進一步探究。

一、以仁義之道為旨向

要了解韓愈的“文以載道”說，首先要明了他所說的“道”指的是什么。他在《原道》中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這就是說，仁即博愛，義是仁的恰當踐行，而沿著仁義之路行進就是“踐道”。可見，在他那里，“道”即仁義之道。這顯然承繼了孔、孟的思想。如孔子主張“仁者愛人”，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相親相愛。他也有“行義以達其道”之語，意在說明行善修德重在自覺。孟子則開始使用“仁義”一詞，認為“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強調“人爵”從于“天爵”，故“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如此看來，他們都將仁義視為人倫社會的必然規(guī)范。在孟子這里，還進一步將仁義政治化，提出了“仁政”的美好政治理想。

韓愈正是在繼承這一思想的基礎上，將仁義置于“道”的高度，視其為“相生相養(yǎng)之道”。他認為“古之時”“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這不僅是仁義之道的體現(xiàn)，也是在“人之害多矣”的處境下圣人“教之以相生相養(yǎng)之道”的產物。而“相生相養(yǎng)之道”是人在艱難環(huán)境中的生存之道，也是百姓安居樂業(yè)之道，更是國家治理的仁政之道。因此，他強調：“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由此凸顯仁義之道于己、于人、于社會、于國家的重要意義。

不過，“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及至韓愈所生活的唐代，道家佛家思想盛行一時。更突出的問題是，很多人不從正道去認識道家、佛家。由此，仁義之道難以暢行，不利于社會的“相生相養(yǎng)”。所以，韓愈畢生致力于抑道辟佛，以復興儒學、重拾仁義之道為志業(yè)。故此，仁義之道也就成為了其“文以載道”說的核心旨向。

上面是從政治、思想的維度來談論“道”。但如果我們從文道關系的角度來看，“道”又包含了更為豐富的內容。在韓愈看來，文章、文采是作家內在德行和修養(yǎng)的表現(xiàn)。他在《答尉遲生書》中說：“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fā)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yōu)游者有余。”這就是說，作家有什么樣的本性，文章就有對應的表現(xiàn)。為此，韓愈提出了“氣盛言宜”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簡言之，內心存“道”，方可“氣盛”，“氣盛”才能“言宜”。這是一套完整的邏輯。在這個意義上，韓愈所說的“道”，以仁義之道為核心，但又超越了這一規(guī)限，指向個體全面的道德修養(yǎng)和藝術修養(yǎng)。

二、以“能文”為方式

韓愈說：“修其辭以明其道。”由此可見，韓愈強調，明道不可忽視文辭的作用。因為在他看來，“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文辭是古道的載體，古道存于文辭中，故唯有通過文辭窺探古道，并借助文辭的創(chuàng)作來表現(xiàn)古道。他明確表示自己“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

故此，他極為重視作家的“能文”素養(yǎng)，甚至將“能文”視為可與“通經舉”相并列的“德藝”范疇。他說：“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于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于教化……贊于教化，可以使令于上者，德藝之大者也。”這里，他賦予“能文”以獨立價值，且不在完成舉業(yè)之下。

而如何才能達至“能文”呢？在韓愈看來，其一要向古人學習。他說：“性本好文學……遂得究窮于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yè)，而奮發(fā)乎文章。”這里，他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驗來說明作文不僅要廣泛地向古人學，而且要細致辨析其義理、文辭，以學到古文之精髓。其二要“詞必己出”。韓愈明確表示學習古人只是“師其意，不師其辭”，認為“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由此可見，他雖然倡導向古人學習，但并不主張模仿、抄襲古人之辭，強調文要“能自樹立”。為此，他強調“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且“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所以，做到“詞必己出”，從而也就有了不同于別人的地方，這樣文也就“能自樹立”了。由此可見他對文辭的創(chuàng)新性與本己性的強調。可以說，他對“雄豪奇崛”之文風的偏愛以及他的“不平則鳴”詩學觀念的形成大體與此相關。其三要“辭事相稱，善并美具”。他曾以《書》《詩》為例證，強調“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這即是說，文章須質與文并美，內容與形式和諧統(tǒng)一，這才能成為文之經典，供人學習與研究。

如此一來，因重視“能文”，韓愈有關“文以載道”的認識與周敦頤明顯不同。韓愈可以說是“文以載道”說的思想奠基者，但一般將“文以載道”的話語發(fā)明權給予周敦頤。周敦頤在《通書·文辭》中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用，徒飾也，況虛車乎？”他通過用車載物的比喻來說明文應該載道，將文視為裝載大道的工具和手段。所以，人們往往據此來判定“文以載道”論者都輕文。其實不然，從韓愈的相關論述看，他不僅不輕文，而且是重文之人，強調“能文”在明道中的重要性。韓愈與周敦頤的“文以載道”說，可用劉鋒杰先生所說的“文的方式”與“文的手段”來區(qū)分。他說：“‘文的方式’不同于‘文的手段’，前者尊重文的地位，后者輕視文的地位。因為‘文的方式’一旦體現(xiàn)了道的精神，就是道的本身。而‘文的手段’則不同，手段永遠是手段，不是目的本身。”（《“文學政治學”十形態(tài)論》）正基于如上認識，這里“以‘能文’為方式”來進一步表明韓愈“文以載道”說的內涵及其獨特性。

三、“文以載道”說的當代價值

可以說，以仁義之道為旨向，以“能文”為方式，這構成了韓愈“文以載道”說的兩大核心要義。正基于此，他不僅賡續(xù)著中華文脈，且創(chuàng)造了“文”的奇跡，以期為國為民立道立言。時至今日，這一觀念對我們的文化發(fā)展、文學創(chuàng)作仍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意義。

其一，堅持以“道”為根基。韓愈對仁義之道的探尋，其實質是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尋根。他認為，由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一脈相傳的儒家之道構成了中華民族的重要文化史脈。這種道在周公之前為君王所繼承，所以能夠實行，在周公以后則為臣子所繼承，所以他們的學說能夠得到流傳。他將這種仁義之道闡釋為“相生相養(yǎng)之道”，對中華民族的發(fā)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學者劉寧認為，韓愈所推崇的“同道中國”思想，“為中華文明探索了超越家族血緣、身份門第的更具普遍性的發(fā)展之路”。（《韓愈古文的思想世界》）

對具體的寫作者而言，“道”同樣非常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雖然創(chuàng)作不能沒有藝術素養(yǎng)和技巧，但最終決定作品分量的是創(chuàng)作者的態(tài)度。具體來說，就是創(chuàng)作者以什么樣的態(tài)度去把握創(chuàng)作對象、提煉創(chuàng)作主題，同時又以什么樣的態(tài)度把作品展現(xiàn)給社會、呈現(xiàn)給人民。”這要求我們的寫作者要像韓愈一樣，追求全面的道德修養(yǎng)和藝術修養(yǎng)。文學要向讀者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那么，創(chuàng)作者自己首先要塑造自己，把崇德尚藝作為一生的功課。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創(chuàng)造出更多感動人、鼓舞人的作品。

第二，積極攀登藝術的高峰。要想實現(xiàn)以文載道、以文化人，我們必須找尋切實的路徑與方法。如前所述，韓愈以“能文”為方式，這與周敦頤強調文是手段的思想傾向完全不同。他重視“能文”，并賦予“能文”以獨立價值，這都表明了他對文藝特性及其自身規(guī)律的重視。在韓愈看來，文即道，道即文，所以由“能文”可通向仁義之道。韓愈提出向古人學習、“詞必己出”“辭事相稱，善并美具”等，這可說是實現(xiàn)“能文”的具體路徑與方法。對于今天的創(chuàng)作者而言，我們面對著極為豐富的現(xiàn)實生活，胸中也經常涌現(xiàn)出難以表達的種種思想和感受，但很多時候，卻沒有辦法找到恰當的藝術形式將之表達出來。因此，新時代的作家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自己所經歷的事件、所觀察的素材，與更廣闊的歷史背景、社會環(huán)境結合起來，獲得對時代和社會的深刻認知。與此同時，要為這個時代的現(xiàn)實尋找到最恰當的藝術形式，積極攀登藝術的高峰。

總而言之，正是以仁義之道為旨向、以“能文”為方式，韓愈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文以載道”說。這使得他的文章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和獨特的風格。今天，我們應該深入研究和傳承韓愈遺產，既堅持以“道”為根基，又真正做到“能文”，創(chuàng)造出具有思想深度、藝術魅力的優(yōu)秀作品。

［作者系贛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規(guī)劃項目“‘四十年代’視閾下中國現(xiàn)代文論的轉型研究”（23WX16）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