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的作品，隱藏著他對文學、對生活的理解，以及對美的獨特感受方式。我一直很喜歡汪曾祺先生，記得他在《晚飯花集·自序》中寫道：“我有一個很樸素的、古典的說法，就是寫一個作品總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很多寫作者，堅持寫作數十年，是因為他相信文學的力量，相信美的力量，相信善的力量。文學是用來柔軟、撫慰、滋潤心靈的。一個作家的起點就是真誠，我們必須對這個世界懷著巨大的善意，去珍視生命中的微光。

蘇轍有云，“文者氣之所形”。每一件有生命力的藝術作品，其實都是由一團“氣”所包裹的。我平時喜歡研究書法，也會在書法中尋找文學創作的方法。在我看來，書法的眾多要義中，有兩點尤為重要，一是真力彌漫，一是含而不露，這都與氣的運行有關。氣的生成，是非常緩慢的，它是時間和情感共同的結果，這一點和小說的創作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小說家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氣運筆，讓一切在筆下自由地呼吸。要想做到真力彌漫，前提是元氣充沛；作品構思的過程，就是氣慢慢凝聚的過程。要做到含而不露，不要一瀉千里，要擒縱有道，收放有度，讓氣息循環往復，生生不息，這樣的作品才會給人氣韻生動、意猶未盡的感覺。

文學是一項古老的手藝，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寫好每一個作品。好作品的誕生不僅需要創意，需要生活的積淀，也需要千錘百煉的工匠精神。在創作的過程中，寫作者需要斟酌文字，記錄人物獨特的情感波動和心理的微妙變化；創作完成后，還需要多次打磨，比如可能需要增減一兩個小章節，也可能需要對結尾進行微小的調整，讓結尾更富暗示性、更加綿長、更有余韻。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的品質，自然離不開語言。愛爾蘭作家克萊爾·吉根曾說：“我寫作，是因為喜歡聽語言碰撞的聲音。”小說是語言的藝術，作家的面貌，很大程度是靠語言來區別的。一個作家不懂得語言，就像廚師不懂得調味一樣可怕。好的語言應該入口即化，同時又回味無窮。我覺得，好的語言要準確而靈動。語言的準確，不僅是意思的準確，要有講究節奏的準確。語言靈動，才會產生柔軟、蓬松的感覺。只有準確，沒有靈動，是乏味的；只有靈動，沒有準確，則是飄忽的。而要想做到這一點，反復修改是非常必要的，修改是給每一個句子注入生命的熱度，多一個字，少一個字，意思或許沒有變化，但節奏發生了變化，味道就會隨之發生變化。

文學創作當然需要技術，但不能只有技術。寫作者最重要的工作是找到屬于自己的那一片土地。我很認可費爾巴哈的一句話：“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歷史的產物。”作家歸根到底是文化的代言人，如魯迅之于紹興，老舍之于北京，沈從文之于湘西。文化給作家的作品提供了最豐富的滋養。無情則無文，如果一個作家對他身處的時代、對他腳下的土地，沒有赤子般的深情，他寫出的作品絕對不會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我所生活的粵港澳大灣區是作家創作的富礦。這里的文化，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深厚、多樣的傳統文化，另一個是面向世界的現代性經驗。因此，我近年的創作，除了長篇小說，還有不少非虛構作品。有人說，作家不僅要有寫作的能力，還要有行動的能力。我的非虛構作品，都是行動的結果。我希望深入到大灣區歷史文化的肌理中去，以文學的方式展現我感受到的大灣區傳統文化之美。

人類有兩大敵人，一個是貧困，一個是空虛。因此，真正的富裕，是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富裕。物質富裕是精神富裕的基礎，精神富裕是物質財富的升華。一個時代、一個社會要想實現精神富裕，必然呼喚文學的高質量發展。文學的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人才，標志在作品。魯迅先生曾說：“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時代在變化，寫作的難度也在增加，我們要做人民的學生，到人民中去，為人民書寫，提升生活厚度、情感溫度、審美高度，用帶著體溫的好作品，用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好作品，構筑中華民族的精神大廈。這是我們的使命，也是我們的光榮。

（作者系廣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