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蒼狗。躋身編席40年，曾為諸多前賢師友編輯出版了不少本書，作者大多已為古人，而我也成“靠南墻，曬太陽”的八十老翁了。這一切，俯仰之間已為陳跡。追憶編輯生涯，雖不乏風和日麗、書香人和之果，亦有敗走麥城、愧對師友的無奈。今日憶及，仍汗顏不已。

謀事在天

上世紀90年代初，應某出版社之請，為其編選《中國近現代名人手跡》，蒙馮其庸先生俯允當顧問，審讀書稿并慨然賜序；趙樸初、朱屺瞻二老揮毫題耑；劉海粟、蘇步青、季羨林、蕭乾、張岱年、吳冠中、華君武和黃苗子等一批時賢不吝賜墨。

我上躥下跳，忙碌二年，書稿已出校樣。孰料天不時，出版社主將換帥，繼任者覺得該書要賠本，幡然毀約。一腔心血付諸東流也罷，只是我無顏面對江東父老，不得不致書各前輩乞求寬宥。感恩先生們的大度，大手一揮，云：“風云變幻是常事，不出就算了。”平安畫上了句號。彈指三十年已過，愧疚之情揮之不去也。

殃及池魚

池魚者，馮驥才也。

我喜歡“多事”，多事即有事；自己遭難也罷，還殃及池魚。

某年我到武漢出差，返寧時在武漢碼頭書攤上，瞥見一本《中國攝影四十年》畫冊，順手一翻，看見內有《獻忠心》等老照片。職業敏感告訴我，此類照片放在我正編輯的《100個人的十年》中作插圖再貼切不過。那年月我對攝影照片的版權沒有意識，也聯系不上作者，便坐地自劃將有關照片用在書上。出書后，圖片作者李振盛先生一紙訴狀，將出版社與馮驥才告上法庭。白紙黑字俱在，出版社侵權是鐵板釘釘。原告把書之作者馮驥才也一并綁架，就有點莫名其妙了。由于我的過失把馮驥才卷入案中，累得馮驥才接訴狀、寫答辯、請律師，還得去應付小報記者的騷擾和某些人的蓄意中傷，身心疲憊。失火帶鄰居，罪過，罪過。

所幸南京市中院明判：出版社侵權，賠償并道歉；馮驥才與此案無關。原告不服，上訴至江蘇省高院，高院維持原判。明示：“馮驥才作為文字作者，對出版社如何使用插圖，是否合法使用，沒有法定的審核義務，故不構成對李振盛著作權的侵害。”一場號稱“新中國照片侵權第一案”就此落幕。后，南京《周末》采訪馮驥才，他通達，以順口溜化為一笑：“本是無中有，終究有成無。勝者不糊涂，敗者自清楚。庭內有真知，法外無好處。跳過絆馬索，挺舉走江湖。”結案后，我上津門向馮驥才謝罪，他比劃自己的身子幽默地說：“三年官司，你幫我減肥，瘦了一圈。”

這場殃及池魚的官司，并沒有影響馮驥才與我的感情，后來出版社為他出了十卷本“名篇小文庫”，我們的友誼一直延續至今。

無中生有

慕“茅獎”得主霍達大名，我通過友人援手，組到她的長篇小說《未穿的紅嫁衣》。那是一部較早反映我國南方某城市改革的長篇小說。霍達把這厚重的新長篇給我，算是“賞臉”。可我有負厚望，校對粗疏，錯別字超標，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出現了“離奇”的錯誤。

該書是以南方某市為背景，書中常出現南方方言“冇”（讀mao），即“沒有”的意思。在校讀付印樣時，我清楚記得“冇”字是對的，可出書時，“冇”竟變成了“有”。我十分驚駭，找到淮陰承印廠，質檢科胡科長查明，原來是改版師傅幫了倒忙。那是鉛印時代，那位改版師傅沒有讀上下文，也不認得“冇”字，他自以為是“有”字，覺得可能是鉛字磨損，磨掉了里面的兩橫，遂擅將“冇”統統換成“有”。這一改，字義全反了，而有些句子政治色彩很濃，如上綱上線就是“反革命”了。胡科長告訴我，廠里處罰了那幫倒忙的師傅，扣了他半年獎金。

發現問題后，我立馬給霍達連寫兩封信，自責、說明原委，并鄭重道歉。時霍達在香港寫《補天裂》。信是其愛人王為政代復的，鄉賢為政也是我友，他宅心仁厚反安慰我，說事既已發生，再版時更正即可，不必過分苛責自己，并幽默地說這一畫蛇添足，真是“無中生有”。

拆梁換柱

我與董橋相識也屬偶然。1998年我在香港《大公報》發了一篇《百歲人瑞蘇雪林》，不意被董橋看到。他寫了篇《蘇雪林是誰？》相呼應，回憶他在臺南成功大學讀書時與蘇雪林的交往。《大公報》編輯溫海先生將此簡報寄我，使我產生結交董橋的欲望，遂成文友，其目的是想出他的書。我致函董橋表述心跡，董橋婉謝，說已有三聯等出了，他不想把書出得過多過濫。直至2004年我行將退休，向他表示欲為他出本書，作為編輯生涯的收官之作。董橋礙于面子，遂請胡洪俠先生選編了《舊時月色》，玉成了我。

《舊時月色》送審，由于香港與內地文化背景不同，被主審者刪去七篇。我語董橋。董復信云：“《舊時月色》篇目看了，都沒問題，我只要求要刪的最好全篇刪去不用，千萬不要刪文中的字句而若無其事的照登文章，這點煩你代我注意。”我說“當遵命”。

然在操作時，有兩篇文章我實在太喜歡，不忍舍去。只是文中某個字句比較“刺眼”，于是我拆梁換柱，“剜”去那兩處“刺眼”的字句，稍作潤飾抹平。忘了承諾“遵命”，“若無其事的照登文章”了，我竊思董橋絕不會一一照原稿比對的，董橋可能至今也不知道我玩了“拆梁換柱”的把戲，但這件事在我心中是個“結”，如鯁在喉，還是說出為快。每每想起自己對朋友背信，不覺愧意陡生。借此對董橋兄說聲：“對不起。”

負“金”謝罪

是負“金”而非“荊”，說白了是我代表出版社璧還劉恒應得的版稅并向其謝罪。在編輯生涯中，這是一件令我此生最痛心的一件事。

我與劉恒過從不是很多，但我倆互敬互重淵源頗深。某年，我社擬出版《八月叢書》，我請劉恒支持，他一口允承。當時出版社允諾為入選的每位作者出一部長篇和一部短篇小說集，實際上有些作者一直未給長篇。劉恒是厚道人，在短篇集《連環套》出版后，馬上把新作長篇《蒼河白日夢》給我。殊不知當時有多家名氣大實力雄厚的出版社競爭這部長篇，劉恒一一謝絕。劉恒是一諾千金的君子，堅持交由我社出版。

書出版后，銷路不錯。可是我社大老板不知作何想，加印竟然不通知我這個責編。劉恒當然更不知。數月后的某日，劉恒夫人在書店偶然見到二版書。劉恒信云：“前幾天上街，偶然看見《蒼河白日夢》第二版，心中極為不悅。出書前的情景兄或許記著，當十幾家出版社均強索此稿，且有一家愿付數萬元之酬，我曾將此情況告訴你，說明我想就高不就低的意思。你還記得你為索稿說的話嗎？總之我以友情為重，其所失你不應該不明白。”（1994年12月13日信）

劉恒寬厚，雖與社（非我）里交惡，然不出惡聲。信中他還囑我問候大老板。他幽默，信末又云：“作者是馬，出版社是跑馬場。割馬肉，哪怕只有一絲，也委實受不住！來日方長，煎之何急呀！”看到這里，我如五雷轟頂。心如刀絞，簡直如割我的肉。我立馬紅著臉找老板大干了一場。疾呼：“堂堂的國家出版社，怎么能干出如此偷雞摸狗的勾當，這讓我以后怎么見人？”我要求出版社向劉恒道歉并補償。白紙黑字俱在，老板自知理虧表示同意。所謂補償，只不過是補點應得的版稅而已。記得那時還沒有劃賬一說，次日，我攜款進京，坐臥鋪，我怕錢被竊，把錢裝在鋁皮飯盒里，晚上睡覺枕在頭下。劉恒太厚道了，熱情留飯，還將他新出的“文集”簽贈于我。當我說明原委表示歉意時，他直搖手：“不說了，不說了。”

愧對劉恒，我的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