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時分成為人文學科危機在社會層面“顯化”的時刻

每到畢業季，各高校的畢業致辭總是牽動著人們的目光，掀起一年一度的“周期性情緒”。畢業致辭篇幅短小且金句頻出，能讓讀者一窺當代學院精英的思想風采，因而比較容易成為互聯網上被頻繁展示的流量景觀。畢業致辭最能觸動心弦之處，莫過于其“最后一課”的屬性。“最后一課”處于學校生活與社會生活、“應然”之理想與“實然”之現實的交界處，因而師長們以何種姿態、口吻、導向來致辭，絕非易事，既要避免流于高蹈與說教，又要鼓舞即將“遠行”的青年，進而契合這一充滿儀式感與標志性的時刻。事實上，畢業致辭也是“教師自述”的時刻，作為教師的致辭者需要盤點自身工作的內容、方法與成果。畢業致辭同時也是某種“社會文本”，大眾對之的閱讀與評價，尤其能體現時代對于高等教育的需求。

因此，畢業致辭或許能夠成為我們思緒延展的起點，在這樣一個“交界處”觀察理想與現實、學院與大眾的交匯。在這交匯中，“緊張感”最強烈的似乎發生在人文學科，社會大眾對于人文學科的評價，往往與人文學科的“自述”存在較大落差：前者持有實用主義與工具主義的態度進行評估，尤其是在“畢業”這一不得不直面現實的時刻，而后者往往使用自己的語言捍衛人文學科的價值與獨特性。于是，畢業時分成為人文學科危機在社會層面“顯化”的時刻。畢業致辭在社會層面所引發的種種觀感代表了大眾對于“人文學科”的不同定位、不同需求。尤其是關于文科的有用與無用之辯，正是人文學科危機的體現之一。

人文學科面臨的危機是全方位的，其衡量指標包括在校生數量與素質、專業課開設情況、教育方法與教育價值（投入產出比）、畢業生就業情況與薪資水平、社會價值感、學科合法性與自然學科、社會學科的挑戰，等等。在這樣的衡量標準下，人文學科自然被指認為充滿危機——又一批人文學科的畢業生涌入社會，他們會遭遇什么？筆者作為一名人文學科從業者，經常聽到同行自嘲，確實是知識改變命運啊——越改越窮了！而又一屆畢業生的新鮮出爐，意味著又一輪培養周期結束，對于教育成果的“考評”勢在必行，危機意識不能不油然而生。

人文科學總是與意義、價值與歷史相關聯，而這些無法用實用標準來衡量

必須說明的是，今天所說的“人文學科”之“人文”，已與古代中國判然有別。《周易》有言：“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里的“人文”是指用來約束人類行為舉止的規章制度。而今天我們講的“人文”，本身就是一種現代知識組織制度，是相對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而言的一種學科分類方式，主要包括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研究等具體內容。自19世紀30年代開始，科學漸漸地等同于自然科學，而人文科學也需要按照科學模式（實證性、因果律，等等）來建立學科的合法性與評價標準。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人文學科中哲學化、文化化的一面同時存在著。哲學化與實證化、人文化（知識分子化）與職業化（學者化）之間一直存在張力，也構成當代人文學科從業者必須捫心自問的話題。

人文學科始終是作為現代理性、科學觀念、科層教條、物質主義、機械化的某種對立面存在的。美國學者杰弗雷·蓋爾特·哈派姆曾對現代人文學科的含義有清晰總結，他指出人文研究的基本原理包含三個前提，分別是作為客體的文本、作為主體的人性以及作為目標的人的理解。（參見《人文學科與美國夢》，生安鋒等譯，王寧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頁）也就是說，人文學者是以文本及其歷史脈絡為中介，研究人性，并最終指向對“完整的人”的理解與守護。當我們回顧20世紀80年代當代中國人文學科的輝煌時期時，就會發現，每當來到意義重建、價值重建與歷史觀重建的巨變時期，“哲學化”而非“實證化”的人文學科就會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由此可見，人文科學總是與意義、價值與歷史相關聯，而這些都無法用工具主義、實用主義的標準來衡量，而工具主義與實用主義恰恰是今天主導性的評價邏輯。人文學科所面對的科學化律令與主流評估標準，跟它本身對于意義、價值、歷史的親密關系，構成一對恒久的矛盾，在歷史進程中反反復復以各種形態出現。

帶著這樣的困惑，筆者于2023年11月4日召集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第104期青年文藝論壇，主題為“人文學科，位置何在？——在‘科玄論戰’與‘人文精神大討論’的延長線上”。與畢業致辭不同，這場論壇是從業者之間的討論，邀請了近十位研究者、出版人與媒體人共同探討。這種討論方式依然是“人文學科”式的，執著于文本與歷史的解讀，但解讀方式絕非學究式的，并非要將歷史作為“紀念碑”高高供奉。相反，這次討論攜帶著強烈的現實困惑，將兩次知識界的討論合而觀之，希望能夠從中看清“其所來路”，并為當下提供思考資源。2023年是科玄論戰100周年，以及人文精神大討論30周年，貫穿這兩場論戰的核心問題之一是，通過現代學術，現代人如何在科學霸權與工具理性主導的時代中安頓自己的主體性。這關涉文藝、道德、人生觀等問題。今天這樣的問題并沒有被解決，反而更加突出，似乎也更加無解。科技正在快速改變日常生活和倫理世界，理性化時代里面意義的問題不斷涌現，這本應再一次召喚對于人文學科的需求，卻悖論性地迎來“文科無用論”的論調。或者說，這類論調，正是人文學科未能很好承擔自身使命的結果。

尋找改變的契機，一點點拓寬有所作為的空間

當然，批判是容易的，但往往也是廉價和無效的，首要的是應該對現狀有更深刻的認識，并從中尋找改變的契機，一點點拓寬有所作為的空間。或許有兩點是當前需要正視的維度。

其一，學院制度對于人文學科與人文學者的影響。去年底有個段子流傳甚廣，即“一個人文學科青年學者如果從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沒有開夠四次會，那就說明你還沒有真正融入學術圈，該努力了……”這個段子揭示出當前人文學科青年學者生存狀況的一角——接連不斷的學術會議、項目制管理、量化考核、填表報銷、薪資待遇偏低——這些足以讓青年學者們殫精竭慮，很難想象在這樣的前提下，還能剩下多少精力放在教書育人的事業上。這類結構性暴力與形式理性下的實質性不合理，是個人難以抗衡的，并且內化為更年輕一代青年學者的精神焦慮。一定程度的學科制度與管理考核制度當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制度本身教條化、形式化之后，是對人文基本精神的嚴重背離。

其二，媒介變化對于知識生產的影響。除去學院體制，學者往往選擇與出版社、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等力量合作。20世紀90年代，這樣的合作往往備受鄙夷，而如今，“知識網紅”的誕生早已令人見怪不怪，一個深度媒介化的知識傳播體制已經形成。這意味著知識的傳播更具即時性、互動性、現實針對性，更被媒介制約，并且需要提供某種情緒價值。這在很大程度上沖擊了高等教育的知識傳授特點。對于當代人文學者來說，要不要適應以及如何適應這樣的變化，成為必須思考的問題。新媒介既可以幫助提高學者的聲量與影響力，但同時也帶來巨大挑戰——是否有能力對公眾發言？是否能與新媒介平臺良性合作？除了做知識的搬運工，能否真的提供新思想與新見解？從這個角度看，人文學科的挑戰與機遇并存。

總之，畢業致辭所帶來的“周期性情緒”應該彌漫為日常工作中一步步堅實的反省與改變。時代正在發生巨變，人文學科無法自外于是。當我們追問何為“理想的人文學科”，并非要尋找一個固定的結果，而是想要探究人文學科如何與其他學科一道加入了解這個時代與時代中人的巨大認知工程，如何向他人恰當表述與論證自身的工作價值，如何建設一方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這不是要重復文化保守主義，而只是因為，與人文學科密切關聯的歷史、價值與意義，在任何時候都是必需且珍貴的。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