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及唐詩，永遠繞不開杜甫的名字。杜甫筆下的世界，“千匯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其中蘊含歷史的真實、廣闊與深刻，吸引千百年來一代代讀者探究。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趙彥春《杜甫詩歌全集英譯》，是杜甫所有詩歌的第一個韻譯本，也是目前收錄杜詩最多的全集英譯本。譯者趙彥春系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上海大學翻譯研究出版中心主任。其譯本試圖彌補此前所出杜詩全集英譯本在韻律方面的缺憾，更加注重詩歌格律與情感共振，在譯文中努力保留“詩味”，展現杜詩的音韻和格律之美。

在詩意的跨語言轉化中，如何傳遞詩歌的形與神？ 中華讀書報記者就此專訪趙彥春，探尋譯者如何用另一種語言重現杜甫的詩歌世界。

中華讀書報：此次出版的《杜甫詩歌全集英譯》十卷本收錄1400余首杜甫詩歌，是目前收錄杜詩最多的全集英譯本。您翻譯杜詩全集，有何契機？

趙彥春：決心翻譯杜甫全集，源于我長期以來對翻譯中華傳統文化典籍的興趣。我最初學習的專業是英語，后來研究語言學。出于愛好，自己翻譯過包括《長恨歌》在內大約十首左右白居易的詩歌，也譯過二十首左右的杜詩，當時十分滿意。之后就有組織地翻譯更多經史子集的名篇，如《詩經》全集、《道德經》全集、《易經》、《論語》全集、《莊子》全集、《文心雕龍》《墨子》等等。其中，翻譯《三字經》的過程讓我開始思考：《三字經》翻譯成英文后，是否還能保持“三字”的形式，保留它特殊的文體并押韻合轍？帶著這樣的目標完成《三字經》后，我有意將同樣的翻譯原則應用于其他中國古典文化作品的翻譯，而杜甫詩歌有其獨特的風格和文字結構，非常需要運用這樣的翻譯方法。

中華讀書報：從1741年杜甫的《少年行·其一》被譯成英語算起，杜甫詩歌英譯已有280余年的歷史。來自中外的諸多翻譯家曾留下多種譯本，您如何評價既往的譯者和譯本？

趙彥春：過往有些譯本在表意方面存在缺陷。比如漢學家宇文所安翻譯《望岳》中的“決眥入歸鳥”一句，將“決眥”譯作“splitting the eyes”，表示拆開了眼睛，已經背離了詩歌的原意。這是因為譯者受到西方一種“細讀”的思潮影響，進行字本位的翻譯，但漢語本身并不是字本位。中譯英是兩種語言系統之間的切換，而不是字對字的切換，必須充分理解杜甫的本意，才能翻譯好詩歌。

這種翻譯不準確的現象不僅發生在杜詩，也出現在其他中國古籍的英譯中。比如漢學家威廉·瓊斯，他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將《詩經》譯得極美，卻如同往曲中填詞一樣，為了保留詩歌的形式而改換了原意。在我看來，翻譯首先要將語義表達正確，其次才是在詩學上的追求；先達意，再傳情。理解其含義，駕馭其情感，運用掌握的詞匯知識、句法知識、修辭知識，融會貫通，轉換到另外一種語言，寫成另外一種詩歌，這才是把漢語詩歌翻譯成了英語詩歌，而不僅僅是把漢字轉變成英語單詞。

中華讀書報：此次翻譯《杜甫詩歌全集英譯》耗費了多長時間？ 前人的譯作給予過您啟發或參考嗎？

趙彥春：1400多首詩，單論翻譯工作本身，大約耗費半年時間。完成翻譯后還要做注釋校對，累計用了一年左右。專注于翻譯的時候，我一天工作13到14個小時，因為要保持工作的連貫性，一旦停下來，就會覺得完成全部翻譯工作遙遙無期。

我在翻譯的過程中并不會參照前人的譯本。一方面這會拖慢進度，另一方面看了別人的翻譯，我自己的想象力可能會被束縛。而且過往的杜詩英譯，大多是節譯、選譯，本次翻譯的杜甫詩歌全集則是以中華書局的版本為底本翻譯的全譯本，其中一部分詩歌可能是首次被翻譯，并不能找到過去的翻譯作為參考。

中華讀書報：本書序言中提到“直譯盡其可能，意譯按其所需”的翻譯原則。在翻譯過程中您是如何選擇不同的翻譯方式的？

趙彥春：我對翻譯的追求，可以概括為“是其所是，形神兼備”。所謂“是其所是”，就是保持作品的本來面貌，它本身是什么，翻譯之后也是什么樣子；所謂“形神兼備”，就是既不能保留了形式而丟失了本意，也不能只追求翻譯準確而喪失了詩歌本身的形式。以此為標準，在直譯與意譯之間進行選擇。

例如前面提到的《三字經》，要做到“是其所是”，保留其“形”，翻譯成英文，每一句仍應是三個單詞。如果直譯，就做不到押韻，也難以在這樣有限的篇幅里表達原有的意思。所以就要有所變通，采用意譯的方式。例如，直譯“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的前三個字，可能需要譯作“If you give a birth to a child, but do not ed?ucate him……”（如果你生了一個孩子卻不教育他）；而將這四句作為整體進行意譯，保留其原本的三字句式并保持押韻，就可以譯作：“What’s a fa?ther？ A good teacher. What’s a teacher？A strict preacher.”（何為人父？一位良師。何為老師？一位嚴厲的傳道者。）如此，改變了原本的陳述，變成設問句，一問一答，起承轉合，內含隱喻，自成一體，但表達的仍是原本的意義。

而傳遞詩歌的“神”，就需要對詩句本身有正確的解讀。語言結構非常奇妙，杜甫的詩歌更是呈現出豐富的語序，像擺積木一樣排列組合，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如果逐字去看，是無法理解的。這兩句詩在現代漢語中的語序應當是“岷嶺收紫芋，陸池種白蓮”，而杜甫把名詞拆解，形容詞前置，謂語動詞放在中間，在押韻的同時營造特殊的意蘊。又比如“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應當被理解作“鸚鵡啄余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理解正確后，再進行直譯。這一步如果理解錯了、含混了，翻譯自然就是錯的。

中華讀書報：此次翻譯的杜詩全集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全集韻譯本。“韻譯”如何跨越語言的壁壘，實現韻律節奏的保留？

趙彥春：漢語詩歌經過魏晉南北朝，至唐朝進一步完善，形成固定的格律，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平仄。平仄聲調使詩歌便于吟唱，富有節奏感；同時也在科舉考試中訓練廣大疆土上不同地區文人的發音，起到今天推廣普通話、統一發音的作用。而翻譯成英文后，就不存在平仄了，與之相對應的是英文中的抑揚格，即輕重。我們將把漢語的平仄變作英語的抑揚，語言就會在朗讀中自然流動，保留原本的節奏。

在翻譯律詩時，我們要根據原有的節奏確定翻譯后的音節數。五言詩譯作4個音步、8個音節，七言詩譯作5個音步、10個音節，使漢語與英語詩句的稠密程度保持契合。英譯后與原詩相似，一般采用隔行韻，“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也就是第一行和第三行不一定押韻，但是第二行和第四行需要押韻；或一、二、四行押韻，第三行隨意。押韻的例子如“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譯作“Drifting,drifting,where shall I lie, A seagull between sea and sky？”，實現了“lie”與“sky”的押韻；“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譯作“When I reach the top to view all, All moun?tains under me are small”，實現了“all”與“small”的押韻。譯者需要了解原作者想表達什么，找到對應的相似的形式和語言，使譯文保持原作韻味。

中華讀書報：翻譯杜甫詩歌全集以及其他中國文化經典，對于學術研究以及中國文化的傳播有何意義？

趙彥春：中國古代文明在西方的較廣泛傳播，可以追溯到明朝時期利瑪竇來華。傳教士本身并不是專業的翻譯家，對中華文化的傳播在翻譯這一環節存在許多誤讀與誤譯。但這一問題在近幾百年中，仍然只實現了極其有限的改善。今天的許多西方人聽說過杜甫，知道杜甫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堪比荷馬之于古希臘、莎士比亞之于英國，卻無法像中國的西方文學愛好者喜愛莎士比亞那樣，真正了解杜甫、理解杜詩。這是因為我們有優秀的《莎士比亞全集》中文譯本，而杜甫詩歌卻沒有足夠準確的英譯本。詩歌作為能夠喚起全人類共鳴的共同文化遺產，需要被翻譯成更多人讀得懂的語言，讓更多人看到中國古代詩歌的輝煌成就。

翻譯杜詩全集而非選譯，能夠為西方學者研究漢學、比較文學等學科提供必要的資料。牛津、劍橋、哈佛等國際知名高校，大多設有東方學專業，甚至有杜甫研究會、李白研究會、白居易研究會等等研究機構。這些院校的圖書館里應當有完整、準確、保留著原本韻味的中華文化典籍英譯本，以英譯本為基礎，還會誕生更多其他多語種的優秀譯本，如此，才能推動中華文化研究的深入發展。

中華讀書報：在完成杜甫詩歌全集的翻譯后，您下一步有何計劃？

趙彥春：目前我已經完成了王維、李白、杜甫的詩歌全集英譯，白居易全集也正在出版過程中。接下來我要著手唐代詩人寒山的詩歌翻譯，他與王維的詩歌因為詩中蘊含的佛學與禪意，在海外的研究也頗多。通過翻譯這些具有代表性的詩人作品，我希望完成《全唐詩》的英譯，這是我未來十年間的規劃。

在翻譯之外，或許我們也可以繼續探索如何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我和學生們正在嘗試運用AI技術編曲，以中國古詩（如李白的《古朗月行》）英譯文作為歌詞，創作現代曲風的英文歌，便于中國古詩在新媒體上以音視頻的形式觸達更廣泛的人群。形式和載體的更新，或許可以讓中國古典詩歌之美跨越文化的山海，走進更多人的日常生活，觸發更多共鳴和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