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說似乎總是跟香港地名學密不可分。為何造成這種奇特景觀？研討這個問題的論著實在太多，葛亮這篇有何特點呢？

我想特點就在于，“雙棲”的葛亮即使引經據典，大談理論，卻仍然不失其小說家之本色。比起純粹的學者，他更關心不同身份的作家對香港相同的“地方”的不同處理方式。他不僅引入“南來作家”張愛玲、樓適夷、王安憶的香港敘事跟一眾香港本地作家做對照，也分析了香港本地作家內部對各自眼里的“地方”的差異化呈現。這就多少松動了關于香港的“鐵板一塊”的凝固想象，借助文學敘事的多元形態開啟了進入香港這個奇異之境的更多通道。這種觀照方式對于認識其他地域的地方性敘事，也不無啟迪。

洪治綱撇開山川自然、社會歷史之類通常所謂的小說“背景”，聚焦于往往不容易被讀者一眼看穿的以人倫關系為核心的另一種“背景”（這或許是他在小說理論上的一次獨創）。他認為有些小說之所以被歸入“通俗”一路，就因為“男女主人公的關系，在背景處理上相對簡單，缺乏復雜的、多重的倫理參照。而優秀的小說往往會在人物關系的背景設置上窮盡作家心智，層層鋪陳，耐人尋味”。

但洪治綱在分析余華的《一九八六年》如何“對瘋子的身份進行了背景式的交代”時，將小說思想內涵與重大歷史事件關聯起來。在他這里，作為山川自然與社會歷史的“背景1”（客觀環境）跟以人倫為核心的“背景2”（多層次人物關系），依舊不可分割。關鍵在于，小說家如何將上述兩種“背景”的內容合理配置在敘述結構的不同角度與不同層面，引導讀者必須經由一定的閱讀理解過程，才能獲得此一過程開啟之前所沒有的新認識。

盡管洪治綱說“背景”問題無關具體的小說技法，但我讀他的文章，還是會油然想到一度流行的“冰山理論”，以及從繪畫那里借來的前景、中景、遠景之類的說法。尤其看他分析《傻瓜吉姆佩爾》的敘事翻轉，亦即小說家辛格如何將眾人眼里不折不扣的傻瓜，最終塑造成比牧師還更能凈化他者靈魂的圣徒，就知道洪治綱其實是提醒大家，必須特別關注小說敘述如何合理而精準地呈現事物本身所蘊含的先后、主次、遠近、明暗、顯隱、真假、表里等邏輯秩序。正是這一點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一次次移步換景、漸入佳境的靈魂漫游。

讀優秀小說，就是要跟作者一道“把欄桿拍遍”，把足下大地走得滾燙，深味每一塊“地方”與一人群的深刻因緣；也是要跟作者一道，用心智的光輝慢慢照亮藏匿于流俗之見的大幕后面那些有待照亮的豐富“背景”——被各種認知和道德迷霧所遮蔽的真理與真相。

2024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