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是上個世紀的事。我在京都幾次見到中島碧教授，那時她已同荒井健和她丈夫中島長文翻譯出版了錢鍾書的《圍城》，又獨自譯出了楊絳的《干校六記》，對錢、楊作品的熟悉，遠在我之上，與她談現當代中國文學，我總是有點心虛，幸好我還可以和她談另外一個話題，那就是1970年代前后日本的一個有名小說家高橋和巳。她和高橋和巳都是京都大學小川環樹的學生，而我們知道，早在錢鍾書的《宋詩選注》1958年出版不久，小川環樹就發表過一篇頗有影響的長書評予以肯定。

中島碧去世也有20年了，未曾想，在吳學昭所編《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三聯書店2024）里，忽然看到她寫給楊絳的那么多信。寫于1980年代的信，大部分都是在討論《干校六記》的翻譯出版，到了1990年代，錢鍾書和錢瑗相繼患病去世，信中除了慰問，也談到自己。她說她了解楊絳的“苦境”，可是幫不上忙，“心里實在難過”，由此想到自己的“苦處”，在于勉強做了幾十年的文學研究和教學，都不適合自己，也就一直做不好，“到晚年心里覺得空虛”，所以，有一次她聽楊絳說道：“反正我們是女人吧！”一面體會到其中包含有楊絳幾十年來經歷過的種種甘苦，一面也得到深深的安慰（258-259頁）。在上個世紀，不管中國還是日本，女性學者的人數都非常少，每一個人都仿佛自己領域中的孤島，中島碧又是一個對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可以想見她承受的壓力，也可以想象楊絳這句出于無奈而又帶著自我寬解的話，的確能讓她緊繃的神經放松，因此她后來說想要再見楊絳，“好像想念自己的母親一樣”(286頁)。當然，她不知道八十多歲的楊絳，那時正處于“每晚服四粒安眠藥”的高度緊張中（楊保俶信，408頁）。

《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 ，吳學昭 整理 翻譯 注釋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據吳學昭說，楊絳晚年銷毀了許多信件，保留下來的只有《錢楊親友書札》中的這么一些。親屬來信中，有父親錢基博寫給錢鍾書的，有姐姐楊壽康和弟弟楊保俶寫給楊絳的，還有堂妹夫許景淵寫給槐絳大兄嫂的，有親情在里面，都彌足珍貴。但更多的還是友人來信，如向達、蔣天樞、王岷源、蘇雪林等所寫。在友人信件中，來自海外的又數量最大，除了首屈一指的中島碧，還有德國莫芝宜佳、澳大利亞白杰明、美國葛浩文、斯洛伐克安娜·多雷日洛娃、英國伊夫琳·麥克斯韋爾、日本藤井省三、前蘇聯索羅金、意大利賈憶華等人的來信，他們有的是錢、楊著作的外文翻譯者，有的是錢、楊研究者，也有的是在錢、楊出訪時接待過他們的。在這些來信中，我們可以看到自1978年改開以來，錢、楊二位在海外有著什么樣的影響力，又何以有這樣的影響力。盡管錢鍾書自謂“七十老翁，不宜走江湖賣膏藥了”（錢復宋淇，51頁），在那個時代依然抱“出世”的態度（宋淇信，79頁），但是如身居香港的宋淇引述澳大利亞柳存仁的話說：“寅恪先生之后有誰？默存先生之學現又有誰可獲其心傳？”（85頁）他在海外華洋學者中間，還是有“高山仰止”之望，而楊絳的《干校六記》也是出版不過三、四年，就有了英、日譯本。這些來信，有的到現在讀起來也還讓人覺得溫暖，如翻譯過《圍城》的莫芝宜佳在錢鍾書去世后寫信給楊絳，就說“你什么時候都有我，什么時候都不是一個人”（134頁），說“您長長的信中寫您的生活，您的計劃，您在院子中的情致，不僅讓我放心，還很讓我欽佩”（136頁）。如日本的櫻庭弓子在信中也說到，她會繼續已故中島碧的工作，將《我們仨》譯成日文，而這是基于她對楊絳一手好文筆以及積極的人生態度和作為知識分子的矜持與責任感的佩服（344頁）。也許就是這個原因，讓楊絳到最后也“下不去手撕毀”它們（整理者言，7頁），于是便給我們留下了認識錢、楊以及屬于他們那個時代學術文化氛圍的寶貴資料。 

1980年前后，錢鍾書的著作，無論是新編的《舊文四篇》《管錐編》《七綴集》，還是重印的《圍城》《宋詩選注》《談藝錄》，每一出版，無一不洛陽紙貴，與此同時，楊絳也出版了《干校六記》《將飲茶》《洗澡》。回想起來，僅就閱讀體驗而言，那時的我更喜歡楊絳，喜歡她不熱衷、不摻合，文字里面有一種松弛感。正像馬文蔚信中所說，楊絳的文章，字面上平易，內容卻深刻，“像一條廣寬的大河，水面平靜舒緩，里面博大深沉”，還有那種幽默感，“須細細去品”（320頁）。又像許國璋信中所說，在回憶過往的這些作品里，楊絳“沒有譴責，沒有挖苦，更沒有濃筆”，是“文明之極致”，故也可作“培養文明”的教材（318頁）。我想許多人包括中島碧都看到了楊絳的這一長處，也都從她“輕松閑適的筆調“（茅于美，206頁）中汲取過力量。

楊絳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說她在夢中登上了一條開往孟婆店的自動化傳送帶，當她去找座位的時候，只見教師座、作家座、翻譯座都坐滿了乘客，到處沒有她的位子，她便在傳送帶橫側的一只凳子上坐下來，夾帶著私貨看了一路熱鬧（《將飲茶》代序《孟婆茶》）。這個寓言的含義，很像傳統所說“無用之用，方為大用”，或是現代人說的“退一步海闊天空”，與楊絳寬慰中島碧的那句話“反正我們是女人吧”異曲同工，表達的是同一種人生態度。《我們仨》的德文翻譯者莫芝宜佳也看到了這一點，她引楊絳講的這個故事，說楊絳的作品其實富于變化，賽過七十二變的孫悟空，而楊絳本人在“最困難的時候還可以保持觀察力、清醒的判斷、輕松的幽默”，又最是難得（166-167頁）。這本《錢楊親友書札》就是楊絳在最困難的時刻，經過選擇，留給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