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周榮池創作的長篇小說《單厙》（原載《小說月報》2022年中長篇專號，厙讀shè）2022年4月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小說以運河之畔下河小城百年風云為背景，講述了一個家庭三代人命運糾葛的悲歡故事。作為一部鄉土題材的現實主義小說，其在新時代鄉土書寫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本書的出版只是一個開端，如何讓一個故事常講常新，是一部小說具有生命力和生長力的重要特征。時隔兩年之后，圍繞“書寫鄉村舊事的價值何在”這一話題，我們與作者周榮池再談《單厙》，希望在一部舊文本之中找到有關鄉土寫作的使命、城鄉共生的現狀、指向未來的書寫等有益于文學與社會的嶄新價值。

有關鄉村舊事的表達有沒有失效

問：這個跨度近百年的故事中，事關三代人的很多細節似乎已經遙遠，除了紙本的呈現之外，現實中一切還存在嗎？

周榮池：作為寫作者，我們喜歡沉湎于過去，因為過去較之于現在更具有確認感，也常激發新的見解和情緒。短短幾年較之于《單厙》所講述的一百年不算很漫長，就像一百年之于歷史而言也只不過是一瞬間。我以為《單厙》所講述的故事依舊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講，厙萬年這個家族的故事有某種自敘性質，也有農村普通家庭的代表性特征。它代表了里下河平原中無數村莊和家庭的幾代人的經歷，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虛構其實比紀實更有魅力，因為小說敘述的不確定性使得故事比現實更加有力量——很多人死去了，很多故事結束了，但有一種悲歡交融的歌聲還在不斷地響起，這就像小說結尾厙長天為“小無錫”唱的那首《滿天清》，有某種動人的精神力量。

問：小說中幾個時間節點，有明顯的時代節點和印記，為什么設置這些節點？

周榮池：好的文學作品總有一定的預見性或者超前的寓意，如果喪失了這種特質，再精美的文本也會被遺忘和拋棄。我們今天再看被奉為經典的文學作品，其所承載的見識、情緒以及文本自身的技術，都會有某種當時的超前性和對后世的啟迪性。這可能是這幾年來我不斷反思城鄉關系的一個收獲，特別是在有關鄉土文學與城市書寫關系的思考中，我切實地感受到當下許多文本的態度和能力是比不上過去的。一百年前，魯迅先生在有關鄉土現實的書寫中提出的問題和所呈現的諸多深刻思考，使今天的我們仍能感受到巨大的力量。所以《單厙》所講的過去，是為了連接當下和未來，是用厙家、高家等一系列家族與人物的糾纏，探討著人性、命運等深刻永恒的話題，使得古舊甚至破舊的故事面向未來。

問：文本之外，據您觀察，今天的村莊是怎樣的？

周榮池：農村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甚至可以這樣說，一切的變化正是以鄉村的變化為肇始的，因為村莊的生長某種程度上比城市更為具象。《單厙》里的南角墩原型在地理上已經失去了本名。那么是不是寫《單厙》這樣的故事就沒有意義？我覺得恰恰是因為變化太快，而文字有某種確認感，虛構又有一種保鮮的魔力，想象又可以延伸出更大的時空，加上村莊無論如何變化，但有一種樸素、堅定而又蠻橫的力量存在著，讓過往和小說依舊存在和被需要。這種力量是什么？我覺得有時候它是一朵云，有時候它是一個微笑，有時候它是一段醒不來的夢。

城鄉共生對文學書寫的啟示

問：《單厙》里，現代城市的存在姿態是怎樣的？

周榮池：《單厙》的故事大多數是在鄉村土地上推動的。故事的開端事實上是從舊的城市開始的，是一場水災中各種人物的出現拉開了故事的序幕，但這時候的城市是被撕裂的，人物的最終命運也歸于鄉土。即便是正面寫到的城市，事實上還是具有某種農耕性質的，與今天講的以工商業為主體的城市有著很大的差異，特別是其時人們的精神狀態、處理問題的辦法，還是以家族的力量左右著。高家與厙家某種意義上都是返鄉者，他們在回到南角墩之后就徹底脫離了與城市的關系。在講述厙長天外出當兵，以及厙秋水進城求學的時候，城市仍舊只是一個側影，甚至與他們所在的鄉土有某種對抗關系。然而，從最終厙秋水學成歸來解決鄉村的一系列問題來看，是城市的力量開始滲入鄉土，政治、經濟、法治等通過厙秋水的歸來而抵達鄉村，因此，《單厙》中很少有機會正面出現的現代意義的城市，事實上卻有力地推動故事的發展。

問：在書中你塑造了怎樣的城鄉關系？

周榮池：在《單厙》中，厙萬年是離鄉者，也是返鄉者，厙長天是在鄉者，而厙秋水是離鄉者與返鄉者。從一個農村家庭的經歷來看，城鄉關系的糾葛是一直存在的。我前面一直說城市化對于鄉村的影響，但另一方面，鄉村的情緒和思維也在影響著城市的發展進程。具體到《單厙》而言，比如說“小無錫”從一個南方城市的居民，成為一個省城的文化官員，他的內心總是被一種鄉土的文化所吸引和掌控著。鄉村成了桃花源，也一度成為城市進程中的“飛地”，而鄉村精神中的樸素、義氣和韌性的品性又影響著城市自身前進的探索。這就是我一直在探索的、由來已久的“城鄉共生”的問題，也是《單厙》和我的一系列散文寫作中所談論的問題。

舊事件里蘊含著嶄新的力量

問：鄉村敘事如何有效地面向時代？

周榮池：時代性或許可以通過“過去時”來進行表達。對時代而言，作家思想的豐富性和能力的延展性總是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同時，作家又必須通過某種“偏見”來表現洞見。如果寫作者只是記述，網絡上的碎片化信息或者新聞就可以做到，而文學恰恰應從新聞結束的時候開始。虛構、想象、抒情并不是與時代性相抗爭，而是延展、生發以及壯大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在創作《單厙》時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我不是一味地退縮到過去，也不是畏懼當下和未來，而是為了在關于過往的表達中找到更合理的見識和辦法。作為一個鐘情現實主義的寫作者，我更愿意在一些舊的事件中去尋找某種嶄新的力量，如果這能夠體現出一定的時代性則是萬幸。但如果我們的努力達不到這樣的目的，那只有更加堅定地去修煉“偏見”，這樣才能滋養個性，形成具有特征的文本和表達。

問：是文學，還是個人自傳、地方志或風俗博物館？這是里下河文學有時會面臨的追問。對這個問題您怎么看？

周榮池：一個作家當然更愿意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單厙》有自述的色彩，這對鄉土作家而言，操作起來更加簡省和熟稔。自敘傳色彩和地方史志的引入，在我看來會使文字更加真誠可靠。與此同時我也深切感受到，鄉土文學盡管有大量的作者和文本不斷地出現，但是準確、科學而規范地承載地方史志，特別是關注微末的鄉村文化，這些方面做得并不夠踏實。在《單厙》中，民歌、歇后語、方言以及風俗的描述都有著特定的意圖，它們不僅僅是載體和形式，而是作為鄉村本身站立在文本之中的。我覺得，這并非抱殘守缺，而正是體現了某種堅定的時代特征，因為這是在拒絕遺忘。

問：這樣看來《單厙》所講的舊事并非“守舊”，而是用舊的色澤在出新，它可能為今天提供怎樣的新價值？

周榮池：如果一個文本只能給出一個答案，這樣的答案不可能是標準的，更不可能是完美的。《單厙》和很多現實主義作品一樣，并沒有打算給出任何答案——很有意思，這個小說開放的結尾中有一句話“救他們是慈悲，不救他們是解脫”，這句話是第三次定稿時偶然在微信中看見的。也許，一開始善與惡的交鋒就已經有了結果，也許到最后美與丑的對比也沒有答案，這可能是最好的結局——因為答案很可能還在未來，這就是我所奢望的結局——一個故事永遠沒有結局才可能走向未來。